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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人情世态的描绘及成因分析

作者:何梅琴




  关键词:《史记》 人情世态 成因分析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的巨笔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角度地描绘了人情世态,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现实的亲切感。司马迁对这一现象尤为关注的原因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司马迁的身世,他的悲剧心理要求,他的政治社会理想,实录精神等。
  《史记》是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一座千秋闪光的丰碑,它以其广博的内容,被后世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司马迁把他的巨笔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及到人的内心世界,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现实的亲切感。他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了丑恶的社会现象,愤激地抨击势利的社会。本文拟对《史记》中反映的世态炎凉现象作分析,并试图探讨司马迁对这一现象尤为关注的种种原因,及为改变这种世风所作的努力。
  
  一
  
  人生在世聚散离合,实属常见。造成人与人聚散离合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利益原则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利益既是把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又是把人分割开的鸿沟,在变化无常的聚散离合中,见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司马迁对人情以市道相交,极有感慨,故于《孟尝君列传》、《苏秦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张耳陈余列传》、《袁盎晁错列传》中反复言之。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后孟尝君在冯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相位,重新得势后的孟尝君非常憎恶散去的门客,扬言对回归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谖在说服孟尝君时的一段话是令人深深感慨的:“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冯谖把孟尝君的官府比作市场,当市场有物可购时,人们踊跃购买;当市场空荡无物时,人们自然不再光顾。对于孟尝君来说,他用以吸引宾客的货物不是别的,乃是金钱和权势,有金钱、权势则宾客聚,无权势、金钱则宾客散。孟尝君作为经营者,只能责备自己没有吸引顾客的货物,不能埋怨宾客具有选择的自由。
  廉颇和孟尝君一样,也有过东山再起的经历,也发生过逐客受阻的事件,廉颇对世态炎凉也深有感触。《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乃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然之理也,有何怨乎?’”廉颇门客把权势、金钱视为维系宾主关系的唯一纽带,而把自己当作待价而沽、能自行选择买主的商品。对于廉颇这位买主来说,当他已经不具备购进和储备商品的能力时,只能怪自己经营不善,无经济实力,怎么能怨天尤人,迁怒于自行流失的商品呢?既然这位门客把自己完全作为一个经济动物看待,人际交往中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之外不再承认其他因素的合理性,廉颇当然也就无话可说。廉颇的门客和冯谖一样,都用商品交换原则来解说人际关系,承认人的趋利是合理的,由趋利性所带来的薄情寡义不应该受到谴责,而应该作为既定的事实默默地承受下来。司马迁通过宾客的言论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以市道交”的处世原则,以及追逐势利的社会风气。
  世态炎凉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甚至发展到了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程度。—个人的富贵与否,有势与否,不仅一般人会对他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就连亲人也会如此。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起初仕途受挫,“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窃笑之”。“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①可是,当苏秦身佩六国相印路过洛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苏秦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这里对家人产生凝聚力的不是苏秦在家中的归属角色,而是他的权势和钱财。苏秦嫂子的回答坦率得惊人,它毫不客气地撕破了宗法家族中那温情脉脉的面纱。苏秦的感慨是深沉的,他从切身经历中已经体验到,对于世人来说,富贵比血缘关系更有吸引力。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家贫无以为业而又多才多艺的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文君与之私奔,文君之父卓王孙大怒,“不分一钱”给她,听说文君夫妇卖酒为生,卓王孙感到耻辱,“杜门不出”。可当司马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奉使通西南夷路过蜀地时,“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②。在司马相如最贫穷的时候,卓王孙送去的是冷风寒气,使得司马相如雪上加霜。而当司马相如拥有权势的时候,卓王孙对司马相如一家的感情也升温发烫,不仅如此,卓王孙对司马相如、卓文君婚姻的态度,也截然相反。司马相如与卓王孙关系的变化是戏剧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同样是贫贱与富贵,是权势和金钱的有无。
  司马迁不仅广泛地描写世态炎凉的丑恶现象,而且,通过对这种现象的描写,全面而清晰地向人们展示:封建社会是如何扭曲着人们的心灵,如何使人们的感情病态地发展。司马迁从他的自身体验出发,以一种直捣人性底蕴的勇气,在《史记》中为我们展示了种种人性的丑恶。置身于如此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很难寻觅到一种真诚而终身的友谊。
  在《张耳陈余列传》中,司马迁以无限苦涩的心情,为我们叙述了一个“贫贱时刎刭之平交,以素心始而不免以市道隙末”的反目为仇的可悲故事。陈余张耳两人贫贱时“相与刎刭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对忘年交在人生苦旅中也确实做到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一种友情的牵引下他们互相扶持,走出了四处流窜的苦难岁月。陈胜起义后,他们受陈胜指令,先后立武臣、赵歇为赵王,张耳为相,陈余为大将军。他们都当了高官,就在这时,他们的友情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尽头。张耳与赵王被秦将围困在巨鹿城,陈余所部几万人驻扎在巨鹿之北。张耳几次派人召陈余救援,但陈余觉得自己兵力太弱,不是秦军对手,不敢前往。后来,项羽击败秦军,解除了巨鹿之围。张耳埋怨陈余见死不救,还怀疑陈余杀了他的救援将领陈泽。陈余怒,“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由此陈余、张耳遂有隙。”随着张耳、陈余权势的增大,他们之间的怨恨也越来越深。后来,陈余起兵攻打张耳,张耳败走投汉。汉二年,刘邦东击楚,请陈余发兵支援,陈余说,“汉杀张耳,乃从”。汉三年,张耳、韩信在汦水之上斩杀了陈余。至此,张耳、陈余以他们的相互仇杀对他们所谓的“刎刭之交”作了无情的嘲弄与践踏。对于张耳、陈余以恩始又误会又绝交又对立又兵戈相见以仇结的交往史,司马迁深为叹息:“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之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司马迁的目光是敏锐的,他看到了使张耳、陈余由生死之交变成冤家仇人的因素,这就是权势。因此司马迁在为他们两人作传时,详细交代他们如何势利倾夺。在他们心中,没有真诚,没有信义,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有利可图时,他们可以指天为誓,愿生死与共;当利害冲突时,他们就反目为仇,互相争斗残杀。张耳、陈余始相善、后相恶的故事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心灵中虚伪、丑恶的真相。司马迁把权势给人所造成的异化展现得特别充分,它腐蚀人的灵魂,离间人们之间的友谊,使人利令智昏,泯灭情义,对此,司马迁流露出无比的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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