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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著作郎官“大手笔”心态考论
作者：吴夏平
摘 要：唐著作局制度的变迁，导致郎官创作心态发生变化。从积极方面来讲，追求“大手笔”的美誉是他们创作的主动心态。这与他们撰写碑志祝颂等文章的本职工作密切相关。
唐著作局隶属秘书省，高宗龙朔年间曾改为司文局，著作郎（龙朔年间改称司文郎中）二人、佐郎四人。本文主要结合“大手笔”的渊源和内涵，从著作局制度变迁的视角探讨郎官创作心态的变化。
“大手笔”源自《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①隋唐时期，大手笔涵义约有两层。一是指非常重要的文章。《陈书·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②同书《陆琼传》：“及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③《旧唐书·李峤传》：“则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④大手笔的另一层涵义是指大文章家，张说和苏颋时称“燕许大手笔”，此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考两《唐书》，唐代能够称得上“大手笔”而见诸史籍者，燕许之外，只有李峤、崔融、崔行功、李怀俨和李德裕寥寥几人。他们之所以被推许为大手笔，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创制了许多重要的碑志铭颂。《旧唐书·张说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⑤由此可知，张说誉称为“大手笔”与他擅长碑文墓志的撰作有关。另外，从王珣所草哀册谥议来看，“大手笔”源头所指也正是此类韵文的撰制。武则天时期崔融因创制《洛出宝图颂》和《则天哀册文》等铭颂哀文而被誉为“大手笔”⑥，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据此推测，大手笔在文章层面指的主要是碑志铭颂。若推理不错的话，那么，它就必然与著作郎官产生联系。要明白这层关系，必须了解著作局制度的历史沿革。唐高祖时期，著作局沿袭旧制仍隶属秘书省，主要职责还是修史。但到了贞观三年，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史载“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⑦。太宗将史馆独立出来，剥夺了著作局的修史职能，自此“著作郎、佐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⑧。这种状况终唐之世未有改变。不过，至少在玄宗之前，著作郎官与修史还多少保持联系。据台湾学者张荣芳考证，从太宗到中宗，以著作郎、佐郎本职兼任史官者有九人。自此之后直至唐亡，再也没有一人兼任过史职⑨。而据笔者考证，从太宗到中宗，曾任职著作郎和佐郎者多达56人次⑩。两相对比，以著作郎官本职兼史官者的比例还是很小的。整个唐王朝曾任著作郎官者有179人次{11}，结合玄宗之后无人兼任史职来看，可以说，绝大部分文士从事于修撰碑志祝文祭文的工作。
事实上，著作郎官的创作主要是碑志铭颂之类的文章。出土文献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全唐文再补》卷二《渤海郡太夫人高氏墓志铭》原署“朝议郎行秘书省著作郎张彧撰”{12}。《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录司文郎刘祎之《李勣墓志铭并序》{13}。《唐代墓志汇编》{14}署名著作郎官修撰的碑志有：李贲，天宝126；孔崇道，天宝255；秦立信，至德003；李昂，大历009；钱庭篠，大历034；元万顷，永淳003。《唐代墓志汇编续集》{15}署名著作郎官修撰的碑志也发现两例：徐峻，开元056；张冏，永贞001。碑志之外，铭颂祝文之类也是如此。《全唐文补编》录《般若台铭》云：“大唐大历七年，著作郎兼监察侍御史李贡造”{16}，《大唐新语》卷八：“高宗东封还，幸孔子庙，诏赠太师，命有司为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颖沙直撰进。”{17}《旧唐书·礼仪二》：“（万岁通天元年，铸九州鼎）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等）分题之。”{18}
既然撰写碑志铭颂作为著作郎官本职工作有了制度性的保障，那么，一般文士在入仕和职务迁转两方面都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换句话说，碑志铭颂写得好与不好，一方面关涉到他们是否能进入郎官行列，另一方面也关涉到职务的升降去留。要进入郎官行列，最重要的条件是具有文史之才，擅长碑铭撰作。如《授吴兢著作郎制》：“祗服言行，贯穿典籍，蕴良史之才，擅巨儒之义。”{19}《授胡皓著作郎制》：“属文用思，知名最久，才清调远，寓兴皆新。”{20}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某些文士因文才出众而被破格擢用为著作郎官。如崔融，武则天幸嵩岳时见其所撰《启母庙碑》，深加叹美，及封禅毕，又命撰朝觐碑文，自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21}
进入郎官行列之后的业绩考核，同样以文才优劣为标准。张鷟《著作郎杨安期学艺浅钝文词疏野凡修书不堪行用御史弹才不称职官失其人掌选侍郎崔彦既亏清鉴并请贬退》：“著作之司，艺文之府，既藉贤良，实资英俊。自非干宝赡学，无以措其锋颖；孙盛宏词，讵可尘其简牍？安期才无半古，学未全今，性无异于朽材，文有同于敝帚。画虎为犬，疏拙有余；刻凤为鸱，庸才何甚？文词蹇钝，理路乖疏，终取笑于牛毛，徒自矜于鸡口。……理须放还，以俟来哲。”{22}此处“凡修书不堪行用”之“修书”，依据前文所述，当指碑志铭颂的撰制。由此可见，著作郎官职务的去留升降，均以是否会撰制文章为考量的依据。
著作郎官的选任和迁转，都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能够完成朝廷交付的碑志祝颂等铭文的撰制任务。为仕途着想，文士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提高个人的文学素养。即便不为前途，在制度的干预之下，他们也不得不如此，杨安期就是反面例子的典型。著作郎官既然无法改变修史职能的被剥夺的事实，既然无法改变修撰碑志祭文祝文的命运，他们也只能顺应潮流。况且，著作郎官虽权非剧要，但毕竟属官清望，也是文士安身立命的好处所。因此，从本职工作出发，以积极的心态来对待，或许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职此之故，“大手笔”的美誉便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期望有朝一日能够为朝廷创制重要的诏册哀谥之文，也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尽管由著作郎官而被誉为“大手笔”希望渺茫，但还是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这个梦想。如著作佐郎崔融撰《则天哀册文》而获“大手笔”之赞誉；著作郎崔行功勤奋好学，高宗时与李怀俨同被推许为“朝廷大手笔”。他们无疑是著作郎官的杰出代表，也是后来者学习的典范。而他们的积极上进，同样代表了一部分著作郎官的创作心态。
(责任编辑:古卫红)
本文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项目成果之一，批准号：07ZWX003。
作者简介：吴夏平(1976- )，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①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6页。
②③ 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35页，第396页。
④⑤⑥⑦⑧{18}{21}{23}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92页，第3057页，第3000页，第1852页，第1855页，第868页，第2296页，第4996页。
⑨ 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湾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年版，第253页-第269页。
⑩{11} 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附录》，齐鲁书社，2007年版。
{12}{16} 陈尚君：《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19页，第615页。
{13} 吴钢等：《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14}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5}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7} 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1页。
{19}{20}{22} 董诰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3页，第1123页，第7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