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贴近与契合中创造的奇观
作者：杨兹举
其次是生动有趣的评书体小说艺术形式。文学必须适合读者的需要，这是它的生命所在，否则就会被读者排斥，达不到传播的效果。赵树理在“怎样写”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煞费苦心。他既然把农民作为了文艺作品的传播对象，那么他就不得不考虑这一具体对象的接受水平和接受特点，努力运用一种为农民所熟悉的而且对农民又有教益的、能被农民所接受的有效编码来创造文体。他说：“我在写《小二黑结婚》时，农民群众不识字的情况还很普遍，在笔下就不能不考虑他们能不能读懂、听懂。”又说：“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这两段话表明赵树理对农民受众是有研究而且了解深透，知道农民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接受水平较为低下，但仍具有一定的艺术感受或接受能力。所以，更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某种古典色彩的“听众”，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读者”。针对他们的接受水准、文化趣味、艺术爱好，赵树理创造了一种能消弭“五四”新小说与普通民众之间隔阂的与“可写性文本”大为异样的“中间性文本”——“可说性文本”，即所谓的评书体小说，为他们创作出《小二黑结婚》这样对口入味的作品。
在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往往受到读者阅读经验的影响。“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文坛上的污泥浊水，旧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文学被他们以西方文化为武器缔造出来了。但是，由于这些新文学太过于“洋气”，与中国广大农民受众有较大的距离。“可说性文本”是一种与中国叙事传统相联系的“说——听”式传播模式，既有对传统文学的借鉴，又适应新型载体的特点，用浅显、生动、自然的语言，将现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演绎成引人入胜的曲折动人的故事。充分尊重受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尊受众为上帝，在传播的每一个环节中始终尊重农民受众群体的口味，这就是小说《小二黑结婚》成功地获得传播的秘诀。
总之，赵树理对传播媒介选择策略的恰当，反映在与农民受众文化水平、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的高度契合上。“大量的传播个案表明，信息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准确地说，是取决于他们的经验累积程度。经验累积程度的适当可以使一种艺术传播具有高品质，而累积不适却可以使同一种艺术传播表现出很低的信息质量——对于特定的或确认的对象而言。”《小二黑结婚》特别与农民受众经验累积契合，因此农民受众对《小二黑结婚》的基本态度是“亲切”。“亲近感也可能形成两种极端的传播效用——从接受端来看，受众或者由于司空见惯而无动于衷，或者因为感触良好而共鸣强烈。无动于衷的文本由于形式机械而令人望而生厌、或由于幼稚的图解化而不胜其烦;而共鸣强烈的文本则因为表现出熟悉的生活而受观念认同。”从传播的实际来看，《小二黑结婚》显然取得了成功的传播效用。
三、传播时机与时代潮流的因缘巧合
赵树理对劝说、教化的创作意图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站在传播者的立场上，潜意识中一直把自己当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希望自己的作品内容上配合形势解决问题，“在政治上起作用”。他的小说之所以获得广大农民受众的欢迎和喜爱，与其小说传播的内容不无关系，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站在农民的角度关照现实，直指存在的各种“问题”，紧跟时代的脚步，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而这种文学传播思想，与战争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功利性要求不谋而合。
丹纳说过，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不仅影响文学艺术的产生，而且影响文学艺术的传播。因为环境一方面来自于传统，即民族意识，一方面来自于时代精神。两者结合所萌发的力量是任何社会活动都回避不了的，因而会对文学艺术传播效果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在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广大的农民群众作为抗日救亡的主体，不可避免地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存在进入了作家的视野。赵树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选择广大的农民群众为其文学表现和传播的对象，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契合了“环境”的规约。尤其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成了一个重要契机，对赵树理的成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讲话》与赵树理既有的文学观念和文艺实践可以说一拍即合，他说：“毛主席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区之后，我像翻了身的农民一样感到高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正是这样一种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在契合，使得赵树理的作品在解放区顺风而起，广泛流传，并经由彭德怀、周扬、茅盾、郭沫若等人的热情推荐播至全国，进而晋冀鲁豫边区于一九四七年提出了“赵树理方向”，赵树理理所当然成为《讲话》之后最为成功的作家。在中国左翼文化界被作为“方向”提出的作家只有两位，一位是鲁迅，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另一位享此殊荣的便是赵树理。对于这样的殊荣，赵树理本人的反应是：“我不过是为农民说几句真话，也像我多次讲的，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但此时赵树理个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一经被选定为实践《讲话》的“杰出代表”，对他肯定与否也就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本身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
尽管赵树理的文艺观点与《讲话》有许多内在的契合之处，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其成名作《小二黑结婚》的写作，并非参照《讲话》完成的;而就作品本身而言，也与《讲话》并非全然一致。与其说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或“最朴素，最具体的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不如说是一方面是由于赵树理创作的突出，另一方面是与时代潮流的因缘巧合，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界选择了赵树理作为印证《讲话》有效性的经典。在当时，除了新秧歌剧等大众文艺之外，在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方面，大概再没有谁比赵树理更有资格被奉为这一新话语的代表人物，也没有什么作品比赵树理小说更符合“工农兵文艺方向”。正如孙犁所说，他确实是“应运而生”，是“时势造英雄”。因此，可以说“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赵树理属于顺应时代潮流而一举成名的著名作家”。传播时机与时代潮流因缘巧合，客观上造就了《小二黑结婚》的巨大而成功的传播效果。
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只有在读者的品鉴欣赏中，才能得到比较完美的实现。我们将《小二黑结婚》做传播学的透视，既是对这个经典小说文本解读的新的角度选择，进一步凸显其丰富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也是在个案分析基础上对文学传播行为的理性认识，把握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探索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完美实现的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杨兹举(1966-)，海南琼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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