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故国家园是归途

作者：江　倩

　　与现实社会脱节，退回书斋，甚至过起半隐居的生活，听不到时代的呼声、人民的召唤，在思想上必然会停滞，不能时时更新，在精神上也必然会告别充满反叛与创造的青春期，而步入保守持重的中庸主义的中年期。在现代中国不乏这样的例子，蒋少祖成为他们的真实写照。正如胡风所说：“在那个蒋少祖的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的控诉：知识分子底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义所战败而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去。这是对于近几十年的这种性格底各种类型的一个沉痛的凭吊。”通过作品可以看到，对于民众，蒋少祖以高高在上的领导者自居，认为他“确然没有从民众得到什么。他想不出来他和民众有怎样的关系；……在历史的意味上，或在抽象的观念上，他，蒋少祖，领导了民众，为民众而工作”。因此始终不屑于和人民为伍，把人民看做陌生的路人和卑微的邻人，心灵之间永远没有交通。对于民众的愚昧落后不能进行客观分析和理性对待，更不能开展有效的启蒙，仅仅抱着失望的态度，甚至憎恶起这些“构造出腥臭的市场和肮脏的街道的顽固的，愚笨的，无教养的路人和邻人起来”。青年曾经拥护过他，他也因此而博得盛名，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渐趋保守，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无法正确阐释现实问题，渐渐地，与青年之间的共鸣越来越少，“蒋少祖底喊声显得微弱了，在波涛汹涌的武汉显得更微弱了”。尽管他也试图检讨自己，反思自己是否在孤独中飞得太高了，忘记了自己的起点；也担心自己与青年们的隔离会使自己走上官僚的道路。然而，反思的结果却是：“是他们被浪漫的幻想和自私的权利迷惑而脱离了我，不是我脱离了他们……”并且认为自己并没有背叛五四，而是对五四更高的发扬。和群众隔离，使蒋少祖无法取得与时代一起前进的动力，变得日益孤独起来，“他不爱任何人”。他开始怀疑过去一切，将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归结为智识分子的堕落。而智识分子堕落的原因“那便是他们曾经在年青的岁月顺从了某几种诱惑，或者是，卷入了政治的漩涡”。在自我忏悔的同时，蒋少祖否定了五四一代人的努力，带着“青春诱惑”所留下的“创伤”获得了凯旋。他的心里有一种新的、明确化了的热情，“理直气壮地鼓吹起那种叫做民族的灿烂的文化和民族底自尊心的东西来”。
　　在重建民族新文化的历程中，从叛逆传统到重新皈依传统，蒋少祖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思想界的动向密切相关，就像“世界化”之于五四时期一样，“中国化”成为抗战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思潮。“中国化”思潮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颇为复杂，就其最直接的原因而言，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它植根于广大民众心理需求的沃土之中，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也体现于学术领域，不仅文学艺术创作提倡形式的“中国化”、“民族化”，史学研究的重心也转向中国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优异特征，而哲学研究则以第二代新儒学的诞生及其成熟标志着“中国化”的努力。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需要强化国家认同、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以此来凝聚人心，早日取得民族救亡战争的胜利。然而，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或者以对优秀传统和固有道德的大肆颂扬代替对民族落后因素的批判，更不能因此而放弃世界性的开放目光，否则很可能会给民族文化的重建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带来更为长久而深远的负面影响。正是鉴于对上述后果的高度警惕，路翎表现出了他的深刻。尽管在涉及到蒋少祖对新的国家和新的文化重建蓝图的时候，在面对着蒋少祖反复强调的“中国人民必须有自己的道路”、“中国底文化，必须是从中国发生出来的”、“中国必须实施中国化的民主”等观点的时候，作者流露出审慎的肯定，但是从总体上，作者是持否定意见的。特别是对于蒋少祖的否定五四、彻底排斥西方文化在中国民族文化重建中的作用，作者显然是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的。因为在作者看来，坚持五四精神，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在现代中国是比对优秀传统和固有道德的大肆颂扬更加重要，即便是在战争状态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强化爱国心具有明显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的情况下，依然不能丢弃五四的开放意识和批判传统，因为它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未来的新国家和新文化的建构意义则更为重大。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江 倩，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文学博士。
　　
　　参考文献：
　　[1]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J].文学评论.2003.1.
　　[2]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5.
　　[3] 胡 风.财主底儿女们·序[A]. 财主底儿女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