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论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的和谐文化精神
作者：闵建国
摘要：鸳鸯蝴蝶派顺应社会和文学发展的要求，结合新的创作实践经验，在雅俗共赏、与时俱进、中西合璧、读者为本中实现文化和谐，影响了一个时代人们的文学阅读。在大力倡导文化和谐建设的今天，我们重新分析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的和谐文化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命名特别的流派——鸳鸯蝴蝶派。它虽然屡遭左翼文学家们的挞伐，但始终呈现出不断发展的繁荣局面，成了贯穿整个现代文学发展始终的文学流派。特别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不时有足可引以为自豪的大作家和惊世之作出现，影响了一个时代人们的文学阅读。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由于新文学本身的不足，给鸳鸯蝴蝶派的发展留下空间外，还与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创作中追求和谐文化精神密切相关。在大力倡导文化和谐建设的今天，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分析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中的和谐文化精神，或许会对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和谐建设以及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启示。
一、在雅俗共赏中构建文化和谐
一九一七年一月，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包天笑在《小说画报》创刊号上的“例言”中宣称：“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可见，以雅俗共赏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是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遵循的创作宗旨。文学作为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载体，应首先立足于大众，为大众所喜闻乐见，那么，这就需要文学创作有一定的世俗化倾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鸳鸯蝴蝶派在自己办的报刊上反复强调：“排闷解愁”，“给大家快活快活”，以“消闲”、“娱乐”来进行自我标榜。《红玫瑰》在“编者话”中明确声称：它的主旨“常注意在‘趣味’二字上，以能使读者感得兴趣为标准”。 而《游戏世界》则公然大做广告，说是什么“《游戏世界》是诸君排闷消愁的一条玫瑰之路”，要人们“快到这开放的玫瑰之路上来，寻点新趣味回去”。但是，文学创作光有世俗性是远远不够的。文学还要有提升大众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的功能。所以，世俗化不是庸俗化、浅薄化的同义语，也不是高雅、严肃的反义词。通俗文学同样应是精品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同样应具有高远的文化追求和高雅的价值取向。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以“娱乐”、“消闲”为基本创作标榜的同时，又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评价。就像他们强调的那样：“虽曰游戏文章，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他们遵循“依附于俗趣味，酿造着雅情调”的创作原则，在消遣娱乐中“警世觉民”，实现了“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以收“感化之功”的创作理想。所以，他们创作的价值取向有两个要素，即表现手段上要具有游戏、消闲和趣味的色彩，作品的主题上要具有“警世觉民”的深刻。
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中追求雅俗共赏的集大成者。他的《春明外史》《金粉世界》《啼笑因缘》等小说不仅有很强的趣味性，也包含有很强的理性成分，他在娱乐性与严肃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他“往往入乎俗，而出乎雅”，把思想性巧妙地寓于可读性之中，潜移默化、不动声色地把读者的阅读心理从猎奇、宣泄、娱乐中引入健康、积极的轨道，从而淡化了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界限，在各个阶层的读者中形成了“《啼笑因缘》迷”、“《金粉世家》迷”，而这个“迷”字就是从雅俗共赏进入陶醉境界的。
旧的文化秩序崩溃，雅俗之分被打破之后，文学的消费趣味实际上处于了一种平面流动的状态之中。这使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雅与俗相互吸收、相互转化，走向融合。这种状况给鸳鸯蝴蝶派在雅俗共赏中构建和谐文化创造了条件，但最主要的还是鸳鸯蝴蝶派在“俗”的文学创作中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正确理解和表现人性，正确对待群众的审美追求和文学自身的价值，常常透露出极有历史感、时代感和文化意味的“雅兴”，从而形成了“大俗成雅”、“大俗大雅”的艺术张力。
二、在与时俱进中构建文化和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就会形成这一时代的审美环境，并确定这一时代文学创作的审美形态。鸳鸯蝴蝶派充分把握了这一点，他们“始终跟着这时代的潮流前进，不肯落后一步”，他们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始终不断地进行自身调整，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
首先，“文体，力求切合潮流”。“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是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对白话进行小说创作不仅是赞同的，而且是最早的实践者。一九一七年一月，包天笑在《小说画报》创刊号“例言”中说：“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以白话体作为小说创作的语言是《小说画报》同仁们共同遵循的宗旨，在这本刊物上每期所载的短篇小说和连载的长篇小说均为白话写之。此年此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刚刚发表，《新青年》上的文章还都是文言文，包天笑等人有这样的认识并如此实践十分难得。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使《小说画报》成为我国第一份白话文学杂志。
其次，题材！择与时代召唤融合统一。在“五四”反帝爱国潮流的冲击下，以言情为主的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迅速出现了一些反帝爱国的作品。被称为该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在他的《自叙》中曾写道：“自从当年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件后，我痛心国难，曾经写过《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京之围》《亡国奴家的燕子》等好多篇爱国小说，想唤醒醉生梦死的同胞，同仇敌忾，奋起救国，以致引起了上海日本领事馆的注意，把我列入黑名册，曾派特务到报馆找我，险遭不测。”这种爱国精神，在鸳鸯蝴蝶派中是有很大代表性的。在民族危难深重之日，该派在文学的表现题材上，迅速进行了调整，一改过去言情为主的面貌，体察人民大众的愿望和需求，创作了许多反帝爱国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爆发前夕，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鸳鸯蝴蝶派作家大多最很快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瞿秋白曾指出：“现在满洲事变之后，所谓‘抗日文艺’，也还是这一类小说家做得又多又快。”这一类小说家：指的就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其中张恨水以抗战为题材，描写市民阶层悲欢离合的作品就有《热血之花》《风）之夜》《石头城外》《大江东去》《巷战之夜》《蜀道难》等。人民的抗战情绪深深震撼着张恨水，他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焕发了。“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写作言情小说《太平花》，于是从第八回起，就改为抗日的写作。一九三四年写的《啼笑因缘》续集，把义勇军抗日的情形写得十分悲壮。经过八年的抗战磨练，张恨水的思想认识有了较大提高，不仅写出了一些不带“言情气”的抗战 小说，还紧跟时代潮流，写出了《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傲霜花》《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一系列社会讽刺小说。揭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广大读者所普遍关心的社会重大问题，充分显示了张恨水在文学创作上与时俱进的追求。所以，老舍曾说，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并认为他“是个真正的文人”。
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深入真实而丰富的时代生活，通过灵视之[去发现潜藏在时代脉络中的深意。在这里既表现出他们对眷恋生命、流连光景等生存细节的体察能力，又体现出他们对时代视域中涉及国计民生、民族发展的大视域、大场景、大事件、大主题的一种历史和哲学背景上的宏观概括能力。在与时俱进的题材上，生发出神姿天纵的艺术想象力，为新的时代呈现出许多丰饶、立体、有骨气、有正气、昂扬大气的优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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