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东西方女性婚姻爱情叙事比较
作者：曾 勇
摘 要：玛格丽特•米切尔和张爱玲以女性特有的想象力、独特的视角与细微的观察力叙述了金钱、欲望和爱情婚姻，并从东西方文化背景出发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人间真情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但由于她们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她们的婚姻爱情叙事具有不同的内涵。文章探讨两人从女性爱情婚姻叙事上体现出来的相同处与差异性，并分析其差异性所形成的根源。
一
兰塞在其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作《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指出，作者型叙述声音这个术语是表示一种“异故事性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等同于作者，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女性叙述较倾向采取投入故事和隐蔽自己的“声音”叙述策略，以拉近与受叙述者、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呈现的更多的是感情而不是权威。在这方面，张爱玲和玛格丽特•米切尔无疑是两位杰出的代表。张爱玲和米切尔虽然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他们的爱情婚姻叙事却有惊人的相似。两位女作家都以女性特有的想象力、独特的视角和细微的叙事对女性婚姻爱情心理进行了深切把握和透彻理解并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人间真情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都是从女性主义叙事的角度叙述了婚姻爱情。她们的婚姻爱情叙述风格即是这样一种意象化叙述，把哲思化入日常图景，但又毫不阻断故事的行进，虚无与务实互为表里，使整个作品闪烁着一种表达上的隐喻性和意义阐释的增生性。《倾城之恋》和《飘》叙述的男女双方情爱，都不是充满诗意和浪漫情调的那一种，而是缺失了最灵魂的东西——真挚的感情。充满了虚伪世侩的所谓爱情，充满现实的和功利的婚姻。两位女性作家对笔下女主人公的叙述，一方面深表遗憾和不满，这主要体现在她们叙述的女主人公结局的安排上，白流苏有婚姻但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而斯嘉最终也被白瑞德抛弃；但是，两位女性作家又对白流苏和斯嘉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和理解。《倾城之恋》叙述的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和一个自私的女人围绕婚姻和名分而展开的情场角逐。他们都是“精呱呱”的人，一个工于心计要嫁，一个绞尽脑汁要玩；一个以自己最后的青春作为赌资，去寻找一个依靠，一个只求寻欢，调剂自己空虚的心灵。双方真真假假的捉迷藏，吸引挑逗下遮饰的是主人公贫乏、苟且的爱情婚姻观。这里全无其他大家笔下伟大浪漫的爱情，有的只是普通人虚伪世侩的婚姻生活。张爱玲以反传统的叙事手法叙述了自私冷酷的爱情婚姻观：白流苏，一个寄居娘家的离婚女人，遇上了一个原是介绍给她妹妹的男人范柳原。柳原对流苏有一点爱意，但这点爱意不足以让他承担起婚姻的责任，流苏为了逃离寄食娘家而遭白眼的处境，却只要一纸婚契，她是离了婚的女人，知道爱情不能长久，而婚姻能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她只是想生存，生存得好一点而已。她算得非常清楚，输了，不过是“声名扫地，没有资格作五个孩子的后娘”，赢了就可彻底摆脱寄食娘家的难堪处境。在绵绵情话营造成的甜腻腻的气氛中，展开的却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各自设了精妙的陷阱，期待能猎获对方，却都不能如意。在这一场令人身心交瘁的搏战中，她费尽了心机和手段，只想摆脱“情妇”的命运，与范柳原名正言顺地结婚，成为合法的妻子，实际上是为了使自己在经济上更有保障更安全。这种自私的带有功利目的的婚姻心理，使她和范柳原之间毫无真心和爱情可言，虽然他们终于有了一纸婚契，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张爱玲用这种独特的、反传统的东方女性叙事把这富有情调的倾城之恋兜底翻出了它的交易本质，揭示出了人性的自私、功利的一面。与白流苏一样，《飘》叙述了一位自私、冷酷而任性的女主人公斯嘉。她为了报复阿希礼对自己的无情，赌气与阿希礼妹妹追求的对象查理结婚，婚后一周，查理应征入南军，不久病死军中，斯嘉成了年轻的寡妇。战后，为了交纳房地产税，为了能掌握丈夫的财产，保住种植园，斯嘉又使计和自己妹妹的未婚夫结了婚。不久，第二任丈夫在决斗中被杀，斯嘉又成了寡妇。斯嘉与白瑞德的第三次婚姻，也是没爱情基础的，尽管白瑞德对斯嘉一往情深，但斯嘉心中只有阿希礼。当斯嘉认清他时，再也不爱他了，只有白瑞德才是她唯一的真正能够相爱的人时，已为时已晚，白瑞德最终抛弃了她，斯嘉又重新成为孤独的女人。应该说正是斯嘉的任性、自私断送了自己可以享有的爱。从传统的婚姻爱情道德观看，白流苏和斯嘉婚姻观非常功利，甚至为人所不齿。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弱点，才使人物更真实可信，更加接近现实。白流苏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有一个依靠，她不能不工于心计与范柳原周旋，不得不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而斯嘉为恢复她失去的家园，无经济独立的她也只能以婚姻作为一种手段，获得自己的利益。因此，两个处在东西方截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有着相同的婚姻心理就不足为奇了；她们都希望通过婚姻，获得自己的幸福，但她们同样处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她们根本没有经济权和话语权，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违背当时的社会道德。
二
小说叙述的人物都是都处在动荡的战争时期这个社会大背景，两部小说叙述的女主人公都是当时上流社会具有鲜明个性的大家闺秀，都做出了被所属社会看作离经叛道的举动，对当时的伦理、道德、社会观点提出挑战。两位女性作家主要是以赞美叙事倾向表现她们的反抗。但由于作者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作品对爱情婚姻的叙事主题也存在差异。在张爱玲的这部小说里叙述的是白流苏单薄且带着消极色彩的绝望的反抗，透露作者对婚姻的叙事“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叙述了当时中国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或世俗礼教导致了这一结果。张爱玲说：“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支，屈服在男性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的妻妾之道。”基于这种历史和文化传承的轻视和压抑自身的集体无意识，使女人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视婚姻为归宿，而缺乏对自我价值和独立意义的追求。所以张爱玲叙事下的女性既不是追求自我价值的英雄，也不是纯真浪漫的情种，而是为了“谋生”而嫁人的女人。因此婚姻爱情成为一种交易。米切尔叙述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种植园贵族走向没落但又充满民族自豪感时美国少女浪漫的爱情故事。思嘉，从一个庄园主的娇小姐到历尽生活磨难的女商人，出于功利目的，她结过三次婚。为了一笔不高的税款，她使计嫁给了本要成为她妹夫的弗兰克。她的婚姻都是草率的。她是典型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形象。为了资本的利益，不惜出卖一切，包括自己。她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物，她一生中爱了两个男人，而她却没一个是了解的。如果她了解阿希礼，那她就不会爱他；如果她了解白瑞德，那她就不会失去他。她一直以来是辜负白瑞德的，她只是不停追寻着自己梦中的王子——阿希礼。她只是把自己爱的特点认为阿希礼有，她只是做了一件华丽的衣服，让阿希礼穿上，而后爱上他。而事实是，她爱的只是那件衣服。两位女作家对爱情婚姻的叙事是从不同艺术角度表现，张爱玲带着刻薄式的锋芒，米切尔则充满个人的坚强与寂寞，她们的情感很好地融合在了作品里。白流苏遭遇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离婚后住在娘家，在人们的冷眼中生存，感到人生毫无希望，在香港白流苏和范柳原各怀心事，一个想为了后半生的生计急于出嫁，而范柳原只是想玩弄流苏，摆脱沉闷。战后，虽然他们结婚了，但婚后生活平淡、枯燥，社会礼教对白流苏的影响显现出来，将其牢牢束缚。这是个深沉的悲剧。《飘》的叙述更多地带梦幻色彩。斯嘉具有西方女性的泼辣和直露，为保住塔拉庄园而不惜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和浪荡子的结婚，违背当时婚姻道德观，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历史背景中，交织出一篇绚丽、浓墨色彩的华章，结局让人有思考的余韵。两部小说细腻的爱情婚姻的叙事，把张爱玲、玛格丽特的婚姻、爱情观凸现在纸上。张爱玲冷眼叙述婚姻，她用一种冷漠的叙事艺术让世俗的故事从笔端淌出。在她的叙述里：人是这个残酷社会里自私的个体，尽管爱情是美好的，轰轰烈烈的。她理想中的恋爱是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真正爱情，而面对世俗的眼光爱情又很快湮没在平淡里，这是爱情不可避免的悲剧。小说的结尾处，在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后，柳原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对此，流苏只是有点怅惘，毕竟她达到了目的，成了他名正言顺的妻。倾城覆灭时获得的那一点真心原来也不是相爱之心，而是荒凉中的一点依靠。作品把女主人公那种悲哀而无奈的爱情心理叙述得淋漓尽致。玛格丽特的叙事是从女权运动的角度去写女人，刻画她们丰富复杂的性格，描写她们作为女性的一切特点。从古开始女性就是从属，就是对男性服从，她们永远处在被动受用的地位，而斯嘉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成为寡妇，可这没有打倒她，她在生命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当她面对困难时，她选择迎接，当她面对责任时，她选择担负。她在整个故事中，都是个充满生气、充满斗志的人。她的这句“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ａｙ”永远充满了希望，充满斗志，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不会绝望。战争摧毁了她的家，但她没有退缩，坚强地站了起来，担负起那个几近破碎的家。她为了家，为了金钱，为了全家人生活的富裕，她不择手段，甚至抢夺自己妹妹的未婚夫。战后，南方败落，为了拯救家园，她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经营丈夫的店面，显示她的经商头脑。而这一切在当时社会的妇女是根本不可能更不应该去干的。她们应该站在背后，为男人争面子，为家庭服务，是被动的。而斯嘉弃这一切道德规范于不顾，干她所愿意干的事，而且还干得比别人好。“战斗者是因力气已尽而死的，而不是因被征服而死的。”或许，玛格丽特•米切尔自己的话，才是对她这一生最好的总结，也是斯嘉的个性写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