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托古诗在中古时期的演变

作者:蔡爱芳




  袁淑的《效古》诗末云“勤役未云已,壮年徒为空。乃知古时人,所以悲转蓬”,李周翰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刘义恭托古诗云:“束甲辞京洛,负戈事乌孙。后军济太河,筑垒黎阳屯。旦闻羽檄飞,夕见边驿奔。”反映边塞生活,内容为古辞所没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类托古诗的新变是在“象古人……之意”的基础上的新变,因此,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也实际上相对削弱了。
  总的看来,南朝宋的托古诗主题逐渐狭窄,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已有所削弱。
  
  三、托古诗传统的扭曲与失落
  
  齐梁之际的王融、萧统、萧纲、刘孝威、刘孝绰、范云、何逊等亦有托古诗,几乎无一例外都抒写离别之思。这表明他们虽然还是没有明确的模拟对象,但是这些托古诗内容的单一化、类型化却又使其模拟对象作为“类”而明确了些。
  王融的托古诗“花蒂今何在,亦是树下生。何当垂双髻,团扇明月间。镜台今何在,寸身正相随。何当碎联玉,云上璧已亏”,拟《古绝句四首》之“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头刀,破镜飞上天”,主题和句式皆相类,但这种情况在齐梁间比较少见。如萧纲(一作萧统)托古诗:
  
  窥红对镜敛双眉,含愁拭泪坐相思。念人一去许多时,眼语笑靥近来情,心怀心想甚分明。忆人不忍语,衔恨独吞声。
  
  前五句采用刚刚兴起的七言,改变了古诗的句式,只有相思离别这一主题还与古诗有些联系。托古诗内容上的这种趋势,与当时的文风不无关系。《周书•王褒庾信传赞》述庾信诗风指出: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际。其体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奢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
  
  如此,则梁代托古诗已完全与当时的文风打成一片了。那么,它们为什么还要以“拟古”为题呢?本来,托古诗有“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这显然有利于诗人们将其不合正统的趣味合理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徐陵编纂《玉台新咏》时将艳体诗溯源于古代以“大”艳诗之体的做法看出端倪。实际上梁代诗人们继承了托古诗的传统却又扭曲了它的传统。他们诗作内容极端狭隘却又题为“拟古”,这或许也是“比古志以明今情”的方式;然而千篇一律的相思之辞,虽然表现了一种共同的爱好,却根本无法突出诗人的个人情性。这样一来,晋宋以来托古诗的传统内涵单一化了,“比古志以明今情”的功能实际上绝大部分已失落了。
  宋代刘义恭托古诗中的那种边塞内容与齐梁间大量出现的以“古意”为题的诗作十分相似,如江淹《古意报袁功曹诗》等。但这些作品在标题上比托古诗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度,如刘孝绰《古意送沈宏诗》、范云《古意赠王中书诗》、王枢《古意应萧信武教诗》、萧绎《古意咏烛诗》等,“古意”竟然可随意用于赠答、应教、咏物了。诗人们不再把托古诗的主题范围仅限定在“相思”内,而有意通过标题标出其诗作的功能,以扩大其表现空间。可以说,这正是在托古诗“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已失落的情况下,对传统的一种补偿。但是这种补偿仍然是有限的,它们只不过扩大了诗歌的“用”的范围,并没有增强诗歌“情”的深度。显然,这与魏晋以来托古诗的传统已经大相径庭了。汪师韩云:
  
  今观唐以后诗,凡所谓古风、古意、古兴、古诗,与夫览古、咏古、感古、效古、绍古、依古、讽古、续古、述古者,都不知其所分别。古人名作,唯鲍明远《拟古》八首,陶靖节《拟古》九首,未尝名言所拟何诗,然题曰《拟古》,必非后人漫然为之者矣。
  
  正道出了托古诗的传统自晋宋陶、鲍以后已经完全失落的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笼统题为“拟古”或“拟古诗”的托古诗与标明模拟对象的拟篇诗不同,它自有逐渐演变的写作规范。魏晋时期陶渊明等确立了托古诗“有所拟而又不拘泥于拟”以及“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宋代鲍照等既继承了传统又削弱了传统;梁代诗人则彻底完成了新变,拟古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落。而由这一传统的新变与失落的过程,我们似乎也可以侧面了解人们常常指责南朝诗歌为“形式主义”的原因。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蔡爱芳(1978-),河南温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中原工学院讲师;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夫之.古诗评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2] 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3] 六臣注.文选[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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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钱仲联.鲍参军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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