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一个“流亡者”的心灵图景
作者：顾巧云
摘 要：从1972年至今，多多笔耕不辍，纵观其整个创作历程，他的诗歌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品质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多多不同时期作品的细读，探求其内在的精神变化，从而对其诗歌的不同品质特征进行解读。
1972年，多多开始写诗，从此，他将自己称为一个“流亡者”。多多所说的“流亡”亦即北村所谓的“逃亡”，作家“从一个实在空间向艺术空间的逃亡，精神对原有价值观念的逃亡，由此确立他与世界的精神联系”。多多正是将诗歌创作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在其中思考着他与这个世界的精神联系，追问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的诗歌也因不同时期的内在精神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品质特征，或激烈，或宁静，或颓废，或温暖。正是凭借其诗歌的迷人魅力，多多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一、可疑的“朦胧诗人”
1968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当一些人还在为之豪情满怀的时候，一批具有独立思想的青年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冷静了下来，他们发现自己受到了欺骗，在生活的真实色相面前，他们经历了痛苦的探求、思考。多多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善于思考的人，1973年他在《吉日》中写道：“风，吹不散早年的情欲/在收割过的土地上/在太阳照耀下/那些苦难的懒惰的村庄/照例有思想苏醒/照例在放牧自由的生命——”
作为一个觉醒者，他在诗歌中表达了对历史理性主义的彻底怀疑，将那个时代的许多核心词，如“革命”“祖国”“民族”“人民”“阶级”“解放”“战争”，置于一种奇异的想象的文本语境中加以重新考察，诗中常蕴含着一种睿智的反讽。例如，《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
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
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
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
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
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
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
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
在“文革”主流文学中，“人民”是一个“圣词”，它仿佛是力量的源泉，真理的所在，围绕它，在形象选择、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上，都有一系列的程式和规定，在它身上寄予了太多意识形态的东西。但在“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这一不切实际的荒诞语境中，陈述语“人民”受到了明显的“扭曲”，成为非理智与疯狂的替身。“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一句也是似是而非，外在的纯洁“歌声”被实际的“革命”血腥所否定，这一反讽定下了全诗血腥而恐怖的基调，“革命”再也没有了令人炫目的光芒。
伴随着对“人民”“革命”“阶级”等的质疑，是对被时代压抑的“自由”“人性”“知识”“人格”等的重新思考，正如诗人宋海泉所言，“人性在现实中丧失了合法的生存权利，但在诗歌的王国里，它却悄然诞生。肉体可以被消灭，思想可以被禁锢，但是，麻木的感情、被压抑的欲望、对幸福的追求总是会复苏觉醒的”。这一阶段，多多写下了《蜜周》《能够》《少女波尔卡》《诱惑》《钟为谁鸣》等作品，写于1982年的《鳄鱼市场》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首诗通过叙事手段，截取日常经验中的一个个片断或场景，记载下一代人的成长即被毁灭的历史，“我们”从纯真、英俊的少年人最终变成“把尾巴也一块儿穿到裤子里的男人”的历史。于是，对已逝“羞耻”的反复吟唱成为该诗的主题：“再给我们一点羞耻吧！/我们一心只想听到/大嘴巴女人的歌唱/再给我们一点羞耻吧……”《鳄鱼市场》类似于卡夫卡的《变形记》，创造了一种非真实的真实，即一种心理的真实，一种更为本质的真实，荣格说，“在物质和精神未知的本质之间，存在着精神的现实，即心理现实，而这是我们能够经验到的唯一的现实”。在上世纪80年代初基本流于政治层面的“反思”潮流中，这首诗不能不是一个更加深刻有力的低音。
但是，对专制/自由、暴力/人性、虚假/真实的思考，并未使多多成为具有启蒙意识的“朦胧诗人”，对既有意识形态的怀疑，使他陷入了信仰的危机，“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留下少年，面对着忧郁的向日葵……”（《夏》）“太阳”对多多曾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在《致太阳》一诗中，它的光辉遍布“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我们的灵魂。也就是说，“太阳”不仅是个人的象征，更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念。但是“太阳”已经逾墙而走，只留下少年，面对着忧郁的自我。少年的忧郁是伪理想主义破灭后的茫然与无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多并没有“朦胧诗人”的纯粹乐观精神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被称为朦胧诗人实属可疑。而问题还在于，当人们不再用伪理想主义的景观掩盖个人存在的无辜不幸，不再用个人的生命去填充历史必然这个骇人的深渊，又用什么去审视生存的不幸呢？
二、一个存在主义者
“1972年秋，插队白洋淀的多多等四位青年诗人，在圆明园搞了一次野炊活动，在大水法残迹前合影一张，‘戏题曰：四个存在主义者’。这大概是‘存在主义’第一次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登台亮相’，这一登台亮相无可争议地称得上是一种‘先锋文学’姿态。”但是，张清华从整体上否认了当时“存在主义”文学的存在，认为当时的先锋写作仍是“启蒙主义”的，只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极少数的突进者与整个时代和社会之间的游离和叛逆的关系，才使得他们的写作显得特别孤独和具有“个人化”的“存在主义者”色彩。张清华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1973年以后的多多也许是个例外。
1973年多多写下了《手艺》一诗，这首诗区别于此前的任何作品，从类似于“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的宣告式的句式中走了出来，而带有一种自嘲、颓废的色彩，同时也隐含着“对于处境的怨恨锐利的突入，对生命痛苦的感知”，并表现为“想象、语言上的激烈、桀骜不驯”，“这些趋向，构成他的诗的基本素质，并在后来不断延续、伸展”。1973年的《手艺》暗示出多多从叙事的“大我”中走了出来，开始用“我”的眼光观看世界，深切体会着“我”与社会，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即体验着什么是“存在”。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哲学、文学著作曾作为“内部资料”得到译介，并在一些青年中得到秘密传抄，主要有加缪的《局外人》（孟安译，1961）、《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1963），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郑永慧译，1965）等。“存在主义”在中国受追捧，缘于其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主要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外部物质世界及人与自我四种关系的扭曲和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危机和心理创伤。“文革”中上述四种关系的扭曲和异化，恐怕比西方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在前理解上认同了这些“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据说，多多当年就大捧萨特。在“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对个人“存在”的关注，再加之对“诗歌真实”的追求，使得多多的诗表现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他的诗中充满了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无端的死亡，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荒谬和恐惧的内心感受和体验。
暴力/死亡
在诗中多多常以“吃肉”“手术”“石头”“墓碑”等核心意象隐喻暴力和死亡，如《吃肉》《那是我们不能攀登的大石》《当我爱人走进一片红雾避雨》《中选》《北方闲置的田野有张闲置的犁让我疼痛》等，《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的过去》是其代表作。
这是一首极具“现代感性”的诗，显得晦涩难懂，而题目“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的过去”则是一个暗示，它告诉我们这是一首关于“过去”的诗，“过去”是一代人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他们只好不倦地游戏下去/和逃走的东西搏斗，并和/无从记忆的东西生活在一起”（《教诲》）。因此，可以将“投去”这一向下跃去的动作看作是对过去的回忆。回忆遵循的是一种心理的时间，于是“所有的日子都挤进了一个日子”，诗人以一个诗的瞬间包孕“他”全部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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