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无法逃避的生命归宿
作者：王 昕
绝望是人基于一定的环境对自身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否认，是一种最为极端的精神境遇，绝望的尽头就是地狱之境，那里只有死亡和毁灭，而死亡或许是处在绝望深渊的人的最好解脱。①文学对绝望的表达由来已久，但绝望始终没有被放到前台而大放异彩，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当绝望铺天盖地卷来时，文学才开始鼓足勇气大唱绝望之歌，真正地、清晰地传达人们的绝望感受。苏童在小说中对绝望的表达固然达不到绝望的天才——卡夫卡的高度，他也不像残雪那样醉心营造绝望的世界，更不可能如诗人海子般以自己的生命为绝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应该说抒写绝望并非苏童的拿手好戏，但是我们在论及死亡时却无法忽略绝望这一话题。苏童笔下的绝望而死的故事首先表现为外在世界摧毁了人生存的勇气。简少贞自认为看透世上的男人，她不仅自己变态压抑地生活，而且还把妹妹简少芬限制在自己的保护中不让她过正常人的生活；当简少芬终于走出几乎与世隔绝的家而婚嫁他人后，极度绝望的简少贞用无数绣花针扎破自己的动脉血管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另一种妇女生活》。与简少贞不同，离夫独居的毛头女人却是一直对男人暗怀期待，为了能让四楼的单身汉老史晚上进来，她有意虚掩着门睡觉；可是不仅老史没来过（实际上老史还是个性功能障碍者），也没有别的男性出于对她的关怀推开这扇一直未上闩的门，当终于有一天有人推门进屋了，来人却是个顺手牵羊的小偷，这不仅使毛头女人的期待落空，而且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和侮辱，绝望的毛头女人把自己吊死在曾经给她带来一线希望的门上，彻底关闭了她对这个没有关爱的世界的期待（《门》）。无论是简少贞对污浊肮脏的世界极度嫉恨，还是毛头女人对缺乏爱的世界徒然期待，在外在世界不能提供一丝可以让其维系生命的希望时，死亡也就自然而然地来临了。绝望而死的另一表现是人对自身失去了信心后以死寻求解脱。雷鸟无疑是一个极度放荡堕落的青年，不过雷鸟的一切恶行都源于他不要过寻常的生活，在内心中他也一直渴望纯洁和诚实；然而他心目中纯情的悲伤少女也并不纯情，热衷的另一神秘女孩又骗走了他骗来的钱出国，极为痛苦的雷鸟最终卧轨自杀 （《平静如水》） ，这与其说是他对世人感到失望的选择，毋宁说是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和这些卑鄙无耻的人毫无两样，他对自己追求的行为准则和生活信条极度绝望的结果。已婚男人杨泊倒显得平和得多，对于事业的失败、家庭的窘迫和庸俗，他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抱怨，既没有振作也没有沉沦，但是这并不说明他的超脱，实际上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于他更有意义，他也不知道在这个无理可论的世界应该做些什么，他对于自己的存在已产生怀疑并开始否定，最后绝望的杨泊只有纵身跳楼才真正逃避了令他惶恐疑惑的一切（《已婚男人》）。以上从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来说明绝望而死的原因和表现，其实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一切内部的因素都建立在外部的基础上，一切外部条件都要藉内部动力而实现，不过只是有所侧重罢了。苏童为我们吟唱了一曲曲精美的绝望之歌，虽然不免因缺乏深度而显得有些造作，但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感觉到苏童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和对生命意义的真情探询。苏童并非让绝望之人一抹黑地死亡以寻求解脱，他还在努力思考逃离绝望的另外出路，他笔下的人物寻求精神还乡的逃亡正是苏童探索的印证和结果，在此就不作论述了。
其四，他人制造的悲剧。
前面所述的死亡模式虽然涉及了死亡的不同方面，但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行为（当然也有他人因素在内），并不是人们相互之间赤裸裸的杀戮与残害；其实，直面他人制造的死亡，在优雅的祭奠中渲染触目惊心的人与人之间的悲剧也是苏童小说中很重要的死亡模式。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在这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世界中，人们已缺乏曾经普遍存在的爱心，人与人再也不能友好相处，他人的存在成了自身存在的威胁，为了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人们互相争斗残杀，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亲人的生命，“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语）就是当今的现实。这种观点未免有些极端，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存在主义对现实和未来的思索。苏童正是有感于现代人这种境遇，在历史和现实的追寻中铺陈了许多他人制造的死亡悲剧：后宫内乱众多无辜的生命被致死；群架之中幼稚的少年却早夭；图谋钱财许多人遭到暗害；自相残杀死亡事件接连出现。从这一系列死亡悲剧中，我们可以发觉苏童设置的死亡制造者有两个特殊的群体，一是少年，二是亲人，二者有时还交叉出现。苏童热衷于对秽迹少年生命的抒写，这些少年不仅是悲剧的承受者还是悲剧的制造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施虐欲望，都崇拜暴力，喜欢打架，醉心玩弄死亡游戏。苏童在不动声色中陈述死亡的故事，渲染少年的残忍和无知：五十一名少年在石灰厂的垃圾瓦砾堆上浴血奋战，疯狂地把尖刀刺向对手的皮肉（《刺青时代》）；迷恋游泳的达生把刁难他的不识水性的歪脖老朱拉下游泳池，任其挣扎沉浮自己却尽情地游着（《游泳池》）；因被打落三颗牙“小霸主”丘奇飞快地把刀子刺向“英雄豁子”的胸部（《午后故事》）……在这里，原本天真幼稚的孩子变成疯狂的杀人凶手，生命的悲剧性不言自明。苏童还经常把一些死亡定位于亲人间的自相残杀，使死亡充满了血缘伦理色彩：米店老板加害女婿五龙未遂却死于女婿之手（《米》）；李兰要考验妹妹而把妹妹逼得跳楼（《一桩自杀案》）；武则天为了权位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武则天》）；陈佐千示意家人把三太太扔到井里（《妻妾成群》）……为了自身的利益，人不仅丧失了人性，甚至堕落得连野兽也不如，生命的残酷昭然若揭。但是更可悲的是天真的少年却充任杀害亲人的凶手，相关的例子俯拾皆是：十四岁的弟弟用水果刀把误杀金鱼的姐姐刺死（《平静如水》）；年幼的孙子亲手把爷爷活埋（《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其中最后一例尤为特殊，它不仅区别于《刺青时代》的打架杀人的故事，也不是因亲人对自己不利而行凶，孙子活埋爷爷却是为了满足爷爷的愿望。但是问题仅仅如此吗？在此之前孙子就活埋了三叔的羊，而且在孙子心目中人也可以和牲畜一样活埋，尽管在填土的时候孙子还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就顺从地把爷爷葬身于泥土之中。这是何其天真又何其残忍！通过对他人制造死亡的模式的观照，我们可以感知苏童并不是依靠生动逼真描绘让人触目惊心的死亡场景来叙写生命的残酷，也不是主要凭借构织曲折离奇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进而打动人心，苏童在众多的人与人之间的惨剧中尤其关注少年制造的死亡和血缘伦理的死亡，这使他的不动声色的叙述更能震撼人心，生命的悲剧内涵更为沉重而深刻。
苏童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的死亡模式和形态，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死亡，生命本体都没有拯救自我的充分自觉，更不具有为正义真理献身的慷慨精神，甚至连面对死亡的轻灵和潇洒也不具备，有的只是不安、无奈、麻木、顺从、恐惧和痛心，这些死亡并无积极意义，只能让人感到失望和厌恶，因此说苏童笔下的死亡基本上呈否定意向。不过，苏童也正是在对这些否定性的死亡的描写中，不仅显示了生命的神秘、生命的扭曲、生命的萎缩和生命的残酷，同时也揭示出一定时代民族的某种性格和生命存在形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人们重新认识生命和死亡，重新塑造民族的性格和灵魂，这也许正是苏童笔下的死亡的价值所在。其实苏童也在本能地拒绝这些死亡，但是苏童没有用理想的光环来照射辉映死亡，也没有用溢于言表的话语来表达他的情绪态度；苏童的抗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以失踪取代死亡和用生命的诞生对消死亡。在苏童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神秘的失踪，这些失踪呈现了和死亡既互补又对立的局面。失踪有两种可能：一是死亡；另一种是纵不死亡，但在一定的时空内不被人看见，成为一种视觉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与失踪是相通的，死亡就是永远的失踪，而失踪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死亡②（然而，失踪毕竟还有另一种可能，当时空发生改变时，失踪就失去了意义；而死亡只能在宗教的虚幻中得到新生，这也是死亡和失踪的本质区别）。苏童在很多时候以失踪的意象取代死亡：童震永远地沦落到异乡未见归来，外乡人父亲老冬爷又奇怪地不见了（《外乡人父子》）；一夜之间村里的桂花全消失了，看桂花的父亲也夜去不回（《桂花树之歌》）；“我”执著地寻找的养蜂人不知躲在哪里（《你好，养蜂人》）；甚至连三个小男孩的黄猫也神秘地失踪了（《蓝白染房》）。聪慧的苏童巧妙地设置失踪而非死亡，极大地扩充了小说的想象空间，也在无形中流露出苏童情愿为生命留下一丝可能的心理。苏童抗拒死亡更突出表现在用生命的诞生去对消死亡。生命的诞生和死亡是根本对立的，但“诞生和死亡同等地都属于生命，并且是互为条件而保持平衡的。如果人们喜欢换一个说法，也可以说诞生和死亡都是作为整个生命现象的两极而保持平衡的”③。苏童一方面毫不犹豫地让人物走向死亡，另一方面又对它的对立面生殖进行渲染，以此既否定了种种模式的死亡，又不至于使生命的追寻完全坠入死亡的深渊而爬不出来。苏童有时直接让生命的诞生和死亡同时出现，如：幺叔死后，罂粟绝迹而大米麦子却疯狂地生长，“我”也在这一时刻诞生了（《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苏童更多的是去描绘生命诞生的辉煌和讴歌极强的生命意志：干瘪的蒋氏极善生养，在诞生生命的前后变得丰硕美丽，“我”的父亲在蒋氏腹中被狗崽连打三拳，在出生时还爆发出强劲奔放的啼哭声（《１９３４年的逃亡》）；疯女人穗子每隔两年都要怀孕分娩一次，婴孩都极其美丽；蓬仙的家简直是婴儿生产作坊，九个婴儿都是那样的健康（《小猫》）。生命的诞生和最初形态总给苏童一种激动和亢奋，有时甚至连动物也不放过，在《暧昧的关系》中，他描写了当Ｗ和另外三人去捣鼠穴时，鼠群仿佛黑潮般地向外逃亡，而一只母鼠却一动不动地等待分娩。生命是如此的壮观和强盛，即使死亡的阴影多么巨大，也并不能全部遮蔽住生命意志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