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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性文化的奇葩
作者:黄 萍
摘 要:巴楚文化是二元文化的类型,是一种极具民族特性的文化样式。它对楚辞乃至巴楚之地的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对巴楚文化特性的探讨中来分析楚辞等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因子。
巴楚文化,顾名思义,显然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内核中的深层融合,民族间的联姻通婚,习俗上的相互交流,使得巴、楚文化形成一种带有二元交错、交缠、互渗、互补色彩的文化体系。因而,巴楚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新的区域二元性文化类型。
巴楚文化的母体是巴文化和楚文化。巴楚文化的二元性在历史上早有佐证:早在战国时代,郢都有流行歌曲《下里》和《巴人》。学者大抵认为《下里》是楚歌,《巴人》是巴歌。然而,楚歌与巴歌流行在同时、同地,彼此难免相互影响,即楚歌有巴风,而巴歌有楚风。经过历史的演进,巴楚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性。
巴楚文化不是巴文化和楚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叠加,“巴楚文化从来是巴楚二元复合的文化实体。复合,始则耦合,继而融合”①。这种“融合”使得巴、楚民族的许多文化因子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极具民族特性的文化样式。
第一、巴楚文化的地域特色 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巴楚文化主要分布于川、陕、鄂、湘、黔五省交界区域,以长江三峡为其活动中心,其浓厚的地域色彩在相关辞赋中屡见不鲜。
一种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其发端的地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楚辞是南方的诗歌,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事物明显带有南方的特色。“楚辞”表现了强烈的南楚地域性特色,多借楚国的山川、风物、草木、鸟兽抒发情怀。楚辞,按其本义来说,是楚人的歌辞的意思。它是一种乡土文学,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宋代研究楚辞的学者黄伯思曾解释说:“盖屈(原)、宋(玉)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辞序》)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鲁迅把“楚辞”体的产生,把楚辞“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归结为“由二因缘,曰时与地”(以上均见《汉文学史纲要》)。时,指诸子百家兴起后的时代风尚;地,指地域性文化特点的继承。这说明“楚辞”体诗歌的产生,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我国南方楚文化发展的产物。由此可知,“楚辞”的名称,完全是由它的产地和地方色彩而来。
《九歌》其中的场景设置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白芷、白皀、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
第二,巴楚文化具有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这种神秘而浪漫的民族特性在楚辞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战国之时,巴楚文化已基本形成。而开浪漫主义先河的伟大诗人屈原便生活在这一时代,并出生于巴人故地后入楚域的秭归。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巴楚文化对屈原的影响可谓深远,甚至已达灵魂。
同时,屈原曾被放逐于沅湘之间,怀沙于汨罗,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屈原自然能吸足巴楚文化的养分,而创作出《离骚》《九歌》等辉煌的诗篇。其后的宋玉等楚辞作家也深受巴楚文化的影响。在楚辞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出的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和众多神话形象。比如《神女赋》中宋玉将巫山神女描绘为至善至美的天上人间独一无二的美丽女神:“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近之既妖,远之有望。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视之盈目,孰者克尚……”在诗句中,宋玉对所塑造形象的服饰、肖像极尽描摹之能事,使得一位光彩艳丽以及浪漫飘逸的神女形象展现于眼前。
在《离骚》《招魂》也有不少的神话及神话形象,便是源于巴楚文化中的巴巫文化因子。这些形象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神秘而浪漫的民族特质来,也流露出了巴楚文化神秘和浪漫的气息。
第三,巴楚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独立性 巴楚文化是巴文化和楚文化在长时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文化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它却不受制于中原文化,使得巴楚文化表现出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②从这里我们便可看出,巴楚文化是具有一定的民族独立性的。巴楚之地的巫文化、摆手舞、茅古斯以及傩文化都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曾将古濮蛮之地的湘西作为它的边陲战略要地 ,楚文化民间的一支巫俗文化在此地的浸染流布是相当深刻的 ,并不因楚亡而消失。巫俗以楚为盛 ,楚文化及湘西文化都是巫风尤盛的附魅文化 ?鸦巫与舞不可分 ,楚俗好歌喜舞 ,湘西成了歌舞之乡,巫文化也就逐渐形成。
摆手舞是土家族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形式,土家语称“舍巴日",是土家族在祭祀祖先、祈祷过年、喜庆佳节等活动中的一种群众性舞蹈,多在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五期间进行,也有在暮春三月进行的。摆手舞在土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周武王伐纣时期。
“茅古斯”是土家族纪念祖先开拓荒野、捕鱼狩猎等创世业绩的一种原始戏剧形式。流行于湘西永顺、龙山、古丈等土家族地区。
傩文化以傩戏为主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傩戏的流行面很广,西南地区、长江流域、嫩江流域、黄河流域都有流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傩祭、傩戏在嫩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一带日趋衰亡。然而在偏僻的西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因为交通闭塞、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形成的封闭性社会环境和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个性,以及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的渗透,为傩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时至今日,巴楚之地的巫文化、摆手舞、茅古斯以及傩文化,仍表现出很独特很浓烈的民族特色。
第四,巴楚文化孕育着悲剧精神 生活在巴楚之地的文人士大夫具有深深的悲天悯人的精神,从屈原的《离骚》到宋玉的《九辩》,无不把个人的身世之悲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怀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历代文人学士所关注的甚至很难逃脱的宿命。《离骚》中“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诗句中流露出恐怕时光易逝的忧虑,而表明要加强自己修身的志向,并用去皮不死的木兰和经冬不死的宿莽来表明自己志向的坚贞。在强国的道路上屈原是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誓言表明自己是愿为前驱,引导走上正确之路的。但事与愿违, 屈原在巴楚间的“上下求索”,却无法实现抱负,最后怀沙汨罗。且不谈他的作品,仅他的人生便是一种悲剧。宋玉的《九辩》之中,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反映诗人怀才不遇的怨叹和悲愁。诗中对当时楚王昏聩、群贤不出的黑暗政治有所揭露,对楚国的前途表现了一定的忧虑,诗人通过批判揭露楚国黑暗的现实,在表现自己流离失所的怨哀之时,也表现出对国家兴亡的忧虑。诗人在深秋之时看到“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③,秋景的凄凉寂寞让人感到诗人的惆怅失意与冷落孤独,感人至深。其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他的见秋景而生哀的抒情模式,都吸引了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写出许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④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等缠绵凄婉的恋歌,以及《国殇》中所表现的悲壮激烈的战斗场面,无不将人情之悲以及为国阵亡者的悲壮之情表现出来。这种悲剧精神洋溢在巴楚文化之中,也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无限魅力。
第五、巴楚文化的宗教性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综上所述,巴楚文化主要呈现出的神秘的浪漫性,一定的民族独立性,浓郁的悲剧精神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浓厚的宗教性这五个方面的民族特性在楚辞等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极其鲜明、生动形象的表现。这五种民族特性相互作用,既丰富了巴楚文化的内容及精神特质,也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同时,它也深深地孕育着楚辞及巴楚之地文学艺术样式的生长、壮大。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黄 萍,土家族,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① 张正明:《我对巴楚文化的认识——在首届巴楚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巴楚文化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熊宪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35页。
③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264页。
④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