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一介寒士的探索
作者：朱进国
摘要：左思的《咏史》诗，通过史事探讨了处在封建制度之下寒士这一类人的命运和可能的出路，以寻求自己的！择；在艺术形式上，把咏史诗从叙事体转变为抒情体，将述史和咏怀融合，拓宽了咏史渠道。
左思是西晋太康文坛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在他存留的十四篇诗中，《咏史》占了八首，也正是这八首《咏史》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为他赢得了“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治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①的美誉。“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②。左思八首《咏史》诗有如此高的评价，我们不得不读。
左思八首《咏史》诗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称“左思的诗歌有一种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阔大胸怀”，“充满着一种悲愤不平之气”③。他的“《咏史》一改班固创为《咏史》时的质木无文，也不像前此王粲、阮瑀的《咏史诗》那样就史实而抒感慨评论，而是打入自己的身世之感，感情激烈深切，借古人之事，抒个人怀抱”④。这是人们对左思《咏史》的一般看法，我以为他的《咏史》反映了作者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的思想变化过程，反映了作者对出身微寒士人的出路何在的艰难探索；其中有青年时代的浪漫幻想，有在现实中碰壁的感慨和理想受到现实嘲弄后的愤懑不平；有由立功到立言即与官场决裂、“绝意仕宦”、“专思著述”的转变，这种思想变化的过程，不是短时间完成的，而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左思所生活的西晋是一个士人的观念和行为均有悖于传统的时代。晋武帝太康年间的安定繁荣鼓舞了文人的求仕热望，他们从四方纷至沓来，云集洛阳，但以家世阀阅论品授官的！举制度阻遏了他们的仕进之途。另一方面，正始名士反抗礼教的放诞行为，玄学对儒学拘名失实的批判，使传统的道德观念不再具有神圣的约束力。魏晋以来对生命倏忽的忧虑也支持人们大胆地追求现世富贵。西晋文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少了一些儒学道德的约束，在门阀障碍之下，许多人依附权贵以图仕进。陆机兄弟、潘岳、刘琨等著名文人莫不如此。左思在大约泰始八年（二七二年）送妹妹左芬入宫而举家迁居洛阳，又身列秘书监贾谧“二十四友”并为贾谧讲《汉书》，也未必没有攀托之意。但他未能得志，即使花费十年心血而写成饮誉都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⑤的《三都赋》，也不能改变他遭冷遇的境遇。左思以愤懑不平的心情写《咏史》，其现实的批判目标、史材！择的目的性和对寒士出路何在的探索都在诗中表现得十分明确。
西晋文人常常是一面追逐着富贵，一面呻吟着“世网婴身”；一面忧心着危患，一面在险难的仕途上蹒跚而行。其言行的矛盾反映了处于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人的心态，困惑、懊丧是他们诗赋中常见的情绪表现。他们不时地需要调整心态，需要调整心态的依据。左思言：“自非攀龙客，何为?来游？”对自己的入洛阳充满了悔恨和自责。那么，出路何在呢？左思既没有陆机江东世族的名望以自持，也没有潘岳人才俊秀的时誉以自宽，他是一个在现实社会中缺乏凭据的人。因此，他的《咏史》针对着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发，却不是简单地用史事来批判现实，也没有停留于以史事支持自己的品格追求，他是透过史事来思考自己的境遇，来！择出路。这样左思《咏史》就与评判得失的正体咏史诗拉开了距离。
左思的《咏史》共八首，其内容和结构既可各自独立成章，又可合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整组诗把咏史和咏怀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旨在探索寒士欲“骋良图”、匡顺天下的途径，表达建功立业的愿望，抒发蔑视豪门的傲气，抨击埋没英俊的世族门阀制度。诗歌的二至八首都以咏叹历史人物的形式出现，而第一首则作直抒之言，融议论于鲜明的形象中，塑造了富于才略的诗人自我形象，吟咏了自己的文才武略、功名志节和超脱的情怀，而这基本上概括了后边七首诗的内容。“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诗人咏史并非泛咏史事，而是吟咏与自己的一生行迹相类的‘于余心有戚戚焉’的古人”⑥。为什么要吟咏与自己的一生行迹相类的“于余心有戚戚焉”的古人？这就告诉我们，他在着力寻求寒士的出路。
首先，左思所咏不是历史上某个具体的事件，或某一个别的人物，而是寒士这一类人。他在八首诗中提到了许由、荆轲、段干木、鲁仲连、苏秦、李斯、冯唐、扬雄、陈平、主父偃、朱买臣、司马相如等十二位历史人物的事迹。这些人，或拒官爵而避世，或由贫贱而显达，或抑郁失志，或富贵丧身，遭际不相同，但都是出身微寒而才华见称于世的士人。与此对比，诗中多次出现“金张”、“许史”、“高门”、“王侯”一类代表世族显贵的语词。但是，相对于陈平、荆轲、冯唐等名字所提示的一系列丰富生动的人物经历，这类词语缺乏具体人物事迹的补充，又往往出现在议论中，不能激发读者的联想以深化“世胄”与“英俊”的反差。“地势使之然”的显贵在诗中只是一个概念的描述，是作者树起的一面镜子，以反映寒士遭遇的不公平。可见左思的意图不仅是要用对比来揭露门阀制度的不合理，他更关心处在这种制度之下的寒士一类人的命运。在第七首诗中，左思连续举出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人的穷困经历，感慨“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紧跟着却笔锋一转，愤然惋惜：“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英雄是功成业就者。是英雄就必有某种才干，却并非有才干者俱能成为英雄。主父偃四人，尽管有过“忧在填沟壑”的潦倒，但终于是或位及人臣，或衣锦还乡，或扬名于天下，而成为了英雄。四人的经历，可以让人产生“英雄有迍邅”的感慨，却难以得出世弃奇才的结论。左思这种突兀而起的转折大概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才之奇在自身，成就英雄则有待于人。诗中“当其未遇时”一句，即点明“遇”和“未遇”就是英雄与奇才区别的关键。“遇”是偶然，是机缘，是幸运。主父偃等虽然得遇而成为英雄，被弃之草泽却是出身寒微的才士的普遍命运。
其次，左思《咏史》不仅仅是以历史作道德裁判，而是通过史事以探讨寒士可能的出路，以寻求自己的！择。左思在诗中高言：“吾希段干木”，“吾慕鲁仲连”。这两位战国时代的士人，既展示了才华，建立了业绩，又保持了独立不羁的人格，在左思之前，尚未有人对他们作过如此激动的推崇。左思以他们为典范，表达了他希望功名和人格双成并就的理想。但是，战国士人游说诸侯、视去国如脱屣的自由品格已不再有生存的环境，九品官人制下，士人的德行、才学一类自身拥有的素质也不再是进入仕途的根本，“进士者以苟得为贵”，“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⑦，这是左思所面对的现实。他在诗中描绘寒士困于陋巷、鄙于亲友的窘迫，理解“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的奋发。苏秦、李斯都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一日而由布衣登卿相，却身贵而招祸患。荣华凋枯生于俯仰咄嗟之间，功业富贵何足恃？左思歌咏荆轲，其取材立意均不同一般。荆轲明知刺杀秦王的可能性极微，但为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而慷慨赴死，易水送别的场面，千古之下，令人感动。阮瑀《咏史》云：“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陶潜《咏荆轲》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荆轲衔恩舍命的义气赢得士人的击节，易水送别是他们歌咏的重点。但左思却认为荆轲是个“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的失意者，激赏他在酒市与狗屠、筑者饮酒高歌、旁若无人的气概。
无论功业成就与否，人格的独立和自尊才是士人处世的根本。段干木、鲁仲连、荆轲等是同一时代的士人，左思推崇的是段干木、鲁仲连及荆轲的“当世贵不羁”。不羁的性格充分展示了人的个性和尊严，代表一种独立的人生态度，与服从群众利益为根本的道德规范有所不同。这种推崇反映了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左思通过对这几位战国士人的歌咏，展示了三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他的理想在段干木和鲁仲连，而现实情势下的！择却只能是自尊自重的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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