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谁为“灰姑娘”的死负责
作者：李 玮
我杀了我自己。我命定的只能住在你心中，生存在一首诗里，生死有什么区别？在打胎的时候我自己下了手。有你在我左右，我没法子再笑。不笑，我怎么挣钱？只有一条路，名字叫死。你回来迟了，我别再死迟了：我再晚死一会儿，我便连住在你心中的希望也没有了。我住在这里，这里便是你的心。
“我”养不起“她”父亲，“她”只能去做妓女。“她”做了妓女后，“我”不在“她”身边则已，如果在“她”左右，“她”就得死了。这样一来，“我”即使想选择和“她”结合也不可能。经过“梦幻的故事”的叙述，“我”作为爱情的主体却显得没有丝毫选择继续或放弃的责任。既然“她”做工和“我”回来做校长的经济收入都挽救不了“她”做暗娼的命运和“她”的死，那么爱情悲剧的发生就又只能归咎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制度。
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同一题材的文本分析归纳后，我们发现许多文本都采取了这种让男主人公回避掉选择问题的处理方式。周作人的《初恋》里，“我”“离开”时，杨家三姑娘在考验我“救她出来”的诺言能否兑现之前死了；蒋光慈的《田野的风》里，富家公子李杰想娶农夫的女儿兰姑为妻，但李杰的父母一反对，兰姑就寻死了。在郁达夫开创的抒情小说里，主人公与下等女子相爱的题材更为常见，而这种有意的“离开”更为明显和直接。叶鼎洛《双影》中的易庭波即是一个“郁达夫式”的人物，他与一个名叫银宝的妓女相好了，当两人感情达到高潮时，易庭波“离开”银宝，银宝因相思和债务所迫吞生鸦片死去。
并且，在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听到叙述者为男主人公逃脱责任进行辩白、证明，或感到庆幸的声音。《家》在觉慧信誓旦旦表示要娶鸣凤时，叙述者的声音突显出来说：“他的话确实是出于真心，不过这时候他并不曾把他的处境仔细地思索一番。”叙述者认为觉慧因为环境根本没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双影》中叙述者承认男主人公的离开是“弱者的无可奈何的逃遁方法”⑤；周作人的《初恋》中杨家三姑娘死时，“我仿佛心里有一块石头已经放下了”⑥。从这些声音中可以辨析出，文本的叙述者在“先验”地认定这样一种假设：由于外在社会环境的不合理，个体在与“灰姑娘”的爱情中根本没有承担个体责任的义务和能力，逃避是“无可奈何”，是避免窘迫和尴尬。这样的爱情只能以悲剧收场，但个体是无辜的，“爱”没有“错”，是社会“错”了。
为了表达这一层意思，爱情悲剧发生的方式最好也只能是女子的“徇情”。“灰姑娘”死后，“没有什么东西会再发生了。没有奇迹，没有惊喜——也没有失望（将会再发生）。被爱者的死亡是施爱者的爱安全保障；现在施爱者是自由的”⑦。这样，“爱”得以保全，活下来的男子能将那段爱完整地固封在记忆中，成为其时时回顾、吟哦的旧梦。否则，他将一直摆脱不了是否选择与“灰姑娘”结合的问题，而这正是其所惧怕的问题。《双影》里易庭波就表达了这种忧虑：“如果再下去，一定会弄到跟我从良的事情……以后，或者更有痛苦于现在的。”而一旦女子死去，男主人公就可以轻松地卸却责任，同时以“无辜者”、“受害者”的姿态“控诉”“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叙述者似乎不明白“生活本身是痛苦、不幸，幸福才成为生命的需要”，人是有限的，完美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他不能面对人生的永恒的残缺，因而根本无力想象和解决个体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所要面临的两难困境。所以文本只能有意回避主人公选择的问题，回避所必然要经历的考验和困境，并使情节自然发展到“灰姑娘”的“死”。
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灰姑娘”的死不仅保全了爱的完整，而且将本属一己的责任推向了社会制度。本来，爱情从本质上讲始终是个私人事件，虽然与社会环境有关，但本身并不具等级制度的意义，但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笔下的男主人公却始终不能为这段爱情进行个体的承担，而需要社会环境和制度为其负责。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能独立想象个体的情感，一直要借助社会政治话语来为其情感做出注释？
创作模式的选择与作家的精神状态紧密相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受到过直接的外族侵略，是中国思想界深受“五四”启蒙思潮影响的一段时期。要解释清当时影响“灰姑娘爱情故事”的创作的精神状态，还得从“五四”启蒙说起，那是“爱”发生的源头。在“人的发现”的大旗感召下，中国人情感和理性的翅膀张开了，个体幸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陈独秀张扬“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胡适也大力提倡易卜生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周氏兄弟更是竭力推崇“个人的自大”或“个人主义”。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礼教规范在个人对幸福的渴望中，暴露出所有的罪恶和弊端。它们的合法性在“价值重估”、“打倒旧道德，建立新道德”、“救出自己”等行动的冲击下几乎丧失殆尽，分崩离析。受新思潮影响的人们终于逃离了仅仅是“角色扮演者”的命运，他们开始找回了自我。这时，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然而，当个体的命运一旦全部落在自己头上时，人们并没有迎来自由的喜悦。相反，多数人在迷茫、彷徨，感到孤独无依。因为传统和现代，善和恶、对和错的分别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分明，伦理两难、生存两难的困境时时出现。任何一种选择都要承担割舍、放弃、残缺的痛苦。本来启蒙深入下去的下一阶段理应进行个体的“自我启蒙”。启蒙不仅在于追求“外在自由”，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和实现“内在自由”，实现摆脱了习惯的并被舆论所强化了的概念和思想方式束缚的那种自由。自我启蒙的终极目标是做一个具有现代独立人格的个体，“过似乎与寻在之中的存在不一样的生活……是我维持着他者，是我应当为他者负责……我的责任是不可转移的，没有人能够代替我”⑧。然而，从封建家庭礼法解脱出来的人却无法承担起个体的责任。“我们缺乏宗教的语境，我们有‘群胆’但难有‘孤胆’，我们有‘民本’却难有‘人本’。”⑨由于缺乏个体承担、忍受孤独的心理传统，当时社会流行的精神状态就像鲍曼所描述的那样：
责任就会像一副担子一样，太沉重以至我们不能独自承担。因此现在我们怀念以前憎恨的东西，即一种比我们更强大的权威，一种我们可以信赖或者必须遵守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为我们选择的适当性担保，至少可以分担一部分我们过多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可能会有孤独，被遗弃和无助之努力中，我们准备通过屈服于新形式之权威，或者强迫自己适合于一种被接受的模式来抛弃个体的自我。⑩
由于自我个性意识的脆弱，个体生命承担的匮乏，启蒙者们纷纷开始反思“思想的无力”，提出“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命题，将一切问题转移到现存社会环境和经济制度的身上。著名的《伤逝》就承着这一命题展开。子君作为“娜拉”出走后，在建立的新家庭里，并没有如期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是感受到了新的压抑和困窘，再次在“爱”的寻找中挣扎。这对于涓生和子君当初的选择来说本来也是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任何一个时代，婚后散文化的生活和恋爱时的浪漫和憧憬都会形成强烈反差和对比，使人产生失望幻灭的情绪。而文本却将这婚姻的悲剧归结为“爱情要有经济附丽”，将“娜拉”个体的不幸交付给社会经济制度。
在个体无力承担个体命运时，现存社会制度成为了承担一切不幸和困境的“替罪羊”。在对社会的愤懑和诅咒中，无依的精神得到了安慰；通过许诺“地上乐园”政治话语，个体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作家笔下，对现存社会的“怨愤”并不只针对某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它有时指向封建家长制，有时指向军阀政府，有时指向国民党、资本主义，很多时候则晦涩不清，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的文本均“先验”地认定了社会环境的不合理。在描写个体不幸的文本里，社会环境一直作为反面角色“在场”，左右着个体幸福。借助社会政治话语，个体逃避了“过多的”责任，个体不幸得到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的抚慰。但文本为个体逃避了选择的重负，也就意味着其丧失了精神承担的力量。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灰姑娘”的故事里。为什么“灰姑娘”普遍地死去？为什么男主人公不能带着她们一起“出走”？叙述者竭力回避主人公“爱”的责任，因为他们缺失着个体精神承担的力量，无力想象个体承担人生困境的重负。他们集体期待着一种新的制度、新的权威对他们个体幸福的许诺，而惧怕个体选择所要肩负的风险和责任。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 玮，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 ［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7．
② 冯梦龙．《警世通言》［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86．
③ 巴金．《巴金选集》，第一卷［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80．文中有关引文均出自此处．
④ 老舍．《老舍全集》［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7． 后文凡引自该小说的，将随文注页码．
⑤ 叶鼎洛．《男友》［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159．后文凡引自该小说的，将随文注页码．
⑥ 周作人．《周作人集》，上卷［Ｍ］．花城出版社，2004，53．
⑦⑧ ［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18．
⑨ 张宝明．《自由神话的终结——20世纪启蒙阙失探解》［Ｍ］．上海三联书店，2002，55．
⑩ ［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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