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女人心”写就的另一个世界
作者：刘春轶
三、都市女性：边缘化的人生
端木是一个对文学创作的“宽度，深度，强度”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都市世界是他重要的文学景观。端木以细腻的笔触，对处于动荡时代背景下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进行了体察，她们边缘化的人生，体现着端木人生感悟的深化。
《可塑性的》《三月夜曲》是端木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时期创作的作品。两篇作品的女主人公都可以说是“没落的贵族”，人物遭遇也非常相似。《可塑性的》里的凤子，出身于保持着“八旗最后的光辉”的贵族之家，家族败落带给她后来“变态的遭遇”。而《三月夜曲》中的波兰女子，则是一位波兰将军的女儿，在遭遇了亡国之痛后孤苦地流亡上海。两名曾经那样高贵的贵族少女，转瞬间的遽变就将她们无情地抛掷到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不能不让人感慨命运的乖戾与世事的无常。如此相近的题材选取可以说并非偶然。此时，家乡已沦陷五年有余，对于现实的失望使端木失去了《草原》时期激扬的意气，没落贵族所惯有的幻灭与虚空感开始浮现出来。经久植养而成的贵族气一旦遭逢没落的命运，就会“潜气内转”，生发出深切的哀婉与生命的悲吟。凤子堕落后由于失望而自杀，走上《日出》中陈白露的路。凤子的自杀，一方面有对于自我的失望，但更直接的是她对于表哥的绝望。表哥辛人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表妹，“心中是怜，也是爱”，但命运此时又显现了它的乖戾，无故内心的“坠力”，让他产生“不好立刻承认下来”的想法。结果第二天，他就等来了凤子的死讯，这一切只发生在转念之间。可见端木对这种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非常敏感，作家在感慨“生命自来的残忍” 这一点上与曹禺是共通的。
一九三九年在重庆歌乐山，端木又开始了长篇小说《新都花絮》的创作，这是一部如实记录处于时代边缘都市女性心路历程的小说。主人公李宓君出身豪族，敏感孤傲。由于第一次恋爱的破裂，她离开伤心之地北平，选择了重庆这个对内地青年“有着磁力似的吸引”的时代前沿之地。但到了重庆，她却发现了自己的“多余”，感到“自伤自悼和无言的烦躁”。在保育院的工作终于给了她一段“甜蜜而且宁静”的日子，新的爱情的到来把这种幸福推到了顶点，但最终由于自身的原因，她又将这即将实现的幸福轻轻地失去。结尾，她只有在“时光过的真是太快”的叹息中怅然飞往香港。宓君的形象与十九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赫尔岑所论的“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的多余人”庶几相似。他们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厌倦上流社会的生活，渴望有所作为，但又往往由于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因此在社会上无所适从。应该说，宓君有极强的个人主体意识和较高的生命质量要求，她希望把握生命的真实，体现在文本中就是她时时处处都感觉到焦虑与“虚幻”，并为了逃避这种焦虑与“虚幻”而一再地离开、寻找。但是由于个人的骄矜孤傲，她无法找到一个有力的维度来把握自己，进而把握生活。这就使她一直处于人生目标的缺失当中。小说文本结构是一个多方面的载体：包括“作为‘能指’的叙述，作为‘第一所指’的故事，和作为‘第二所指’（即由叙述与故事的复合体作为能指而负载的语义信息）的人生经验”。重庆时期的端木，因与萧红结婚受到方方面面的指摘，让他体味到世情冷暖。同时随着抗战的持续和深入，大后方的黑暗暴露得愈加明显，这也继续加深着他的失望情绪。《新都花絮》的叙述与故事，就是以这种作为“第二所指”的“人生经验”为依托的。宓君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感觉到“无底的虚幻感”伴随左右，而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彻骨’的孤傲的贵族气”的端木，对此也是颇有感触吧。
端木是一个“生就了一副女人心” 的作家，他揣摩刻画出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在她们身上，寄寓了作家的文学理想和精神特质。通过解读这些形象系列，我们愈加认定，端木蕻良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一个可以不断发掘的话题，是个特具魅力、能够引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阅读与研究对象”。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春轶（1978－ ），吉林白城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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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相关材料可参见：孙陵《端木永做负心人》[Ｍ]．骆宾基《萧红小传》[Ｍ]．胡风《悼萧红》[Ｍ]（代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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