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张爱玲与简·奥斯丁作品婚恋观的比较研究
作者：付明端
不同人生态度下的婚恋观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由于其悲观的人生态度，她笔下的婚姻爱情以及整个人生都充满磨难与缺憾，其笔下的男女在婚恋中都是“欲”大于“情”，很少有纯洁浪漫的爱情。在她看来，爱情只不过是年轻人玩的游戏，短暂易逝，一碰到现实，幻想便会破灭。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在张爱玲的笔下非但没有产生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反而是以有利可图作为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她的创作中，真正由于双方吸引而产生的自发性相互爱慕状态是鲜见的。虽然在《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金锁记》中七巧对儿女的婚事百般阻挠，使曾对婚姻爱情充满希望的儿女走向和她同样的婚恋悲剧；《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爱情是虚幻的，张爱玲用情感来领会世界，满眼都是悲剧，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透过张爱玲笔下不幸的婚姻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她彻底的悲观，她认为人的意志力量是脆弱无力的，对于物质的诱惑与情欲的主宰，人的意志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而这正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这种婚恋观悲剧意识的根源在于张爱玲内心的双重失落感：家庭失落于时代，童年失落于家庭。这一切使她对人性，对历史甚至整个时代有着不可遏制的悲观。
与张爱玲截然不同的是，奥斯丁作品中的婚恋闪耀着喜剧光彩。虽然奥斯丁生活在一个物欲驱使下的经济婚姻社会，但她强调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理想婚姻的基石，即爱情是完美婚姻的先决条件，虽然婚姻幸福离不开金钱作基础，但爱情是幸福婚姻最基本的条件。伊丽莎白的家庭境况可谓与夏洛蒂的相似，但她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柯林斯先生和他的家产，而且还拒绝了达西先生和他一万英镑的年收入，这说明伊丽莎白首先看重的是感情而不是金钱，而是在思想、感情、志趣上的投合。达西和伊丽莎白的结合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相识相知过程，他们相互了解、相互尊重，而且还有爱情护航，从而使他们赢得了幸福的姻缘。奥斯丁本人虽然终生未嫁，但她笔下的婚恋除了财产，还有爱情，而且重要的是，无论经过什么挫折，永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此，奥斯丁不同与张爱玲，她凭着理智来领会世界，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来描写世态人情，从而创作出以喜剧结束的婚姻。
婚恋中不同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上海为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受长期形成的封建习俗禁锢。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通过心理分析，作者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无论是有知识的如白流苏，还是无知识的如霓喜；无论是为经济的如淳于敦，还是为爱情的如葛薇龙，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
奥斯丁生活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已影响到文化的深层，连远离喧嚣城市的宁静乡村贵族、地主青年在婚姻问题上也部分反映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关于人性和人道的思想观念。伊丽莎白的婚姻观充分表现了奥斯丁所推崇的理想模式，在她与达西的交往中，始终坚持着自己人格的平等和尊严，把高尚的情操、情感的需要视为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婚姻态度的心理基础正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对人格尊严、平等独立的坚持。所以奥斯丁笔下的理想婚姻包括有双方相互的理解、尊重、平等和自由，正是这些品质，人们才有可能超越家长制的束缚，实现自我。《劝导》中克罗夫特夫妇共驾一辆马车的方式让安妮设想到他们是怎样处理日常生活的。“她冷静地往旁边一拽缰绳，车子便侥幸脱险了。后来还有一次她急中生智地一伸手，车子既没掉到沟里，也没撞上粪车”。从描述中可以看出，克罗夫特太太并不是盲从丈夫，而是设法改正他的错误，激发其斗志。奥斯丁笔下的夫妻之间不是依赖与被依赖、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从关系，而是平等互助、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婚姻观念和行为反映了当时文化突变在乡村的影响，即乡村贵族青年思想已开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流相合拍。
纵观张爱玲与奥斯丁的作品，她们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表达方式，但她们对现实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撞击。张爱玲凭着情感理解世界，其笔调是无奈的，作品整体风格充满着一种浓浓的苍凉，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透过张爱玲笔下不幸的婚姻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她彻底的悲观。而奥斯丁凭着理智来领会世界，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来描写世态人情，从而创作出以喜剧结束的婚姻。张爱玲描述的多是女性在现实和情感双重折磨下的一种挣扎甚至是性格异化，因此她是独到、深刻的。奥斯丁作品中的婚恋观反映了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性对婚姻爱情的态度，刻画了当时社会的婚恋众相，从而反映了作者本人理智、实用、注重女性爱情及自主的婚姻观。作为反映婚姻爱情主题的女作家，张爱玲和奥斯丁在字里行间发出了女性的呼喊，但她们又不同于那些旗帜鲜明的女权主义作家，都没有抛开自己熟悉的女性生活投身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品的表层叙述中也没有提出诸如自由、平等等女权主义的口号。相反的是，由于张爱玲与奥斯丁所处的具体时代与社会地位以及她们对社会各种压力的深刻体验，她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在婚姻爱情上对某些传统采取了主动趋附的态度，为笔下的女性选择了顺从现实、服从生存法则的实用主义婚恋观。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付明端（１９７０－ ），河南平顶山人，浙江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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