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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小说艺术的深层心理机制解析
作者：郭 燕
摘 要：艺术是最个性化的东西，它决定了我们研究作品除了作一般性质的社会学分析外，更应该注意纯属于作家个人的东西，特别是被掩盖着的深层心理。本文试图从作家潜意识领域来探究性爱积淀对张贤亮艺术创作的影响，并透过其小说结构所显示出来的理性和内在感情心理的离合关系，阐明正是由于潜意识中的性爱积淀对艺术创作过程的充分参与，才使张贤亮小说获得了丰富的美学内涵。
什么是张贤亮艺术创作的最深层的心理动机，许多作者都作过探讨，但无论角度有多么不同，总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从个人经历的时代意义上去寻找。我们知道，艺术是最个性化的东西，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研究作品除了作一般性质的社会学分析以外，更应该注意那些纯属于作家个人的东西，特别是被掩盖着的深层心理。本文就试图从作家的潜意识领域这一角度来探究性爱对张贤亮艺术创作的影响。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从这一角度研究张贤亮，并非想挖空心思地演绎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源于张贤亮所创造的艺术对读者心灵的巨大震撼。他的那本《感情的历程》，我每次在阅读中都不得不时常停下来，久久地沉湎于它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感情波动。我感到悲哀，一种对人的巨大悲哀；想哭，却没有眼泪。这正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所创造的臻于极致的艺术情感境界，从中也能够清晰地体味到作者在写作时含有怎样的激愤、悲哀和慨叹。当朋友用“塞翁失马”来总结他的生活时，他“只能抱之以苦笑”，“说实话，如把这一点痛苦的结果和漫长的痛苦的过程相比较的话，是太得不偿失了”①。是的，他失去得太多了，失去了一个人青春年华本应得到和享受到的最基本最美丽而又永远无法弥补的东西。我认为，正是这些东西成为张贤亮创作的动力，是他最内在最深层的一个感情机制。弗洛伊德的贡献，正是在于他给我们提供了从深层心理结构上来作上述分析的可能。当然，“文学上信奉精神分析学的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来并不是精神分析学家”②，精神分析学并不能代替艺术家的“独立判断”③。我也无意从弗洛伊德那里寻求“准确性”，只是运用心理分析学的精神，来力图解释自己对张贤亮小说的心灵感应，探求作家的深层心理机制。虽然我对张贤亮个人实际的感情生活经历不甚了了，但他在《绿化树》英译本自序中说：“本书是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中的一部分”④。既然是“自传体”，那就至少是作者心灵对其生活感受和“感情历程”过滤后的真诚袒露，这就为我所做的分析提供了一份间接而且可靠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经过了艺术家心灵的过滤，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作家当时最真实的创作心态。
弗洛伊德说：“心理分析学也习惯于观察人们不关心或不注意的细节”⑤，我所要做的也正是抛开人们对张贤亮小说的整体印象和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主题，而把注意力放在往往被人们忽视的细节上，“从中探寻超验的秘密与被掩盖住的东西”⑥。在小说《灵与肉》中，有这样一段对“棕色马”的描写：
他看见一匹棕色马掀动着肥厚的嘴唇在他头边寻找槽底的稻粒。一会儿，棕色马也发现了他。但它并不惊惧，反而侧过头来用湿漉漉的鼻子嗅他的头，用软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脸。这种抚慰使他的心颤抖了。他突然抱着长长的、瘦骨嶙峋的马头痛哭失声，把眼泪抹在它棕色的鬃毛上。
我相信，如果作者得到过母爱或情人之爱的话，即使他处于当时那样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凄苦环境，他也不会对“棕色马”有如此深切的感受和心的“颤抖”。那“棕色马”“用软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脸”的一刹那，正表明他感受到了自己无法得到的母亲或情人般的抚摸，这也正是他“痛哭失声”的根本原因。诚然，张贤亮也说过这样的话：“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⑦这话是真实的，是一种扩大开来的艺术真实（这正是小说主题所在）。但是，这种真实却无法与作者对“棕色马”的那种感受最直接最内在地统一起来。可以这样说，这种统一只是在作者艺术精神上的最高统一，它必须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深层基础，必须在作者的感情深处落到一个实处，这样才有可能将这种感受升华。因此，我认为，指导作者写出这段文字的绝不完全是来自那种艺术精神的理性，更多的是出自与意识相联系的潜意识领域，出自作者写作时最内在也是最自然的心理感受。这在以后的描写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作者是怎样把“棕色马”与母亲般的情人之爱联系在一起的。当李秀芝被富有同情心的郭谝子领到他那间土屋，当她的手在屋里弹着“音阶不同的琴键”“响起一连串非常和谐的音符”时，作者又写到：
突然，他想起了那匹棕色马，心理顿时感到一阵酸楚的甜蜜。他觉得他不仅早就认识了她，而且等待了她多年。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心荡神移的感觉袭倒了他，使他不能自制地跌坐在姑娘旁边。他两手捂着脸，既不敢相信他真的得到了幸福，担心这件侥幸的事会给他带来新的不幸，又极力想在手掌的黑暗中细细地享受这种新奇的感情。
这段可看作是上一段的合乎“意识流”的发展，作者并没有违背自己的心理逻辑，或者说作者天才的艺术直觉不允许他背离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他惊人而杰出地描摹出了自己最深层的心理运动轨迹。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从个人的内在感情逻辑的角度来理解小说的结局，挖掘作者创作时被掩盖住的动机，而不只是从一般社会学意义上去理解。
我认为，潜意识领域中的性爱积淀是张贤亮昔日强烈的创作热情的一个深层心理动机。关于自己前半生的经历，他作了这样的总结：“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八年中，我两次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⑧“当一个人完全认为自己有罪，除了劳动权之外被剥夺了一切社会权利，甚至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以后，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只有一种动物的求生本能罢了”⑨。残酷的现实虽然剥夺了他爱与被爱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爱与被爱的愿望能从他心中完全泯灭，而且现实的压抑和摧残愈厉害，这种愿望就会在心底演变得愈强烈。只不过它的方向不是指向现实，而是深深地归隐于自己的内心，在头脑中成为幻想。这种幻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实的缺憾，慰藉了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成为自己能够活下去的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但对于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追求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是个悲剧，是那个时代对人性摧残和压抑的残酷证明。可最痛苦的，倒不是这种残酷本身，而是自己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这种残酷。时代所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在作者的心中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并且成为他日后巨大的创作热情的动力。屈辱的性爱生活虽然没有成为他理性的创作动机，但它却沉入潜意识中，成为作者那震撼人心的艺术激情的一个内在的心理机制。
小说主题思想的形成，通常依靠理性的哲学思考，但它得以展开的情绪动力，却来自那深层的被掩盖着的潜意识领域，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潜意识中的性爱积淀。高嵩在《张贤亮小说论》中说：“《绿化树》的结构点，是马缨花对章永璘表白的一句话：‘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这就很清楚地说明《绿化树》这部小说的展开依赖于作者对马缨花的感情。不仅这篇小说，作者其他有着较强艺术感染力的小说的结构点，仍然依赖于作者对女主人公的感情，依赖于潜意识领域中的性爱积淀所触发的激情和灵感。正因为如此，一般地说，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要比男性形象更丰满更生动更感人。作者自己也是非常感动于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他在评价电影《牧马人》时说：“在演员中，我特别欣赏丛珊。她简直活现了我在二十二年的孤独生活中的幻影。”⑩对《河的子孙》，他说：“如果问我，在《河的子孙》中你最喜欢哪个人物？我则要回答：韩玉梅！她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在爱情上的痴迷、真挚、热烈、奔放，常使我想起生活中的‘这一个’。”{11}他对韩玉梅的喜爱，不单纯是“这一个”的艺术理想问题，而且是内心深处的感情问题。有时候，潜意识领域中的性爱积淀，不仅是作者产生创作情绪的深层心理机制，而且它还会不时地跳到意识层中，直接演化为小说的故事或故事中的一个情节。如《土牢情话》很可能就是作者在牢狱中对性爱所能做的最美妙最完整也似乎是最实际的幻想，这也就是作者自认为这个中篇“比《牧马人》还感人”{12}的原因。《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章永璘在“独立家屋”中对“女鬼”的幻想：“而我，却搂着我的姑娘入睡了。我把被窝留出一个空挡，这里睡着她柔软的，但却是虚空的身子。”这很可能就是作者过去所经常做的一个真实的梦。关于这一点，作者曾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社会身份和经济条件都不许我感关雎而念好逑，于是我只得做各种各样罗曼蒂克的梦。”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因为那都是我，也只能是属于我的梦中的洛神”{13}。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潜意识中的性爱积淀对张贤亮的创作有着怎样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影响，就只能表层地解释那蕴涵在作家内心的强烈的创作激情，更不能够内在地分析作者笔下那些鲜活的女性形象。看到了这个深层心理机制，我们就获得了理解张贤亮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郭燕，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文科教研组组长，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①⑦⑧⑨{13} 张贤亮：《满纸荒唐言》，载《飞天》1981年第3期。
②③ 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1页。
④ 《中国西部文学》，1985年第7期。
⑤⑥ 《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第74页。
⑩ 张贤亮：《牧马人的灵与肉》，载《文汇报》，1982年4月18日。
{11} 张贤亮：《不可取的经验》，载《中篇小说选刊》1983年第4期。
{12} 《张贤亮谈创作》，载《青春》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