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何其芳的文化心理

作者:王雪伟




   关键词:文化心理 文学本位 从政意识 失位感
   摘 要:文章集中论述了何其芳的三种文化心理现象。分别为:文学本位精神;政治冲动;失位感。展示了三种心理的发展变化历程,论述了三种心理对何其芳的人生、事业造成的影响。希望就此引发对文化心理问题的思考。
  
   文化心理,指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文化特征的社会心理现象。文化心理常通过文学活动表现出来,同时,这种心理也反作用于文学。何其芳有三种文化心理值得注意,这包括:文学本位精神;政治冲动;失位感。这三种心理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何其芳人生的各个时期,隐约贯穿了何其芳的一生,对何其芳,尤其是其文学活动影响很大。
  
  一、本位
  
   文学本位心理,即以文学为人生的事业目的,为发展文学而服务于文学的心理。文学本位心理的形成往往从对文学的喜爱开始。对文学,何其芳从小就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迷恋之情。整日徜徉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艺术世界里,还大量阅读《昭明文选》《赋学正鹄》《唐宋诗醇》等集子。有时,也为弟妹们讲《封神演义》《水浒》《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并尝试进行文学创作,由此逐步迈入文坛。
   到了创作《预言》和《画梦录》时,何其芳的本位心理表现得最为鲜明,对文学,他甚至产生了一种类宗教的情怀。在《迟暮的花》一文中,他曾借一个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在粗暴的疯狂的喧哗声里我们听不见高贵的优美的声音了”,“文学将不附于任何宗教之上”。文学既然是与世隔绝的,那么作者的任务,就是避开粗暴的喧哗,专心在深宅大院里雕刻高贵与优美。这无疑影响到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何其芳将精力更多地投在语言的锤炼上。《墓》这篇作品极具代表性。其中,有词藻丰富的景色描写:“翠岩的横屏涌出旷达的草地……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造作的动作描写:农家女孩做早饭写为“做晨餐”;姑娘看到“银色的月光”,无端流下眼泪。最后,再来一个英语单词“paradise”。作品通篇都在堆砌词藻,也影响到了何其芳的文学活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图作美文。除了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学朋友,难得与人接触,他活得很孤寂。在何其芳的早期作品《墓》中,他曾这样描述女主人公的成长:“她是快乐的,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这正是他内心感受的抒发。
   1938年后,虽然何其芳扮演了一个社会改造者的角色。然而文学本位心理一直都在意识深处左右着他的行为。在延安,即使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负责一定的领导工作。可实际上,何其芳还是有自己的文学打算的。整风前,他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教书、写作上。在一首诗中,他如是描述自己:“我还要证明我是一个……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虽然,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到建国前夕,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何其芳放弃了创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事业中,但是,他只是把这种放弃看做是创作的间歇,暂时的休止。因此,建国后不久,他便希望能够放下大多数政治工作,静下心来创作。为此,1951年,当周恩来有意调他做政府秘书时,他推拒了。理由是,“我满意在马列学院做国文教员,担子轻,有时间还可以学习和写作”。环境虽在变化,但在何其芳心中,文学从来都是一个亟待实现的美梦。这梦也许面貌不同,但历久弥醇。“文革”中,他在身心遭受极大伤害的情况下,依然梦想有一天能够重执彩笔。在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我个人要求想在运动结束后搞创作,不搞研究了。”他还勾勒出一部长篇小说的大致框架,“写一百万字,写个三部曲,第一部写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第三部写工农兵结合”。然而“文革”后,这个长篇,只匆匆赶了五万多字,他就溘然长逝了。从最初的喜爱,到后来的执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何其芳对文学的感情却始终如一。这正是许多现代文学名家值得称道的地方。
  
  二、政治冲动
  
   在中国,由于受儒家入世思想、重文轻理观念,以及人才选拔机制的影响,很多文人内心都有着隐秘的政治冲动。何其芳的意识深处同样存在这种冲动,而且这种冲动一旦受到环境刺激,就转化为行动。
   何其芳从小就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英哲学。据何海若回忆:小时候,对古代的作家,何其芳最推崇范仲淹,很佩服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更钦佩他既有文学才能,又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卓识,使当时正在觊觎祖国西部的少数民族西夏和羌人慑服”。文武双全,建功立业,这是何其芳认可的成功范型,从中不难看出他的政治抱负。
   大学毕业后,在现实的鞭打下,精英意识逐渐在何其芳心中苏醒了。在莱阳,他看到“那些在农村生长起来的青年……经常吃着小米,四等黑面和番薯,却是那样热心……研究着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而且他们那样关心着政治”。这刺激着何其芳,使他若有所悟。他曾动情地回忆过自己当时的那种变化:“我总是带着感激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我才肯定地想到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因此可能而且应该用人的手毁掉。……‘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地发议论’。”1937年后,何其芳的心态发生显著变化,其行为法则也从“独善其身”滑向“兼济天下”。对何其芳来说,精英意识一旦觉醒,就变得不可阻遏了。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四川万县教书,编辑《川东文艺》,不遗余力地做着文化启蒙、社会批判工作。后到成都,与人合办《工作》,著写文章批评时政。并最终于1938年8月,奔赴延安,并加入了共产党。1942年整风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何其芳完全转向政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更多地从事事务性工作”。他曾继任四川省委(公开)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局文委委员等职。当然,出于需要,他也写一些东西。但这时,文学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目的,而是政治手段了。整风之后直到1949年新政权成立,何其芳以文学为利器,向国民党发起进攻,揭露国统区的黑暗。建国后,他虽有复归文学创作的打算,但在更多时间里,政治意识、政治环境促使他进一步参与了政治活动。在建国后发起的历次运动中,他都是主要的战士。写过一系列的批判文章,如《驳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种种歌颂》《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等。1966年2月,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谢瑶环〉》一文,批判《谢瑶环》和《海瑞罢官》,这种工作,一直做到他被打倒为止。
   政治冲动一直是何其芳无法摆脱的精神诱惑。在环境的刺激下,他的政治意识经历了一个从隐到显,从平淡到强烈的转化过程。建国后,虽然他曾有解甲归田的打算,但种种迹象显示,他身上的政治味道反而更浓了。
  
  三、失位感
  
   奇格蒙·鲍曼论述过“知识分子”的“位所”问题。他认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在社会权力多元化的进程中,所谓的知识分子,因为既不属于政府官僚机构,也难进入技术部门,成了余留出来的人群,从而导致自信心缺乏。这就产生了“失位感”。其实,在中国,这种心理古已有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此之谓也。“五四”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文人抛开货卖帝王家的政治选择,漂游在政府机构和技术部门间,天天做些“无用之事”。一些人开始从意识的最深处鄙视自己的身份。失位感因而变得更加强烈。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醉吧——给轻飘飘歌唱着的人们》一诗中,何其芳曾流露过强烈的失位情绪。在他眼里,文人们既无聊又无用,他们“梦着剩下的西瓜皮,梦着无梦的空虚”。作为其中的一员,他简直在嘲笑自己了,他“听见了自己的羞耻”,因为他感觉“像一只苍蝇”。失落于自我的“无用”,虚无感强烈地考验着他的自审神经。他试图给自己的文学存在找一种说辞,以便从虚无感中开释出来。他曾着意强调过文学的娱乐作用。说:“我写着一些短短的诗和散文,我希望和我同样寂寞的孩子……得到一点快乐和抚慰……我觉得这是我仅能做到的对于人类和世界的一点贡献。”他又想从“工作”中为漂泊无助的文学之魂寻求寄主。何其芳将“工作”的意义看得很高,他说:“在成年和老年之间还有这一段很长的距离。我将用什么来填满呢?应该不是梦而是严肃的工作。”文学也是一种工作,只要严肃对待,认真去做,当然有它的意义。而他一直都在认真做着这项工作,所以其创作是有意义的。他已经为自己的文学事业找到合适的答案了吗?这答案是如此虚弱,以至他不得不通过“走另路”的方式来进一步充实自己。于是,向政治靠拢成了他的现实选择,他最终奔向延安,在延安。如《夜歌》所写,他为奋勇作战的士兵创作,和辛苦劳作的农民一起耕耘,为汗流浃背的工人歌唱。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并为此而快乐,然而,何其芳依然有难言之隐。1939年2月,作为鲁艺的一员,他随贺龙部队活动在冀中平原活动。在紧张的部队生活中,他既没有什么具体工作,行军打仗中还要让士兵照顾,不仅士兵对他有意见,他自己也颇感难堪,自觉是个无用之人。一直到1942年整风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因为,何其芳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全身心投入到政治革命中,由此获得了“用”的意义,他也能以此为资本,进而批判了王国维的“艺术无用论”。建国后,想创作的念头挥之不去,兼之被安排在文研所工作,何其芳的失位感又幽灵般钻了出来。到了晚年,他还在一封致于武的信中惭愧地说:“你做实际工作多,或许比做文艺工作更好,对革命真正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认为,他所做的文艺工作除了能够制造麻烦外,对革命没有什么益处,实在不值得艳羡。言外之意,他觉得还是做实际工作好一点。这些话不免会受到“文革”背景的影响,但其中的失位意识依然很重。在漫长的延安之路上,何其芳由失位开始,又以失位结束,这成了他的心理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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