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写于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的中点
作者：王 颖
关键词：真实世界 人性 自然生命 社会生命
《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为丁玲的一部力作，并未被人们所忘怀，但是对它的评论却多是泛泛之作，未免让人有不足之感。事实上，无论是从文本中所体现的复杂意蕴还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暴露出的心理来看，这都是一部有着强烈张力的精彩作品。
一、对真实世界的冷静维护
毫无疑问，丁玲在其创作的初期和中期，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简单地说，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是指作家在创作时应该有对自己所认可的真实世界的维护能力。丁玲初到延安之际，“解放区”和“人民”作为既成概念，正处在无可选择的被虚化的历史进程之初，然而当时的丁玲，还有足够的力量阻挡这种潮流对自己的影响，她用自己眼睛的观察和头脑的思索还原了一个处在某个历史阶段下的具体的村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文化氛围。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村庄里，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小的人群都有他自己的面目。从杂货铺老板到村中普通妇女到“积极分子”再到作为外来者的“我”，意识的层次已经非常鲜明地拉开。对厚重的愚昧的展示让人觉得窒息，而一些亮点的点缀又让人看到希望。马同志谈到贞贞时眼中“愉快的、热情的光辉”，是典型的新时代的特征，而与杂货铺老板以及打水妇女等的愚昧封建，又的确存在于一个区域里。这种杂糅的现象，是一个面临转型的社会里所必然存在的。最典型的例子：对于贞贞的隐私，村子里的人和“我”的态度就截然不同。马二妈说贞贞的事“这村子里就没有人不清楚，全比咱们自己还清楚呢”。但是“我”作为贞贞的朋友，却并不愿意窥探她的隐私。在这里，丁玲无疑是真实地展现了这种意识上的触目惊心的垂直落差。
在一个全民抗日的年代里，丁玲并未简单地把一个被敌人蹂躏的女子的悲惨命运全部归咎为侵略者。在她的情节安置下，外来的日本侵略者和本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一并成为贞贞畸形命运的缔造者。因为本土文化中强烈的封建意识，贞贞无法与爱人结合，在绝望中投奔到天主教堂时，又因外来的侵略者陷入到命运最残酷的深渊。当她终于从这深渊中爬出时，本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换了一种面目给予她更无情的重压。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天主教堂，就成为这两种贞贞命运中的浓重阴影相结合的一个象征物。
基于此，一些评论将丁玲对封建意识的批判所带来的文本的启蒙性看作是对鲁迅精神的一种继承。在丁玲的笔下，霞村的确也有着类似于鲁迅所说的“看客”：当贞贞刚回到家时，院子里挤满了人等着看她，而这些人“也是无所谓的在挤着而已”。当贞贞的父母劝她结婚时，院子里又挤满了人：“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继承，不如说是巧合，一种必然的巧合。一个作家凡要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写作，他就会发现，周围人群的意识特征是不可逾越的、必须要表现的任务，而鲁迅所处的世界与丁玲所处的世界，在千差万别之中，仍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所带来的结果之一便是，评论者从这两代作家的创作中，找到了启蒙精神的延续，找到了“五四”的时代之光在解放区的闪烁。
长期以来，丁玲的这篇小说受到冷遇，原因之一在于：“作者没有充分展示贞贞对日寇的仇恨感情，对解放区中一部分群众的落后意识写得过多。”①关于前者，有两点可说：第一，丁玲在这里展示的是真实而复杂的人性，贞贞的仇恨似乎不能用简单的喊口号来解决，而贞贞鲜明的立场——为游击队送情报已经清晰地表明了她的爱憎；第二，作为在抗日时期完成的小说，属于时代情绪的东西有不够饱满之嫌，但是从今天的立足点来看，它所表现的情感无疑更为真实和冷静。而后者显然涉及到一个文字表现的标准问题，作家在写作时，到底是应以自己所感受到的真实世界为准，还是应听命于当时社会情景的某种特殊需要？大部分作家选择妥协，丁玲也不能免俗，然而此时的她还不甘心如此。有一篇批评文章曾把《我在霞村的时候》和莫泊桑的《羊脂球》相比较。作者列举里面的两段话：“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三个贵妇人的谈话又开始了，有了这个‘姑娘’在场，她们突然变成了几乎是互相亲密的朋友。觉得面对着这个毫无羞耻地卖身的女人，她们应当把有夫之妇的尊严身份结成一个团体；因为法定爱情素来高出自由爱情的头上。”②（《羊脂球》）作者的意思仿佛是，这样一针见血的话，赠与资产阶级贵妇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对象是革命区的劳动妇女的话，则有点太过。一方面，我对这样的逻辑表示疑惑，另一方面，我又突然明白，原来丁玲在这里所要展示的，不仅仅是封建意识，还有人的劣根性在里面，所以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阶级的人，在遇到类似的情景时，会有极其类似的反应。
人类生存的这个真实世界的复杂，仅仅用后天生成的文化意识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人性的善恶本质纠缠在一切发生的事件里面。在丁玲的这篇小说里，我认为最精彩和有价值的部分，还在于她对人性的孜孜不倦、深而又深的挖掘。
二、人性之精彩撞击
如果说偏僻的霞村，本来是一个相对安静的存在的话，那么在这一天，有两股外来的力量打碎了它的平静。一股力量是贞贞，她的回归是一块巨石，引爆了这个村庄的情感漩涡，每个人的心灵都难逃它的影响，从而激起或大或小的涟漪，包括第二股力量——女作家即贞贞的陪伴者在内。同时，这第二股力量中的女作家，还是这个村庄突如其来的情感漩涡的忠实见证者，她不但作为贞贞的朋友参与到这一漩涡之中，同时，又以她外来者的身份和更高的文化层次，成为唯一一个能对这整个事件进行独立思索和分析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得通过她，才能领略到这以心灵为屏幕的精彩演出。
钱荫榆认为丁玲“对于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全力发掘，形成了她的小说最有价值的特色”③。我想补充的是，丁玲在发掘女性心理方面，是如此的不知疲倦，她往往能够带领读者行进到最为隐秘、几乎从未见过光线的所在，而最真实的黑暗之处，即是最有魅力之处。
贞贞作为情感漩涡的中心，也是丁玲着力最深的人物，她似乎应该是一个愤怒的人，然而丁玲却并未把她的愤怒简单化。贞贞在刚出场时甚至是快乐的，带着让我们深感意外的笑声，虽然我们很快就发现这原来是一种痛苦到极限之后所带来的麻木和一定程度上的玩世不恭以及在此之上的艰难升华。一直到小说的最后，当她的爹娘逼婚时，她的“复仇女神”的面目才露出来，但是紧接着的一段清晰的、看似平淡实则惊心动魄的表白，又使她的愤怒，蒙上了一丝悲怆和沧桑。这已经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了，是一个原本简单纯朴的农村女子在经历了超乎她的想象的大苦大难之后的一种真实的心态。类似于超脱，又不仅限于此，因为她仍旧对重新入世存在着美好的希望。撑着她的“洒脱、明朗、愉快”的外表的东西，是多么残酷、黑暗的苦难。而从苦难走到现在的明朗生活，这之间的折磨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她的确因为苦难而获得了一种宝贵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村里人、她的父母以及她曾经的恋人夏大宝都无法完全理解的。甚至是“我”，都曾经希望她能够嫁给夏大宝。她当初的目标就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反对；现在她满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所有的人也都支持。但是在这之间发生的一切变故，已经完全使这个当初的目标失去了意义。有勇气承认这个原有目标的无意义，是贞贞性格中最有力量的表现之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