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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好问的遗民心态

作者:漆 亿




  对“癸巳之变”中为叛将崔立立碑作碑文的问题,元好问更是非常敏感。崔立建碑事发生在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底,其时蒙古军围困金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市),金哀宗逃往归德,元好问等人陷身围城。守汴叛将崔立胁迫,以其降蒙古是为拯救一城生灵为词,命他们撰写功德碑。两年后,同时参与撰碑的刘祁作《录崔立碑事》,指责元好问是撰碑主谋,士林中人也纷纷贬斥批评他未能死节,偷生恋爵。在蒙古太宗九年(1237)元好问回到故乡忻州,营建外家别业,遂作《外家别业上梁文》等作品,为自己申辩,明言“命由威制,佞岂愿为”。我们姑且不论当时史实如何,于此足见元好问对名节问题还是未能完全抛开的。
  他在元太宗七年(1235年)所作的《学东坡移居 ·之五》,有这样的诗句:
  
  静言寻祸本,正坐一出妄。青山不能隐,俯首入羁鞅。巢倾卵随覆,身在颜亦强。
  空悲龙髯绝,永负鱼腹葬。置锥良有余,终身志惩创。
  
  他对自己未能死节充满愧意,认为含羞忍辱活下来是自讨苦吃。他临终嘱咐家人弟子在其死后墓碑上仅仅篆刻“诗人元遗山之墓”七字,不以亡金故臣自命,可见他忧谗畏讥,深怀顾虑。
  综上可见,元好问不能算一个合格的金源遗民,但确实是一个为人民、为文化、为历史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知识分子,为此,他遭受到后人无数责难,自己心灵上也承受了无比的痛苦。在行为上,他不怕流俗众议,敢作敢当,在思想上,却未能完全摆脱桎梏,苦闷彷徨。
  近八百年来,历朝文人对元好问的为人问题态度十分复杂,有的横加指责,有的竭力辩白,有的干脆避而不谈。这几种态度直到今天还都存在。事实上,在思想上得到极大解放、中华民族实现高度团结与融合、文化研究不断广泛深入的今天,我们已经没必要再在这些方面做太多的争论,指责与辩护都没有多大意义,避而不谈也不是可取的态度。现在,我们不应再像“文革”期间的文艺作品似的,那么严格地格式化、概念化地划分人;也不应再使用封建的忠孝节义等观点来评论人;在人格与艺术、与社会贡献之间也不要再死板地搞什么必然联系。只有打破这些条条条框框,我们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人,更科学地评价人。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漆亿(1963- ),重庆交通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和对外汉语教学。
  
  ①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八,《元遗山诗》。
  ②陈中凡:《元好问及其丧乱诗》,《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③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
  ④黄时鉴:《元好问和蒙古国关系考辨》,《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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