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岂止“说破岳飞冤”
作者：陈丽君
摘要：文徵明的《满江红》以犀利的语言揭露了宋代统治阶级的卑鄙无耻，但同时也隐射了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社会的不满；这首词的尖刻观点、饱满感情充分表现了以作者为代表的部分文学家的个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代中期文学在人性意识领域的发展。
笔者在年少轻狂时曾读到文徵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赦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当时就觉得这词实在是写得好、写得犀利透彻，让人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正如后来李凯源《一阕满江红说破岳飞冤》中所说的：“只有改朝换代四百年以后，明代文徵明才以一阕《满江红》，把风波亭冤案这层窗户纸戳破”、“这阕词矛头直指宋高宗赵构，把秦桧置于从属地位，确是一语中的，让人震悚。”
民族英雄岳飞的冤案令多少中华儿女痛惜、悲慨。南宋词人张元干于岳飞被害当年，就在《贺新郎》词中写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的句子，暗示至高无上的皇帝。叶绍翁在七律《题岳王墓》中也说：“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直到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文学家文徵明以对南宋历史深刻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主和派的宋高宗，其实最怕岳飞北伐成功，因为一旦出现这样胜利的局面，徽、钦二帝返回中原，宋高宗就会失去皇位，因此，宋高宗是必欲置岳飞于死地而后快的元凶，秦桧不过是迎合了他的私欲，举起了杀害岳飞的屠刀罢了。这个别开生面的观点，对许多人来说不啻是振聋发聩。
而如今再读这首词时，基于对明代历史和作者生平多了一分了解，便增加了一分理性的认识，从而深感这首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徵明的个性以及其所代表的文学时代的特点。
一、不少文学作品都有借古喻今的表现手法，同样地，这首词以犀利的语言揭露了宋代统治阶级卑鄙无耻的同时，也影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社会的不满。
文徵明（1470-1559），凭借在诗文书画等方面的才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誉，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等一起被誉称为“吴中四才子”。他的绘画成就相当高，是画坛“明四家”之一，又是吴门画派的中坚与领袖人物，其画风影响广远。
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文徵明传》：“文徵明，长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父林，温州知府。叔父森，右佥都御史。林卒，吏民醵千金为赙。徵明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渊，而记其事……徵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辈相切劘，名日益著。其为人和而介……正德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徵明亦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院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而是时专尚科目，徵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徵明勤奋好学，“为人和而介”，即为人宽和，品行端正，但在当时还是“意不自得，连岁乞归”，可见他的一生在仕途上还是很不顺的。
由于明初朱元璋实行残酷的高压手段，严厉控制思想文化文面，制造了许多起惨无人道的文字狱，高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专制、严厉、形式化的环境氛围，如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了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文徵明一家，自祖父文洪以来“始以文显”，父亲又是赐同进士出身，所以非常希望文徵明能通过科举入仕，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文徵明很长一段时间跟随父亲在外，在父亲的监督下读书，然而文徵明十九岁成为秀才后，九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他内心的郁闷和不平是非常强烈的，但由于他性格温和，不少诗表达抑郁心情的基调都还是淡淡的，如“最是世心忘不得，满头尘土说功名”（《金陵客楼与陈淳夜话》），“不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弊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元日书事》），“七试无成只自怜，东归还逐下江船。向来罪业无人识，虚占时名二十年”（《失解东归口占》）等，可见他也敏感地意识到了外力的驱迫，但他只是用淡淡的笔调，夹着几分自嘲，抒写人生的不得已。
“天上楼台白玉堂，白头来作秘书郎。退朝每傍花枝入，儤直遥闻刻漏长。铃索萧闲青琐静，词头烂熳紫泥香。野人不识瀛洲乐，清梦依然在故乡”（《内直有感》），官场的尔虞我诈，仕途路上的种种波折，使文徵明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和误落尘网之感，他不断地思念家乡，怀念昔日自由的生活，终于在一五二六年，五十七岁的文徵明作出了归隐的决定。
文徵明弃官还乡后，长期潜心于绘画、书法。他晚年回居苏州故里，树两桐于庭中，日以徘徊啸咏其间，或放足洞庭诸山，或泛舟太湖之上，吟诗作画，挥墨抒情，过着“日长自展南华读，转觉逍遥道味生”般的生活，多少表现出他因不满现实而生的消极避世的思想。
然而，这首创作于一五三零年的词，在文徵明因绘画书法领域声名远扬而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之时，最终还是道出了他长期抑郁在心的悲愤之情，借着对宋朝统治者的批判表现了自己对社会世俗深深的不满。
二、这首词的尖刻观点、饱满感情充分表现了以作者为代表的部分文学家的个体意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代中期文学在人性意识领域的发展。
文徵明的这首词，历来以大胆犀利、感情丰富而被人称道，究其社会背景，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表达了愤慨之情外，还流露出了批判权威的自由思想，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个体意识。
随着明代中期的经济发展，东南地区的城市显现出了其强大的生机，如明初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东南一带的经济中心，开始出现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场，出现具有初期资本主义色彩的雇佣劳动关系。而当工商业经济得到发展、财富变得集中以后，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现出它的脆弱性。到明代中期，贪欲滋长、奢靡风行、政治腐败，就成为普遍的现象，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实质上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再加上北方蒙古族的不断侵扰和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形成内外交困的形势，明王朝的统治已是千疮百孔。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重建成为迫切的问题。而这种重建，首先要求道德至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对人欲的适当认可，才能发挥它的制约作用。明代中期出现的王守仁的学说，就是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调整的努力。而另外一些政治地位不高却与市民社会关系更深的文人，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就不是重新设计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冲击陈旧的价值体系，使个性从束缚中获得解放。如生活年代与王守仁相近的祝允明，“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他的《祝子罪知录》就很有些异端色彩，他反对程朱理学，甚至排斥整个宋代文化，抨击道学为“伪学”，具有强烈的怀疑权威、反抗传统的精神。
唐寅、文徵明等人与祝允明交往甚密，自然受到了这种批判权威、怀疑传统的思想影响。同时，他们也受到明代经济发展城市中商人“公平交易”思想的影响，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价值评判标准，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条人与人之间精神平等的准则，以此打乱市井文人与缙绅、文人与市民之间的界限，因此在诗中也表现出较强的平民意识。他们以诗书为友，以诗书为平台，树立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就不需要依附包括官方在内的任何人，而且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来源，也带来了相当的社会声誉，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成就，他们在生活上、精神上不再受社会规范、政治权力、传统道德的严重束缚，这样他们的诗文创作也渐渐地更具有某种个性和自由倾向。
同时，由于受沈周的影响，文徵明一直认为诗文书画是用来寄托精神的，可以表现自己的情操与个性。所以，他的诗歌继承了白居易、苏轼的风格和意境，抒写个人胸臆，吐词清丽明快，逸韵悠远，大多流露出悠游江南的闲适情感，表现出他潇洒倜傥、崇尚自由的人格魅力。文徵明的这首词便是很典型的例证，词中“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的大胆质问、“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的犀利批判，不正是作者自由思想的表现和个体意识的流露吗？
综观明代文学，以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为代表的“吴中四才子”的文学作品，虽然影响范围不大，但也是明代中期文学复苏的一个例子。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苏州这一城市经济特别繁盛的环境，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具有很多新鲜的内涵，而这对于批判当时迂腐卑弱的思想文化风气、恢复文学生机、强化文学的人生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所以，一阕《满江红》，岂止“说破岳飞冤”！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陈丽君（1973－），浙江大学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文科教研室主任，大学讲师。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2]汪渊之.《高启诗与“吴中四才子”诗之比较》[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李凯源.《一阕满江红说破岳飞冤》[Ｊ]，《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
[4]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文徵明传》[Ｍ]，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
[5]文徵明.《文徵明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