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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冰天雪地中的单枝竹
作者：张乃嶷
关键词：佯狂 愤世 孤怀 八大体 八大精神
明亡以后，能砥志立行，抱持清刚之民族气节的人不在少数，如黄宗羲、张岱、傅山、八大山人等。即孟子所谓“孤臣、遗民、孽子”是也。八大山人更是其中翘楚，是一位不可以常情常理，甚至常态而论之的人物。八大山人，原名朱耷，为明朝宗室。十九岁时明亡，逃入深山，沦为孤怀寥落的遗民。二十三岁入寺为僧，法名传綮。关于他的行迹，清代的邵长蘅在其《青门旅稿》中记之甚详。邵长蘅久慕八大山人，曾于南昌北兰寺与山人作剪烛谈。在《青门旅稿》中他追忆当时情景：“夜漏下，雨势益怒，檐溜潺潺，疾风撼扉，四面竹树怒号，如空山虎豹，声凄绝，几不成寐”。当此风雨大作之夕，他设想山人如遇方凤、谢翱、吴思奇等宋亡不仕，张望故国，常登台恸哭之辈，肯定会引为同调，并且相与泫然以至于失声。由此可见，八大山人心里所郁结的牢愁幽愤是何等沉重深广。
这种驱之不散的愁与愤乃是他亲历沧桑巨变后的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明宗室之子，由王孙而沦落市肆，由诗僧而出入江湖。所谓“天尚含糊，人已彻骨”。这种幻灭般的感怆又如何不切之于肤而铭之于心乎？国变后，他先是出家，后又还俗，落拓一襟，坎坷半生，天命之年，又发狂疾。忽而大笑，忽而恸哭，常常戴着旧布帽，披着破长袍，趿着露出脚趾的烂鞋子，徜徉于街市之上，施施而行，旁若无人。其行状一如古希腊的第欧根尼。第欧根尼栖身木桶，常白昼提灯，穿行于雅典闹市，有问之者，答曰：“吾欲觅真正之人。”同样的愤世嫉俗于八大山人则化为一种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但玩世不同于混世，它介于用世与遁世之间。这固然有远祸全身的意味，但根本上却是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与绝望。晚明文人同魏晋名士一样，在国破家亡的痛楚中，许多人放弃了儒家传统理想，转而追求狂狷放诞的文人才子人格。“或为酒肉，或为声色，率性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之不顾也。”傅山就曾为其友平定人张际之死愤愤不平过。张际因明亡而耽于酒色，以身死命绝而泄其怨愤。傅山说：“今世之醇酒妇人以求死者有几人哉？呜呼！张际是与沙场之痛等也。”张竹坡在评《金瓶梅》时也说：“上不能问诸天下，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咽，而作秽言以泄其愤。”可见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背后是心灵惨创巨痛，是哀莫大于心死后的悲鸣。所不同的是，八大山人把一腔愤懑和伤感寄之于酒，发之于狂。“一日忽大书‘哑’字署其门，自是对人不交一言。”如此怪诞行径当是山人对他所厌恶的世事人情的拒绝与嘲弄，其中似乎也包含某种韬光养晦的用心。所谓“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所谓“忘言者可与道合”，个中三昧，山人得之矣。但是，他内心的痛苦是无法压抑的，当放怀纵酒时，他哑哑笑不可止，酒阑灯灺后则往往襲欷而泣下。其自署“八大山人”四字，似“哭之”又似“笑之”。笑是情感的舒展，哭是情感的宣泄，既不能笑又不敢哭的人，岂非木讷木强木偶之人乎？他醉时，追求的是“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的境界，他醒时，则标举情流，一展自我不趋不媚的傲气与傲骨。贫士、乞儿向他索画，他慷慨赠与，而显贵达官以千金易其一石二鸟则不可得。一次，一富者持绢求画，他却纳而不拒，说：“这可用来作袜子。”鄙薄之色溢于言表。因此，显贵求画，反倒要从山僧、市井之人手中以重金辗转购获。他题画诗多用法名“雪个”。所谓“雪个”者，乃冰天雪地中的单个枝竹也。凌霜傲雪，独立不移，百年以下，与其比肩者又有几人？“石迸竹生根，中有雪个魂，江头无杜甫，谁赋哀王孙。”吴昌硕先生有诗赞之。
但他毕竟是一位艺术家，无论是狂是哑，是醉是醒，他都没有忘记艺术的使命在于创造。现实避无可避，只有艺术才能传达人生的种种不堪。一切繁华弥丽，皆如过眼烟云，剩下来只有眼前的温山软水和怎么也挥不去的旧王孙的凄凉情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墨迹漫漶处往往是情到浓郁时。八大山人正是用笔墨挥舞其真性情大性情的人。他画山画水画松画兰画鸟。松是孤松，兰是幽兰，一角残山，一边剩水。鸟皆睁怪眼，白多黑少而神情兀傲；石则瘦陋，偃然颓然嗒然，是他蹭蹬一生而又不降志不辱身的人格写照。他画过一幅孔雀图轴，虽然名花锦屏，但其中的墨竹却有枝无节，孔雀居危石而势欲倾，三根孔雀尾恰似清廷官员的顶戴花翎。这幅画在极尽夸张变形中显示了八大山人对丧失气节的干禄者的深恶痛绝。而另一幅梅花图册，取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诗意而写之：一枝横斜，姗姗可爱，并题诗云：“三十年来处士家，酒旗风里一枝斜，断桥荒藓无人问，颜色于今似杏花。”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世尘，这正是八大山人对自己人品的自况。艺术是痛苦的结晶，它的形成就像琥珀的形成一样，须经种种人生历练。“文必穷而后工”，也许正是特定的时代成就了八大山人。时代使其癫狂，而他的艺术是在他癫狂后才进入大境界的，疯乃是他体验宇宙人生的法门，实相无相，他只眼独具，所见到都是人所不见的形形色色。于是八大山人横空出世，在那个天仍梦梦，世尚滔滔，在那个如鲁迅所言“不是生就是死”的时代里，用一支画笔支撑起自己的人格，也支撑起一片艺术的无边风月。
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对中国文人画的影响是深巨的。清代何绍基用“简”“远”“淡”“真”四个字来概括他的艺术，并提出了所谓的“八大精神”。他说：“俞简俞淡，俞淡俞真，天壑空古，雪个精神。”“八大精神”所体现出的正是中国文人画的精神。在世界艺术史上，中国书画参与者的文化层次最高，如顾恺之、王维、米芾、苏轼等都是大画家大诗人。“画中无文则俗，文中无画则枯”，文学与绘画有着不解之缘，这就是中国文人画的本质所在。当代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则从中西比较学的角度来分析八大山人的成就。他在《我爱八大》一文中，将八大山人的长卷《河上花》与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睡莲相提并论，不仅开辟了评论文人画的新视野，并且为将中国文人画推向世界，架起了互相交流的桥梁。但是，毕竟两位巨匠的创作环境和心境有所不同。后者以跳跃的笔触传达眼前光与色的欢乐，前者则以深沉的墨痕记录了心中意与情的冷逸。后者因境生意，前者以意造境。可谓异曲同工。八大山人的书法也是其艺术中的极品。经欧阳询、黄山谷而上溯大令、鲁公，兼得“晋人之远，宋人之率、唐人之润”。晚岁狂草怪伟，独创一格，世称“八大体”。书画而外，其诗亦名动一时，然晦涩玄奥，多不可解，尤其是他的题画诗。邵长蘅说：“山人题画及题跋皆古雅，间杂以幽涩语，不尽可解。”然细细品思，仍有端绪可寻。如“烂醉及中原，中原在何许”，似写亡国之恨。“墨行儒名鹰眼多，儒名墨行少人过”，似写历史之伪。而“和盘托出大西瓜，眼里无端已着沙。寄语士人休浪笑，拨开荒草事如麻”，诗眼在第二句，眼中之有异物，是人性蒙垢的象征。“知非诗诗，写未奇奇”，汪曾祺说李贺诗是“黑纸写白字”，散发的都是怪怪的玄思冥想。读八大山人也有同感，除了时时浮出的古澹闲雅外，更多的是丝丝缕缕的幽情苦绪和翠袖单寒。因为精神的出口一旦被封死，文字就会啃啮得残缺不堪，就像虫子在果实里蛀蚀一样。其诗好隐括，多微言，正是他苦心孤诣的戛戛独造，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
“世人多知山人，然竟无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汩渤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之窒泉，如湿絮之遏火，无可如何，乃忽狂忽痛，隐约玩世。”邵长蘅最终哀叹道。这是一个寂寞苦闷的灵魂，也是一个痛苦挣扎的灵魂。生在不幸的时代，他走着一条长满荒藓的孤僻山径。其实，发疯发狂的也许并不是他，而是那些认为他疯了的人。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张乃嶷（１９５６－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１]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见《中国古典传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２]余杰：《畸人群像》，见《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３]《八大山人书画册页》，文化艺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