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平凡的世界中不平凡的成长故事
作者：王国彪
关键词：高加林家族 城乡交叉地带 成长 社会心理 现实主义
路遥是一位追求崇高博大、恪守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真诚地拥抱生活、表现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笔耕不辍。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可以用“四个一”来概括：发现并描写了一个典型环境——“城乡交叉地带”；成功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高加林；一部蜚声文坛的中篇小说——《人生》；一部具有史诗风格并获得“茅盾文学奖”而且长期以来深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从根本上说，路遥小说的成就（魅力）在于他成功塑造了奋斗在“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系列形象，反映了城乡交叉地带丰富多彩而又纷繁复杂的生活，从独特视角反映了城乡对立格局下的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进程，立意高远、气度恢宏。这些青年来往于城乡交叉地带，为寻觅理想、改变自身状况而奋斗，如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马建强、薛峰和郑小芳（《你怎么也想不到》）、兰兰（《月夜静悄悄》）、刘丽英（《黄叶在风中飘落》）等，他们共同组成了路遥笔下的“抗争者系列”。
在这个系列中，高加林是最值得注意的。由于极深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渊源、现实束缚，他亲手制造了事业和爱情的双重悲剧，品味了一段丰盈而沉重的悲情人生。中篇小说《人生》虽然只激起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但是折射出了广阔、深厚的时代生活。高加林是复杂而深刻的，实际上，高加林的个性和灵魂构成了整个“抗争者系列”的精神内核，而孙少平、马建强等人也从年龄、性别、经历等方面补充、延展高加林的形象和奋斗精神。因此，把“抗争者系列”称为“高加林家族”更为合适，这不仅仅是更换一个概念（说法），同时也为进一步解读路遥及其小说创作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或者提供了一把更好的“钥匙”。
一
城乡交叉地带是路遥笔下最主要的审美意象和人文景观，这一地带的生活犹如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复杂而丰富。“高加林家族”就是生活于其间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英雄或正面人物：他们出身低微而奋发有为，勇于面对和承受苦难，自卑而又自尊，为理想和精神而使青春激荡；尽管严酷的生存环境（城乡差异）、自身的某些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发展，但他们的成长（苦斗）历程都比较合理地、合适地承载了当时的时代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真正的平民英雄。
路遥没有通过新与旧、城市与农村、改革与保守等外部的对立冲突来完成人物的塑造，而是注重表现“高加林家族”为了生存、温饱和发展而顽强奋斗、艰辛成长的过程，在自然、历史、社会、道德心理诸多矛盾关系中，依照生活自身的逻辑、沉浮变化书写其性格历史。在抒写人物的成长历程、揭示性格历史的创作过程中，体现了路遥对农村及其命运的持久关注和耐心表达。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由传统的经营方式向新型的结构模式过渡，由适应旧习惯的定势思维形态向现代文明生活的新价值观演变，实质是一个更多地充满艰难痛苦的蜕变过程，更是一个文明程度提升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人民承载了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一切的喜悦和痛苦，特别是新与旧的冲撞过程中引发的灵魂的裂变，使人们的生命经历中存储着丰富的内容，尤其是其中体现了一种永恒的人类生存的状态。”①对于“高加林家族”来说，现代化的隆隆脚步声如在耳畔，现有的一切已经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去迎接、创造新的生活。“高加林家族”的成长历程其实就是他们在城乡环境两极抉择中的心路历程。
“粮食的短缺，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城乡户籍制度和单一的就业制度以及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失误，使我国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这段时期里，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性、有持久效应的转移极其微弱。”②城乡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可逾越的壁垒，而现代文明的召唤却使他们必须摒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去感受新的生活，为寻找农民、农村、农业的出路做一些尝试，当然，有成功（如大学毕业后扎根沙漠的郑小芳、在困难的日子里发愤图强的马建强、艰苦创业的孙氏兄弟）也有失败（如高加林），有徘徊也有悔恨。不过，有一点需要肯定的是，不管他们的结局如何，人们的评价如何，他们都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都是从农村中成长起来的“探索者”、“先行者”。他们出身低微而又才华出众，善良正直而又勇于挑战苦难，自尊自爱又自信自负，在平凡的世界里演绎了并不平凡的人生。他们不仅是路遥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也集中体现了作家的理性思考和审美追求。
二
我们不必细致地描述“高加林家族”艰辛的成长历程，却必须为他们的成长历程找到一个起点——时空和人物的起点，马建强就是这个起点。物质的匮乏、饥饿的威胁使他备受煎熬，而更多更大的心灵苦难却来自于精神上所遭受的蔑视与嘲弄。他感到：“这个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上的困难时期；而对我来说，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难时期。”③在一九六一年那悲凉、辛酸的氛围中，他那弱小的身躯中蕴藏着一种不甘于沉沦、不接受怜悯、不溺于哀愁的力量。他的行动和心理活动联系了城乡，反映了城乡差别，表现了两难境地中自卑而又自尊的复杂性格，挖掘了人物的道德美、人格美、心灵美，真情叙写了青年人如何在艰难困厄中寻找奋斗的足迹，并充分展示出人的本质力量与无限价值。马建强那顽强的生命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奠定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加林、孙氏兄弟的性格基础。可以说，马建强在性格上代表了高加林和孙少平的少年时代。
高加林无法安于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所以他遭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拒绝。民办教师当不成，他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当个农民，劳动又不好。被鲜血染红的镢把、一篮没有卖出的馍，都验证了他当时的痛苦心情。这时，是刘巧珍的爱慰藉了他那焦躁的心灵。不过，当把爱情和前途联系在一起考虑时，他这艘蓄势待发的“船”必须驶离刘巧珍所营造的温馨“港湾”。为了出人头地，他不得不“卖了良心”，抛弃了深情以待的刘巧珍，换取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天地。而在伤心的巧珍出嫁不久、他的事业与现代式爱情一帆风顺的时候，由于受到检举揭发，他这只为寻求适合生存的土地而不停迁飞的“大雁”不得不再一次告别城市（生活），重新回到家乡。
高加林对生活环境的强烈不满，要求摆脱土地束缚的渴望与骚动，完全符合人类生存的正常要求。作为一名知识青年，他对农村窘困的生活有切身的感受，也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文明的匮乏深感痛苦和悲哀。所以，他的逃离（故土），不是对农村贫困生活的畏惧，而是对单纯物质生活的超越，体现了对故土现实的生存状况的理性认识与思考。由于他对历史潮流的涌动缺少深刻的理解与把握，所以对现代文明的主动追求并向其靠拢、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的行动最终失败。高加林的悲剧，是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文明在向现代文明转换中所必须付出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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