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论《花腔》的四种反讽
作者：宗培玉 叶美芬
第四种反讽是模式反讽｡
任何一部小说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巨大的文本海洋中的一分子｡从 这种“文本互文性”的历时性语境来看,小说的体裁写法是相对固定的｡
小说叙述存在着一些定型的模式｡模式反讽就是通过对这些固定模式的模仿以达到突破或更新｡《花腔》是对历史中个人命运的探求还原,因而它模仿历史形成的某种模式,进行了一种仿史叙事｡小说中的仿史首先体现在整个文本的结构中｡作者采用口述笔录､访谈､考据､引证文献等历史形成方式来搭建文本框架｡其次是在内容上大把大把引用仿真史料,其主要形态是人物谱系､史书记载､回忆录､采访录､报纸新闻､杂志摘录等｡作者设置了一个寻访主人公生死之谜的“我”,让他殚精竭虑,像一个历史考古工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罗爬剔;像一个文物鉴赏家,举着放大镜甄别考辨｡天衣无缝有案可稽的细节和滑稽可笑荒诞不经的整体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对历史的荒诞感和敬畏感像一面分不出正反面的铜镜,照出了作者对所谓历史真相的调侃､戏谑｡在这里,历史成了小说,小说成了历史｡历史和小说叙事之间呈现了某种同构｡李洱采用这种仿史叙事的反讽模式来探索一种新的对历史书写的可能｡当然,李洱的模式反讽不在于反对某一类小说,而是试图推动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丰富小说的叙述模式,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某些看法｡
以上便是《花腔》反讽在修辞､叙述､结构､文体四个层面的运用和分析｡反讽在《花腔》中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其实作为书名的花腔,本义为“有意把歌曲或戏曲的基本腔调复杂化､曲折化的唱法”,比喻义“花言巧语”｡这种有意的复杂化曲折化的花言巧语的命名本身就隐喻了歧义反讽的可能性｡ 文本中反讽的成功运用使小说语言充满复义多义,叙述手段机智含混 ,结构彰显悖谬与荒诞,文体开放而富于建构性｡ 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文本表达,完善了小说的艺术审美,而且也表现了李洱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精湛艺术水平｡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宗培玉(1976-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叶美芬(1963-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①② 《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95页,第335页｡
③④ 李洱:首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颁奖会答谢辞》,《作家杂志》2003年第3期｡
⑤ 《反讽概念》,转引自《小说评论》1994年,第6期,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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