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狭缝间的两扇门

作者：眭海霞

　　随着“五四”觉醒了的女性文学,女性终于从“被书写”的幕后历史步入了舞台,随之出现了一系列表现同性情谊的文本｡“五四”时期的同性情谊常常是被动的,是“以同性友爱的围墙来防守和掩饰对异性爱的若即若离､似迎似拒”⑥;或作为一种对异性爱的前景悲观､恐惧或抵触的对立情绪产物｡庐隐《海滨故人》中建构的“女儿国”是一个同异性隔绝的天地,在这个天地中,女性之间游走于介乎友谊与爱情之间的暧昧情感,而异性情谊则在潜意识中受到压抑｡露沙幻想着“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书,晚上回来,便在海边的草地上吃饭,谈故事,多少快乐……”这种“退隐西子湖畔”的女儿国便是以同性友爱的围墙来拒绝异性的介入｡结尾露沙在海滨建造了一所精致的小庐以纪念曾经的存在以及那份难以割舍的情谊,当然其中包含着一种难言的心理:一种是对于处女之身的留恋,一种是对于异性爱的恐惧和不信任｡在另一些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对同性恋倾向的描写｡庐隐《丽石的日记》描写丽石与沅青近似同性恋的情爱,因沅青的结婚,她终至忧郁而死｡作品明确指出:“丽石是死于心病,不是死于身病｡”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写到了一对扮演罗密欧､朱丽叶的女学生云罗和影曼相爱,她们形影不离,同床共枕,俨然是对夫妻｡这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刚刚挣脱男权牢笼的女性对男性的不信任感以及随之带来的排拒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性世界自我的相互认同与精神支撑,只有在这里她们才能真正感到一种心灵的自由与解脱｡庐隐《飘泊的女儿》中的畏如与星若更是对男性世界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批判,“世界上的人都坏透了,尤其是那些男人,从前那样热烈的追逐着,恳求着,而到现在紧急的时候便想求他们帮帮忙就没有一个人肯理睬了,你想怎么不叫人伤心”,因此畏如恳求星若“我这一生只要有你爱我,什么男人我都不要了”｡
　　其实,对同性恋的描写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已不乏例子,只是女性同性恋在传统的男性社会中被认为是邪恶的病态的,因此只能隐藏在历史的黑暗处｡只有到了“五四”这个时代的大解放中,它才得到正面书写,而且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它不仅表现了女性终于在历史的舞台上有了言说自己的权利;而且还揭示了女性视域中所感受到的男女两性之间的隔阂,表达了女性真实的心境与体验,体现了女性最强烈的性别意识｡这种远比异性爱得更真挚的同性爱无疑宣告了对男性文化的彻底的批评态度｡黑格尔曾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同性爱的书写本是文学作品中一类正常的现象,但是囿于时代社会世俗等方面的原因,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以悲剧结尾｡可见对男权文化的突围和对新型女性关系的建立,还有待后继的女作家去反省与建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五四”刚刚觉醒的女性的主体意识还很孱弱,女作家对情爱问题的书写还多流于神圣化､观念化与概念化｡因此我们在阅读中总是感到言犹未尽,那种遮遮掩掩､骨鲠在喉的感觉,让读者不能尽兴｡当然这里面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尽管她们从地下空间走出,浮出历史地表之时,却还没寻觅到一片自己的､足以立脚的地方｡她们缺少一套属于自己的思维角度,自己对传统的批判,自己独自标榜的价值标准及语言系统｡正如阎纯德先生所说:“当‘五四’惊雷炸响,大地经历了一场春雨的洗礼,‘娜拉’的觉醒,要冲出封建牢笼,但又不能走得太远,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⑦但是在对爱情婚姻､两性关系､同性间爱恋的书写中,却分明透露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尽管显得那样稚嫩,处于一种朦胧的无意识的表达中,但是毫无疑问她们已经迈出虽“蹒跚”但坚定的“第一步”,为我们记下了那个时代女性独有的心路历程,并为后来的女作家进一步探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解正德)
　　
　　作者简介:眭海霞(1979- ),山西昔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小说及作家研究｡
　　
　　①④ 朱德发:《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第464页｡
　　②肖凤编:《今后妇女的出路》,《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庐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③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⑤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⑥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⑦阎纯德:《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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