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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平生：论苏轼“以意为主”诗学思想的生存论基底
作者：孟宪浦
摘 要：“以意为主”是苏轼最为重要的诗学思想，不仅仅是单纯针对实用型的应用文而提出的，也适用于他对包含诗文书画乐在内的审美型艺术的思考，“意”是苏轼统摄和综合各种艺术的纽带；苏轼之所以拈出“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念，其实正是他对“道”突破性理解的结果；植根于生存论上的人生感悟，是“意”成为审美之“意”的本源。“意”在生存论的根基处，本质上就是“诗意”的，也是“致道”的。
一
“意”在苏轼的诗学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在晚年向葛延之讲作文之法时说：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需，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足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引）
这一段话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明确指出，得“意”与否是能否作文的关键和宗旨，不得意则不可以作文；第二，得“意”的目的在于摄“天下之事”，不得“意”则事散而不可徒得；第三，如同钱为取物之用，离开所需取用之物，钱本身就失去价值一样，“意”也依“天下之事”而有，没有“事”之“用”，“意”本身也同样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第四，所得之“意”，须是己意，则散于经、子、史中之天下事“然后为己用”。以“钱”喻“意”，形象具体而含义鲜明，显示了苏轼对“意”的重视和作文要“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念，苏轼常以“金玉”“珠贝”“精金良玉”等语来评价诗文作品及诗人，大概正是以作品中所蕴含的“意”为“钱”而衡量的价值体现吧。
“以意为主”的观念，其实早在苏轼还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初步的理解与思考。他在二十几岁出蜀之初，就把“意”作为自己策论发言所依循的总则，他说：
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盖有以一言而兴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辍者。一言而兴邦，不以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辍，不以为多而损之一辞。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己而不役于人。三代之衰，学校废缺，圣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犹贤于后世者，士未知有科举之利。故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近于可用，出于其意之所谓诚然者。自汉以来，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务射策决科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辞章，不适于用。臣尝以为晁、董、公孙之流，皆有科举之累，故言有浮于其意，而意有不尽其言。……故尝深思极虑，率其意之所欲言者为二十五篇，曰略、曰别、曰断，虽无足取者，而臣之区区，以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终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别，然后断之于终，庶几有益于当世。（《策总叙》①）
“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方为“天下之至言”，苏轼的态度很是坚决。文章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书写，能否“有益于世”，获得存在的价值，完全在于是否因“意”而出，能否与“意”相互和谐一致。而一旦能够出于其“意”，率“意”而作，文章就会获得一种可与天地并存的巨大价值，即为“至言”，苏轼说，“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虽“以空言”，但“配禹可也”（《六一居士集叙》）。或至少也能获得于世可用的存在地位。“意”，在这里成为言语文章能否存在的根据，“意之所欲言”，而并非“人之所欲言”，成为驱使发言作文的原初动力。很明显，这里的“意”并非随意之“意”，也并非师心自用的臆断之“意”，它既是“深思极虑”之后而又出于“诚然”的本己之“意”，又是与世用相连而又不为科举所累的率真之“意”。
有人会据此认为，“有意而言”的主张仅仅是针对实用文体，并不适合于审美的作品。其实不然，不唯这些所谓的实用型的议论文如此，对于今天被称为艺术的诗文书画乐，苏轼也持同样的看法。
如，对于诗，他说，“善诗者道意不道名”，又云“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既醉备五福论》），《诗三百》“可以意晓而无劳矣”（《诗论》），他批评李白、杜甫之后的诗人是“虽有远韵，而才不逮意”（《书黄子思诗集后》），他描述自己写诗的过程是“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与章质夫三首》之一）；对于文，他认为，“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推官书》），称赞王庠的文章“文字皆有古作者之风，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与王庠书》）；对于绘画，他主张“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书朱象先画后》），他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之二），评文与可之墨竹为“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净因院画记》），称吴道子之画达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的艺术境界；论杨惠之塑像“措意元同画”；对于书法，他说“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称张长史的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对于音乐，他以为“欲学声同意不同”（《上堵吟》），并说“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渊明无弦琴》）。
因此可以说，“意”是苏轼创作、欣赏、评价各种艺术样式的价值尺度和原则，是苏轼统摄和综合各种艺术的纽带。朱靖华先生就认为，作为一个“体兼众妙”的艺术综合论者，“‘意’在综合论中的关键作用，是苏轼创作经验的结晶，是他攀登审美高峰、建构艺术精品、发展创造思维的基石”②。
二
宋人论及诗文书画时，较之前代，更自觉地倾向于围绕“意”这个范畴进行，“意”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宋代艺术观念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尚 “意”、写“意”，作为宋代艺术最主要的审美特征，已成为学界共识。单就诗歌而言，“以意为主”、“以意胜”，几乎成为区别唐、宋诗歌观念最基本的定论。苏轼论文说诗重“意”，亦早就为学者所关注。如，北宋范温《潜溪诗眼》说：“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亦云：“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诗，唐人之风变矣。”范温、严羽皆是宋朝人，可见苏轼尚“意”，当时已为人所共知。
然而，苏轼“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念，虽是宋代时代精神、艺术风尚、人文气息熏染所致，亦与其本人对“道”的突破性理解有相当干系。
我们认为，苏轼之“道”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的“道”论，不再从抽象的现成规定性出发去理解和把握“道”，而是立足于人的生存之域，从人的现实生存出发去体悟与显现“道”的存在。“道”“可致而不可求”、“莫之求而自至”的特性，使得“道”不再是独立于人生之外的现成目标，而就在人的现实生存之中。人在生存世界中存性守真，就是存“道”、“宅道”，离开了人之生存，则无以成“道”。颜回“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苏辙《答黄庭坚书》)，就是“独存”而“宅道”、成“道”的典型。然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种不假外物而独守其内的“高致”之境并不易得。苏轼虽然明知“有形则有弊”，但依然选择了“托于有形”、“聊寓其心”于“笔墨之迹”而“自乐于一时”的艺术之路。诗文书画，作为寄寓平生、赞天地之化育而与“道”同一的境域，虽然不是一条必须和必然的人生之路，但却是苏轼本人自觉而本己的一种生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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