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现代化打造的“精神标本”
作者：栗 丹
“瑶叔啊｡”灰子顺势紧紧抓住我的手,对我说道:“你瞧,我还是被工头搞到这里来了｡工头已经威胁我好多天了,说要把我弄到这里来做苦力｡我嘛,当然不想来｡后来工头就要我出卖你｡我以为出卖了你自己就可以免罪,结果呢,还是不能免｡”
“原来,你真的出卖了我!”
“那又怎么样,你不也出卖了我么?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只想回到我们村｡夏天的时候,我要躺在老榆树下面就着烧鸡蛋喝稀饭｡”坚守道德原则的“我”,和不坚守道德原则的灰子都受到了工头的惩罚,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这里恰恰是作者揭示得最深刻的地方｡
城市的现代化导致对乡村的侵略,通过侵略,将自己与乡村对立｡同时,城市的入侵,也导致了乡村中对城市现代化的追逐和向往｡“我”和灰子所在的乡村是一个信息发达的地方,耳濡目染了众多城市的信息,每个人都蠢蠢欲动,特别是年轻人｡如果说“我”进城是为了生存;灰子则不然,他是为了开阔眼界,即使要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现代化的召唤使灰子们不愿停留于原来的自我,为了使自我成为自我,就必须冒失去自我的危险,不参照这种对自我不断地寻找,那么,进步这个概念,就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的农民,乡村社会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之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充满血与火的漫长而艰险的历程｡陶东风在《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中指出:“艺术家与社会科学家在评价一个时代与社会时的这种不同取向,最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待所谓推动历史前进的‘恶’的态度上｡偏主感性的文学艺术家与偏主理性的社会科学家都看到了‘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区别在于后者并不因在道德上的不可欲而否定历史前进;而艺术家则常常相反,他们要为了自己心中的至善至美而把历史拉回到‘美好’的､纯洁的､未被污染的自然状态或上古时代,他们坚决地拒绝历史的进步,而不是为了历史的前进而暂时容忍‘恶’的存在｡”②由此,我们看到了作家在文本中,提供给我们的是超越于工具理性之上的道德向度,这种道德向度体现了作家对人对社会的深切关注｡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作者把我们从现实冷漠的城市,带入到“公园”似的“劳改农场”的用意所在｡
牢笼中的舞蹈
农民们一旦离开了乡村,沐浴在都市的天空下,就如同钻进了市场的魔窟,在这里无论他们怎样劳作,他们的地位都是低下的,身份是遭到排斥的｡正如,同铺的汉子对“我”说的:“这么拼死拼活工作,没有用的｡工头在心里已经把你除名了｡”“呸!除名!我又没犯错误!我昨天还领了工资呢!”同铺的汉子的话,表达了对现实的一种绝望,对自我地位的认同｡“我”的回答,有了一种抗拒的语气,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工作,在工头那里还被除名｡难道“我”真的没希望了?以工头为代表的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社会的工具理性,注定了要抛弃那些低文化､低素质､非特殊技能的民工们,他们在未来社会的结构中已经被除名,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了｡
“劳改农场”以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凸现了民工们的生活状态｡作者把我们从现实阴暗､潮湿的工棚引领到荒凉､冷漠的冰库;把我们从单一生存层面引领到生存和精神双重层面｡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把民工推向极限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呢?文本是这样为我们安排的｡工头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工头被送进了“行刑的院落”,接受民工们暴力的审判,罪名是:(一)把因公受伤的民工赶回了老家;(二)把坚持道德原则的“我”送进“劳改农场”改造｡“我”观看并参与了对工头权力的反叛,但有一点“我”是不同于他人的,“我”的反叛是被动的,同时,“我”闻到了一股兽味｡“我居然闻到房里也有股兽味,就同我先前闻到的一样｡莫非这股味道是从我自己身上发出来的?但我来不及想清楚就入梦了｡”“我”的这段自白,是自我的审视,也是作者给我们的暗示,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在被生存的压力逼上极限的时候,人能变成兽｡权力行使受挫,遭到反抗,受到颠覆以后,它必然会改变面貌,脱下冷酷的外衣,以一种柔和人性的面貌出现｡工头被民工暴打的场面,被“我”目睹后,工头变了,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冷酷无情､苛刻残暴的;而是听之任之､诚惶诚恐的｡“我”干工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懒散､惰性了｡“我”的心中有了些许不安｡“我已经占了上风,但我并不想占上风,我只想规规矩矩地赚钱｡”“我”认同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我”只想安安稳稳地挣钱,“我”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想法在现代社会行得通吗?“工头不再直接给我派活,我的活是通过别人传达的｡我被安排给外墙贴瓷砖｡我站在脚手架上工作时,工头就远远地待在脚手架的另一头｡贴瓷砖是个技术活,我做得比较慢;又由于意识到工头在那一头,我做得更慢了｡中途我还上了两次厕所,就像故意做给工头看似的｡”追求舒适､自由是人的本性,但是,离开了权力的制约,结果是人处在随遇而安毫无归属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是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社会相背离的｡由此,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权力的思索｡一方面权力有残暴､压制人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权力又有规范化理性的一面｡在现代社会如何降低权力的残暴指数?如何更好地运用权力规范化理性的一面?这些确实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就是说人没有了权力的拘束会怎样?文本给了我们这样的解答｡工头被民工惩治后,留在皮革厂的灰子与工头失去了联系,灰子向“我”了解了真相,央求和“我”去看“行刑的院落”,从此再没有回来,“我”担心灰子死掉了｡离开了以工头为代表的权力的维系,最先倒霉的就是弱者,灰子的下场是自然的｡这正应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原则:“强者生存,弱者死亡｡”而权力从某种角度说,应有保护弱者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作者通过文本唤起了我们对于权力的多层面的思考,文本又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假定之中 ｡过于繁重的工作,“我”的身体变得虚弱起来,“我”请求换个轻一点的工作,工头批准了“我”的要求,安排“我”在二十六层值班室工作｡
“你的活动范围只限于顶层的平台,每天有人给你送饭,你只要待在上面就是｡”远离了权力的视线,远离了繁重的工作,休息是主要的课程,对“我”来说这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作为文本提示者的同铺的汉子却不这么想｡“他这回可是真正高升了啊,从地下室一下子升到了二十六层!”“要是掉下来可就惨了｡”
“一想到楼底下的工友们所受的苦,我心里就涌出一股幸福的暖流｡长这么大,我还不知道幸福是怎么回事,现在总算体会到了｡”“我”的惬意的生活只维持了三天!第四天早上,在平台上“我”发现了眼珠喷血的疯狗｡“我”试图求救,可新装的铁门断绝了“我”的后路,“我”完全被隔离在另外的世界了,安全的本能促使“我”拿起木棒向狗发起了攻击,第一个回合“我”吃了亏被狗咬了一口,第二个回合“我”终于把狗打死了｡“我”认为二十六层的顶层是个安全之地,是大错而特错了｡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在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网络中,潜在的危险时时窥视着人类的生存,只要我们活着,就难以逃脱世间那无形之力的控制,这也许是人类的宿命吧｡“我”在和疯狗的搏斗中受了伤,老板娘用锐利的匕首割去了“我”带着脓血的肉,“我”以为自己会晕过去,但是没有,“我”以超常的意志挺了过来｡“我”已适应了在剧痛中思考问题,“我”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与温情的乡村彻底告别了｡“我”的精神发生了断奶,从生存的意义层面得到了提升｡但也应该看到“我”的转变是被动的､被迫的,它不仅来自权力理性原则的匡范,同时也来自民工团内部的群体挤压｡民工们对“我”的伤痛无动于衷,相反称“我”为“烘缸里的蛆”｡同伴提示“我”不要再纵容自己,要这样下去,大家要去集体请愿,要求减轻民工的工作,民工团一定会解散,大家都没饭吃｡“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自己的意志去和疼痛搏斗,“我”胜利了,被工头称为“他是民工团的宝贝!”工头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终于把“我”打造成了民工团的“精神标本”｡
“我”从温情乡村走向了冷漠的都市;“我”带着乡村自由､舒缓的生活方式进入现代城市规范､紧张的生活;“我”从一个都市的“临时过客”被锤炼成民工团的“精神标本”｡“我”的都市经验是撕心裂肺的痛苦,是自愿进入都市的魔窟,是被迫接受都市的考验,现代的权力机制终于让“我”成熟起来,它们从某种程度说应该是“我”的精神之父｡
残雪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她的伟大就在于:她不是对现实中民工团生活进行记录,而是在精神的层面去探讨民工们的生存困境,民工团的生存困境就是我们人类的生存困境,残雪以现实为模本又超越了现实,直逼人的灵魂内部,正如残雪所说:“人的崇高理性起源于同情心,严厉的戒律并不会真正伤害人,反而促使生命力继续爆发｡”③“灵魂的法则,艺术的法则,这个法则的功能,就是不停地将主体带往无出路的迷惑境界,让在大一统之中恶斗,一刻也不得松懈｡”④“对人性来说,它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操练,既宣泄了情感,又提高了境界｡”⑤残雪从作品的表层主题跃进她一贯所倡导的灵魂主题｡残雪的《民工团》秉承了前期作品《弟弟》的创作模式,但是就现实的震撼力来说,《民工团》的力量远远大于《弟弟》｡残雪的目光是犀利的,她的揭示是深刻的｡她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她对人性有至善至美的追求,为此她能够穿越黑暗的隧道,踽踽前行,义无返顾去探索未来的道路,尽管她不抱希望,但是她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栗丹,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① 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页,第6页｡
②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版,第208页,第209页｡
③④⑤ 残雪:《永生的操练——解读<神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6页,第17页,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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