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渗透于人骨子里的奴性与漠然
作者：朱立芳
别里科夫是在中学里教希腊语的教师，成天生活在极度惊慌恐惧之中。现实生活总是让他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人世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用各式各样的套子把自己的躯体和使用的物品套起来，因此，即使在最晴朗的天气里外出，他也要穿上雨鞋、带上雨伞，穿上暖和的棉大衣，要用黑[镜挡住[睛，用棉花堵住耳朵，坐上马车后还要支起车篷，同时把雨伞、表、小刀也装在小套子里。
虽然他将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紧紧的，包得严严的，尽力避免现实生活对他的外在伤害，却躲避不了现实生活对他的内在刺激与惊吓。他害怕越政府的法令、规章和一切现存秩序一步。对于当局偶尔准许的事情，他也从反面去领会，认为其中一定别有文章，一定是官府为了镇压什么不轨行为而采取的引鱼上钩的计谋。所以凡是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看来跟他毫不相干”的事也会惹得他“闷闷不乐”。城里新设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一个戏剧小组，他便惊恐不已：“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他心慌意乱；看到中学教师穿着绣花衬衫上街，公然骑自行车在郊外旅行，他也觉得“心里乱得很”。他整天战战兢兢，六神不安，不仅怕敢于说“不”的柯瓦连科，还怕不守规矩的学生，以致睡觉时蒙紧头，“躲在被子底下”，还“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偷溜进来”，而“通宵做噩梦”。
是什么原因使别里科夫恐惧到如此程度？我们回到小说写作的年代。契诃夫的这篇小说写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俄罗斯正处于历史上极其黑暗反动的时期，沙皇政府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在政治上施行恐怖迫害，精神上加强严密控制，整个俄国就像一所大监狱。在这恐怖的现实环境中，别里科夫这样一个敏感的小知识分子，为了能在不安、恐怖的现实中苟且生存，他只能胆怯得龟缩在套子里。
也许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推翻沙皇统治，卸去重压，别里科夫不就可能重新恢复为鲜活的生命，过常人的生活了吗？其实不然。对于一个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已经完全丧失了主体意识的人来说，深入到内心的奴性已经使他无法审视自己内心的需要，他只能在奴性的黑暗中匍匐，最终走向灭亡的结局。因为人可以被金钱奴役，被官职奴役，被权力奴役，被白色恐怖奴役，被所有的外物奴役，但真正能奴役自己的还是来自渗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观念。试想，没有了这奴性的锁链，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怎么能被种种恐惧所压垮，任由这种种恐惧牢牢地控制？相反，任由这种种恐惧肆行泛滥，就必然丧失自我，必然自甘愚昧平庸，就自然不人不鬼，就断然没有脊梁、没有人格。别里科夫自轻自贱，丧失人的尊严，对已成的社会秩序和生活轨道盲目遵从，刻意维护，用一种因循守旧、迂腐不堪的惰性思维来看待一切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完全泯灭了一个自由人的思想意识。他惶惶不可终日，孜孜以求的不过是在当时的俄国活下去，保持住他那窝囊透顶的生活和职业，至多是他那所谓“正人君子”的好名声，安安分分地做定封建统治下的奴隶。这才是他恐惧的真正根源。
别里科夫生活于恐惧的“套子”中，反过来又用“套子”去控制别人。他套住了整个学校，套住了全城，以致同事怕他，校长怕他，太太们怕他，教士们怕他，全城的人都怕他。他的“垂头丧气”“唉声叹气”“满腹牢骚”，“把我们都压垮了”，“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在别里科夫这样的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什么都不敢做。
人们是如此的害怕别里科夫，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随着别里科夫带着他的“套子”踏上西方极乐世界，世人岂不从“套子”中彻底解放出来得以完全自由了吗？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不也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然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在替别里科夫送葬时，尽管每个人都觉得埋葬别里科夫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神情（与其说“不肯”，倒不如说“不敢”），他们怕自己的反常举动会引起别人的不满，会引来别人的说三道四，以致闹出什么乱子，所以，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沙皇暴虐黑暗的专制统治下，别里科夫把自己的内心恐惧、精神上的压抑传染给了别人是事实，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他没有也不可能辖制有思想的人的。小说里所谓别里科夫辖制全城的根源只能是小城顺民百姓们的自我精神奴役，是渗透于骨子里的奴性束缚了他们的要求和行动，是人们自觉地走到了别里科夫一边。在小说的结尾处兽医伊万·伊凡内奇对此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认为：“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这就是根源所在，为了避免社会变革而必然产生的动荡影响了自己的生计，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的生活变故牵连到自己，触犯自己“做奴隶”的利益而丧失人格，丧失做人的起码原则，小城的百姓们苟延残喘地生活着。这种奴性思想其实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俄罗斯人的血管里。虽然俄罗斯的农奴制在一八六一年就废除了，但数百年的农奴制度却在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性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根除的。可以说，这才是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形象产生的社会基础，才是别里科夫即使死了生活却还是老样的根本原因。
作者通过《套中人》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奴性思想和奴性心理并不会随着别里科夫们的死而寿终正寝，俄罗斯人要彻底埋葬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别里科夫，而是奴性观念，奴性心理，奴性生活！
别里科夫及全城的人们噤若寒蝉般的生活还源自于渗透在人骨子里的漠然。《套中人》的世界中，人们待人冷漠、毫无人情味。我们看到，别里科夫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去做的（尽管有荒唐的认识），他认为做这些事（包括向上级报告）是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是真诚的。他的灵魂深处，其实潜藏着与人交流，“跟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但人们对他那套子式论调避之唯恐不及，根本谈不上与他沟通、帮助他摆脱套子式的生活，甚至与他斗争了，结果对他一味地忍让、迁就，任其将恐惧传染给每一个人。
《套中人》中的人们，对待他人完全持一种漠然无关的心态，对自己的生活也是得过且过。他们过着与大多数人同样的生活，把自己装在自认为安全的各种 “套子”中，尽量不出头露面，就像兽医伊万·伊凡内奇说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儿纸牌，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我们在懒汉、无端找麻烦的家伙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种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的确，这也许可以使人相安无事地终其一生，却残害了人的心灵，令人烦闷，使人麻木。为明哲保身，小城的百姓们就这样在惰性、懒散和无聊中生活着。
就连小说中似乎最有生气、最敢于批判的柯瓦连科也是如此。他自私、冷漠，对姐姐毫不关心，和姐姐“老是成天价吵架和相骂”，对其婚事竟然说“这不关我的事。她哪怕嫁给一条毒蛇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更不用说对别里科夫了。柯瓦连科从看到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讨厌他，所以当别里科夫将自己的担心、自己的恐惧“悲凉”地与之交流，并提出“忠告”时，柯瓦连科态度冷淡，非常生气，并没有真诚地拉他一把，反而把他推得滚到楼下，使他成为两位女士的取笑对象，致使他更加恐惧，更快地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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