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浅论刘庆邦小说失怙少儿形象的塑造
作者：余志平
二
刘庆邦着力塑造出那么多失怙少儿形象，其创作动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追寻成长体验，表达怀旧意识。古往今来，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都带有自叙传色彩，他们个人的情感与体验都不可抑制地流露于笔端。法朗士说，一切创作都是作家的自叙传。郁达夫也一再强调小说要反映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要求，他“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individuality是绝不能丧失的”③。刘庆邦有过苦难的童年和曲折的人生经历，他的小说主要写农村和煤矿生活，也带有强烈的自叙性特征并流露出浓厚的怀旧意识。
刘庆邦每年都要回故乡几次，那里有他的母亲和姐姐，有他儿时的朋友，有养育他长大成人的故土，更有少年失怙给他带来的苦难的成长记忆。他说过，“过早丧父使我们的心受了伤，并使我们变得心重，这一点要影响我们一辈子，我的小说不知不觉间就打上了这种心灵的烙印”④ （见北乔的《刘庆邦访谈录》）。刘庆邦一九五一年出生于贫穷的河南农村， 九岁时父亲早逝，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兄弟姐妹五人均未成年，全凭母亲一人支撑，他的青少年时期，家乡天灾人祸不断，他曾想通过读书跳出农门，“文革”扑灭了他的理想，他曾想当兵，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未通过政审。这样的不幸与挫折留给他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并在其中篇小说《无望岁月》和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以及短篇小说《少男》《户主》《远足》等作品中得到十分具体深刻的表现。《无望岁月》中的“我”，《平原上的歌谣》中的文长河，《少男》中的河生，《户主》中的“我”，《远足》中的金生，都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创作的。他的许多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母亲和姐姐就是以他的母亲和姐姐为原型创作的。刘庆邦不幸而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本人的性格与气质，使他“性格深处有感伤的东西，忧郁的东西”⑤，也有一种永不屈服的顽强精神，这些因素烙印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种底色。
有趣的是，刘庆邦许多作品的叙事都是从回忆开始，而写失怙少儿的小说碰巧多篇都写于节日期间或节日之后，如《谁家的小姑娘》写于一九九八年国庆节期间，《美少年》《毛信》写于国庆节后;《拉网》写于一九九九年五一节，《户主》写于五一节后不久(这两篇可作姊妹篇看待);《种在坟上的倭瓜》完成于二〇〇一年元旦之后。这难道是一种无意的巧合吗?“每逢佳节倍思亲” ，节假日期间易于引起对亲友的思念，也便于回乡探亲或接待故友，当然比平时更易于勾起对儿时往事的回忆。也许，这就是刘庆邦失怙少儿形象作品的写作时间往往与节日有关的一个重要机缘。刘庆邦说：“我笔下的一些乡村是我记忆中的乡村……寄托着我的思乡和怀旧之情。”⑥（见北乔的《刘庆邦访谈录》）刘庆邦笔下失怙少儿的故事当然是他乡村记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代民间立言，替弱势群体说话。刘庆邦出身农民，当过矿工、记者，其复杂的人生经历使他不仅对底层社会生活有着切身体验，对底层人思想感情有着深刻理解，而且始终关注他们的疾苦和生存状态。他的许多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民间生活的真实图景，反映了底层社会小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使他享有“民间代言人”的称号。农村少儿本来就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失怙少儿更可称得上是弱势中的弱势，单纯幼稚的小脑袋要去承载成人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尚处受保护阶段却要充当保护者角色，正是这种尴尬艰难的生存处境，复杂独特的心理、情感特征与精神状态，使刘庆邦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从而在他的失怙少儿系列中表现出作者深切的悲悯与真诚的人文关怀，也许是感同身受的缘故，刘庆邦特别关注他们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欺压与歧视，写出他们无力与之抗争的无奈的社会环境。文周(《美少年》)因父亲的死、姐姐的沦落而被村民无情地耻笑和欺辱，他感到屈辱和愤怒，从而走向了复仇，也走向了无谓的死亡。长玉(《平原上的歌谣》)的父亲刚刚断气，食堂当天中午就勾掉了他的名字，长玉想多打点饭的愿望落了空，人们的冷漠让她感到寒心与痛苦;长玉家吃饭的人多，挣工分的人少，口粮自然就不够吃，她想帮家里挣点工分，却遭到人们的奚落与拒绝，又一次令她感到无比伤心。“我”(《无望岁月》)的发展与进步因父亲的遗留“问题”而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和阻拦。
3．表现残缺柔弱之美与温馨成熟之美。“残缺”作为一种审美意象，“不但可以给厌倦完美和谐形式的人们提供新鲜的审美寄托，增加审美活力和审美变异感，而且可以加深或者增添人类对自身的理解”⑦。“柔弱”也是一种审美意象，它易于唤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并呈现出一种阴柔之美。刘庆邦笔下失怙少儿是柔弱的，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是残缺不全的，失怙少儿形象自然就表现出一种残缺之美和柔弱之美。
叔本华曾赞美人的童年“宛如伊甸园，是所有人都得以降生的淳朴乐园”⑧。但在失怙少儿的心中，童年却如人间的“失乐园”般充满苦难和酸辛。失怙是人生中的大不幸，给失怙少儿的成长道路带来无法抹去的阴影。失怙意味着不再有完整的家庭和完美的人生，也意味着他们柔弱的身体必将要承受沉重的家庭责任和义务，意味着提前告别无忧无虑的纯真年代，迈进纷繁复杂的成人世界。《户主》中的“我”还是一个初一学生，母亲和姐姐却总拿他当商量大事的一家之主来看，连姐姐该不该相亲这样的大事也要他这个尚未成熟的少年来定夺。《谁家的小姑娘》中的改鸽、《小呀小姐姐》中的小姐姐、《平原上的歌谣》中的长玉、长青姐妹都还是年仅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不得不充当起母亲的小帮手、弟妹们的小母亲的角色。此外，迫于家庭的贫穷和现实的困难，家长们给尚未成年的失怙少女订“娃娃亲”的做法给失怙少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谁家的小姑娘》中的改鸽，《毛信》中的毛信“还不足十二岁”，无意中听说要为她们订“娃娃亲”，就表现出本能的反感和恐惧。这就是失怙少儿极不平常的人生处境。少儿本来就是柔弱的，正处在生命成长的一个微妙敏感的特殊时期，而幼年失怙的隐痛又强化了少儿成长过程中的忧伤和敏感。所以刘庆邦笔下的少儿因为失怙而更加敏感脆弱、自尊倔强，多愁善感，这样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化育成作家笔下的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种有别于普通孩子的柔弱之美与残缺之美。
不仅如此，刘庆邦还在失怙少儿身上挖掘出他们善良的品格、丰富的情感和强大无比的生命力。虽然失怙使他们的家庭残缺不全，使他们过早失去父亲的呵护，但苦难也磨炼了他们的意志，锻炼了他们的生存能力，苦难使他们与家人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克己尽责，早熟懂事，从而表现出一种艰难辛酸的温馨美和成熟美。
失怙少儿如风雨中的小草，柔弱而坚强，敏感而执著，是文学形象塑造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应该说，失怙少儿形象的塑造完全实现了刘庆邦的创作初衷和艺术目标，“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心灵得到慰藉，对改善人心起到一点促进作用”⑨。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立项课题论文，项目编号03D184。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 余志平（1965-），湖北孝感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2004级博士生。
① 刘庆邦：《贴着人物写（序言）•到城里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水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③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第7 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第181页。
④⑥ 北乔：《刘庆邦的女儿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98页，第293页。
⑤ 刘庆邦、夏榆：《得天独厚的刘庆邦》， 《梅妞放羊》（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84页。
⑦ 吴炫：《否定主义美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⑧ 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华龄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⑨ 刘庆邦、赛妮亚、梁祝：《刘庆邦访谈录(代跋)》，《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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