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黑人女性与破损的“圆”

作者:张秀见




  摘要:在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中,“圆”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和象征物。莫里森通过“圆”这个意象巧妙地把女性、黑人传统文化和黑人女性在美国现代的生活现实结合起来,尤其利用破损之“圆”象征地表达了美国黑人女性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关系及其在现实中遭受的种种压迫,包括:身体规训、原型塑造和黑人男女关系的扭曲。
  关键词:破损的圆 黑人女性 传统文化 断裂 压迫
  
  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作为一名黑人作家,她继承了现当代的美国黑人文学传统,致力于保存和发扬黑人传统文化;同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深刻意识到在传统的白人主流文学与黑人男性经典文学的挤压下,黑人女性正处于一种失语和被扭曲的状态。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曾对查尔斯·鲁亚斯说:“拉尔夫·艾里森、理查德·赖特的作品的确令人佩服,可就是感觉不到他们究竟给了我什么。”鉴于此,她从创作伊始就以发展黑人女性文学为己任,把关注点直接投放到社会的边缘地带——美国黑人女性和她们的世界。如她所说:“身为黑人和女性,我能进入那些不是黑人,不是女性的人所不能进入的一个感情和感受的宽广领域。”
  黑人女性,作为最神奇的上帝创造物之一,她们所遭受的种种压迫与疯狂,所拥有的忠诚和胜利都自始至终贯穿于莫里森的作品中。她对黑人女性的遭遇及命运的描写不像早期的奴隶叙述那样平铺直叙、只是作为故事来讲述,而是镶嵌在各种色彩斑驳的意象和象征中,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意象和象征就是“圆”。用“圆”来象征和喻指黑人女性主要基于下述三种考虑:一是圆与女性的自然属性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如女性的乳房和生殖器等;二是圆与非洲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非洲土著人居住的圆形房子和在庆典仪式上常跳的圆圈舞等;三是圆又同黑人女性所处的社会现实有关,如阉割现象和圆形监狱等。通过“圆”这个意象,莫里森巧妙地把黑人女性、黑人传统文化同黑人女性所处的社会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象征的自由展示了不同黑人女性多舛的命运和身份的危机。
  莫里森在写作中常依据不同的写作意图来描绘出不同状态的圆,如静止的圆、运动的圆、破损的圆等等。其中“破损的圆”尤为引人注目。 在其作品中,“破损的圆”这个意象出现多次,如小说《最蓝的眼睛》,全文分四个部分,分别以“秋、冬、春、夏”为标题,这与日常生活中一年四季常以春季开始冬季结束的循环截然不同,实际上它代表着自然之圆的破损,并暗示着作品中的一切都将如破损的四季循环一样支离破碎;在《秀拉》中,原来的黑人社区梅德林(Medallion)因为要修建“城市高尔夫球场”而遭到破损。“Medallion”的原意为“大而扁平的圆形装饰图案”,由此暗示这是一个能如圆一样包容一切的黑人社区,但在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这个圆日益破损直至消失殆尽;《柏油娃》中,深受白人文化熏陶的简挣扎着逃离由一圈树围成的沼泽地,这个由一圈树围成的沼泽地也是蕴涵传统文化的黑人社区的象征。简的逃离表明她一直想逃脱黑人社区,摆脱同黑人传统文化的联系;《爵士乐》中,代表着社区和家庭的圆也是破碎不堪,其成员因不同的历史创伤而表现出身份和心理的杂乱无章。尽管上述几个破损的圆的实际象征意义不尽相同,但它们几乎都体现着相同的主题:即同黑人传统历史文化的断裂。
  这种断裂一方面体现在与黑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大自然遭到破坏上,这实际意味着自然之圆和社区之圆的破损。在黑人传统文化中,大自然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通过长期的生产活动,人们认识到要与自然形成一种相互依赖、和谐相处的关系。如在约鲁巴王所讲述的故事里,约鲁巴先知用神话去强化自然节律同个人和民族的和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和谐,人们得以从日常存在中来把握现实,从而形成万物有序的整体观念,并进而从这种整体观念中获得集体的力量和道德的自信。“今日西方文明可追溯到……这些概念演变成一种实用、科学、唯物的世界观。非洲文化走了另一条道路……产生出了以人的精神需要为基础的另一种生活,一种社会——宗教的、井然有序的、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协调一致的生活方式。”这种和谐以及整体有序的观念正体现了莫里森所关注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她强调黑人男性和女性本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黑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则意味着二者间的和谐不复存在,意味着其中的一方的隐去。而无论哪一方的隐去对黑人种族的繁殖和发展来说都是致命的。
  黑人传统文化除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外,还发展了多种与自然有关的诸如巫术之类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依赖源自客观观察的科技,而是对个体的恐惧、欲望和需求进行主观性的评价,这种主观性的评价使黑人社区更具有包容性,因为“社区内个体之间的区别与他们承担的提高社区利益的职责相对应”。这与西方传统社会中对角色的认定截然不同,在西方传统社会中,角色的认定是由同等级有关的财富、出身和职业等来进行运作的,而莫里森笔下的人物则是作为代表社区利益的社会性个体而存在的,社区成员之间的差距只是因其为整个社区和谐而承担的职能的不同而不同。对个体职能的强调而不是对等级的强调无疑有助于形成一个理想的社区,这种基于对集体和个体都有益的互动作用而形成的社区也对社区内的个体具有救治和养育作用。在莫里森的作品中,通过诸多方法对个体进行救助和养育作用的人物都是黑人女性或女性团体,如:《最蓝的眼睛》中,克罗蒂亚的母亲为派克拉提供食物;《柏油娃》中,森在溺水时一只女性的手把他拖出漩涡;《所罗门之歌》中,派拉特利用巫术帮助奶人出生等等。但自然之圆和社区之圆的破损导致女性上述作用的日益减弱。
  另一方面,这种断裂还体现在黑人命名权利的失去和真实名字的隐去上。在这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社区之圆、和谐之圆、家庭之圆等的破损。
  如《秀拉》中,黑人社区博特姆本是高山上的一块贫瘠土地,但白人将之命名为博特姆(Bottom),意为“洼地”,而且白人还将之解释为这是“天堂的洼处”,代表着肥沃。很明显,这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派克拉的母亲在迁往北方后,她的名字在不同的环境中分别被称为“波林”和“布兰德拉夫人”;《爵士乐》中,主人公乔在被养母告知他的父母消失了,没留下任何踪迹,便以“踪迹”(Trace)为自己命名等等。莫里森说过:“如果你来自非洲而且你的名字已不见了,那问题将会很严重,因为你所丢失的不止是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家族,你的部落。当你死了之后,你如何与你的祖先取得联系。”失去名字意味着同传统历史文化的断裂。比失去名字更为严重的是失去了给自己命名的权利。梅尔维尔·赫斯科维斯(Melville Her-skovits)在《黑人过去的神话》一书中这样论述到:“在非洲,名字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非洲人的名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当一个人的人生中发生某种重要的事情或者他经历某种标志着人生新阶段的仪式时,一个新的名字就诞生了。”早期美国黑人大都具有共同的经历——非洲、横穿大西洋、奴隶时期、解放、南部重建、后重建、向北移民、城市化和种族歧视。从他们踏上美洲的第一天起,白人就随意更改他们的名字,在以后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中,黑人都没有权利来为自己命名。如《爱娃》中的保罗·A、保罗·B、保罗·C、保罗·D等和《所罗门之歌》中的麦肯·戴德等。名字被任意篡改体现了命名者对被命名者的统治和操控的欲望,而命名权利的失去则导致美国黑人逐渐忘却自我,忘却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女性主义者M·韦蒂格(Monique Wittig)曾利用“主人/奴隶的暗喻”来揭示男性通过为女性命名而对她们进行统治,“黑人和女性一样,很容易因被他者命名而遭受压迫和剥削”。在莫里森的作品中,作为黑人祖先形象出现的黑人女性常被给予为他人命名的权利。最明显的例子是《秀拉》中的伊娃,伊娃为自己的儿子命名为“甜李子”,为她所收养的三个孩子命名为“露珠”;《爱娃》中的茜斯给女儿命名为爱娃等等。且不管这些孩子将来的命运如何,至少这些命名者在给他们传递一种集体无意识,传递一种信息:自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去中心化的(decentered)而不是疏远的,是相关的而不是被物化的。但黑人女性随着自身社区职能的隐去而日益同社区隔离,不能再在与社区的互动中构建自己的身份,不能再表达自己的话语,更失去了命名的权利。由此而造成的巨大缺失无疑会造成黑人女性的身份危机,给具有异化作用的文化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事实也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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