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悲悯与幽默
作者：张永杰
摘要：在《职业》两个不同时期文本的书写中，蕴涵着汪曾祺四十年间悲悯与幽默的心路历程。悲悯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汪曾祺自己的人生经历在起作用；二是叙事者隐身文本背后的叙述策略使然。通过对《职业》等小说文本的细读，我们从小说中那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身上读出了汪曾祺的影子。
还在一九八六年，汪曾祺就这样总结了自己小说的思想：“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①但实际上，《职业》等小说带给人的阅读体验不完全是忧伤，还体现出汪曾祺悲悯和幽默的一面。这些小说在温和平淡的叙述语调下蕴藏着作者睿智而悲悯的目光，透过这种目光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成长的痛苦与哀愁、无奈与艰辛甚至黑暗与卑琐……相比较而言，汪曾祺小说中这方面的思想及艺术特征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汪曾祺不是一个大海，也不是他家乡的高邮湖，他是山林里的一池深潭，清幽，但未必能一眼就望见水底的细石游鱼。对于汪曾祺的研究，那种笼统的宏观概括式的论述虽然看起来痛快淋漓，但往往会遮蔽或者掩盖了汪曾祺思想和文化性格里一些重要的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职业》文本的细读以期能对汪曾祺的文学思想和文化性格有更深入的理解。
《职业》这篇小说汪曾祺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曾写过②。关于汪曾祺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比较已经有相关论述③。本文结合四十年代的文本但主要是分析汪曾祺最后写定于一九八二年的《职业》。像汪曾祺其他小说一样，《职业》的故事也很简单。它讲述了一个在昆明街头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生活片段。这个孩子是个孤儿，由于生活所迫，从小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过早地承担了养家糊口的职业——卖椒盐饼子西洋糕。他每天斜挎着一个腰圆形的扁浅木盆沿街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一些年龄与他差不多大的孩子放了学之后，会背着书包跟在他后面顽皮地用昆明话学着他吆喝，但把字眼改了，变成：“捏着鼻子吹洋号！”面对这并无恶意的摹仿，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没有生气也无法生气。有一次，他得到半天的闲暇——外婆过生日他请假到外婆家去吃饭。空手走在一条巷子里，他看看前后没有人忽然很大声清楚地吆喝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初读之下会觉得这篇小说有点淡淡的幽默感，尤其是结尾处孩子的行为。但稍一琢磨，就会发现这幽默带有辛酸和苦涩的味道，在这些背后蕴涵着汪曾祺的悲悯情怀。
悲悯感首先来自于汪曾祺对小说中所写人和事有着同情之了解。八十年代文本中涉及到的几种职业——收旧衣烂衫、卖化风丹、卖壁虱药……都不是什么“理想的职业”，而是一些为生计所迫的穷苦人所操持的。汪曾祺从声音写起，目的显然不在于写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的声音有多么“好听”，而是由声音写人、写人的生活。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几乎只能维持勉强的温饱。叙述者从卖“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的吆喝声中，猜想板桥这个地方，揣度化风丹这种药的用途，进而设身处地地思量这个战乱时期流落到昆明街头的外地人是怎样生活的……但叙述者没有直接用带感情色彩的词语，而是用一句问候的话语来表达他的同情：“这位贵州老乡，你想必是板桥的人了，你为什么总在昆明呆着呢？你有时也回老家看看么？”读者可以从这简单的问候中读出生活的艰辛、无奈、漂泊……八十年代文本中唯一使用的带感情色彩的词是用于一个在夜晚出来卖壁虱药的老人身上：“黄昏以后，直至深夜，就有一个极其低沉苍老的声音，很悲凉地喊着：‘壁虱药！蛤蚤药！’”读过《阿Ｑ正传》的人想必知道，需要买这种药的人往往是阿Ｑ、王胡之类破落户，四十年代的昆明也不比过去鲁迅笔下的“未庄”好到哪儿去，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家需要这种药呢！？在夜晚，听着一个老人“低沉苍老”的声音“悲凉地喊着：‘壁虱药！蛤蚤药！’”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穷愁。但汪曾祺的高妙之处在于：他没有大声的呼喊，而是用叙述来代替抒情和呐喊。读者稍不留意就无法体会汪曾祺的这番苦心。小说的重点放在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身上。汪曾祺对于这个失去童年的孩子的悲哀是用对比的方法暗示出来的。斜挎着扁浅木盆的孩子沿街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放了学背着书包跟在他后面的孩子学着吆喝：“捏着鼻子吹洋号！”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但前者是挎斜挎着“扁浅木盆”，后者是背着书包，生活道路的不同和社会的不公暗含在这无形的对比中。但汪曾祺对这孩子的遭遇不仅仅是悲哀更是悲悯，对比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文本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四十年代的文本中，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有一段描写：“他举动之间已经涂抹了许多人生经验。一望而知，不那么傻，不那么怯了，头上常涂油，学会在耳后夹一只香烟，而且不再怕那些狗。他逐渐调皮刁恶，极会幸灾乐祸地说风凉话，捉弄乡下人，欺侮瞎子。”看得出这是一个恶俗的孩子形象。而在八十年代的文本中，汪曾祺用一句话代替了这段描写：“这孩子是个小大人！”“小大人”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这孩子少年老成世故，就像四十年代的文本中所描写的那样；二是指这孩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担当了该一个大人来做的事。在八十年代文本的语境中，叙事者的情感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在小说中紧接着“小大人”这句话汪曾祺就这样写道：“他非常尽职，毫不贪玩。遇有唱花灯的、耍猴的、耍木脑壳戏的，他从不挤进人群去看，只是找一个有阴凉、引人注意的地方站着，高声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这不但是夸奖简直是带有欣赏的意味了。在汪曾祺的一系列小说和散文中，他最欣赏这种尽心尽职工作的人。“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是可感动的。”④这个孩子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工作尽职到面对着自己每天最喜爱看的马，也没有忘记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所以叙述者在这段文字后加了一句略带揶揄口吻的话：“饼子和糕卖给谁呢？卖给这些马吗？”孩子对本不该属于自己这个年龄从事的职业表现得越认真尽职，越体现出社会和生活加在他身上的束缚之重，他也就被生活异化得更厉害。汪曾祺在不动声色中暗示出温和的嘲讽背后的悲悯。有人喜欢把悲哀和苦痛大声地喊叫出来，而汪曾祺选择把悲悯隐藏在心底，流露在字里行间。
同时，八十年代的文本之所以表现出这样深厚的悲悯之情有两个原因。一是汪曾祺自己的人生经历在起作用；二是叙事者隐身文本背后的叙述策略使然。八十年代的汪曾祺遭遇了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和生活变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动乱、饥饿、失业、思想改造、下放劳动、审查隔离……这一系列对他思想和肉体的打击和磨难并没有将他打倒，反倒是让他获得了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深刻认识，把汪曾祺磨练成了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用宽厚包容的心态来面对过去的一切。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所写人和事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感的表达与汪曾祺所采用的艺术方法有相通之处：
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于所写的人物的态度、感情。
对于人或事的态度、感情，大概有这么三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特别地说出”。作者唯恐别人不理解，在叙述、描写中拼命加进一些感情色彩很重的字样，甚至跳出事件外面，自己加以评述、抒情、发议论。一种是尽可能地不动声色。许多西方现代小说的作者就尽量不表示对于所写的人、事的态度，非常冷静。比如海明威。我是主张作者的态度是要让读者感觉到的，但是只能“流露”，不能“特别地说出”。作者的感情、态度最好融化在叙述、描写之中，隐隐约约，存在于字里行间。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