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人性的镜子
作者：缪春萍 刘立新
卡列宁是整部作品中最不幸的人。客观历史地去分析评价这个十九世纪沙俄时代官运亨通的官僚机器，他是一个懦弱、无辜而又无奈的可怜角色。
卡列宁从小就失去父母，在叔叔家寄人篱下地生活。尽管叔叔的权势使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这种幼年丧父，童年丧母的孤儿生活使他从小缺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关爱。唯一的“在外交部任职的哥哥常常出国，在卡列宁结婚不长时间他就在国外去世了”。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使“一向成绩优秀”的卡列宁性格分裂，一方面在仕途上、在官场中他如鱼得水，一次次获得成功，“甚至超过了他所预料的”，另一方面在家庭生活和日常与人的交往中表现得惶恐不安，缺少主见。在工作中卡列宁能力非凡，勤勉敬业，常常到忘我的境地，他把精力、热情都投入到他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中、官场上，并一次次得到升迁，得到沙俄政府的赏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他的角色在那个时代的必然，他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保持住现有的一切，因为他是一个再也无人眷顾的“孤儿”。
在安娜与卡列宁不幸的婚姻中，安娜死了，卡列宁还活着，但在这场传统道德婚姻与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至上的较量中，输得最惨的是卡列宁。从一开始，已经当了省长的卡列宁被安娜的姑姑“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若他爱惜自己的名誉，他最好求婚”。在他还没弄明白自己爱不爱这个年轻貌美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女子时，在他还没搞清自己该不该结婚时，他没有退路地向安娜求了婚。“而且他把能够表达的感情都给了自己的妻子，对安娜的钟情使他打消了最后一点和别人亲密交往的念头”。作为一个丈夫，卡列宁是专一的、尽职的，他严格恪守自己的道德信念，重规重矩中，以自己的方式去爱自己的妻子，维护自己的家庭。在安娜没有遇到渥伦斯基大胆追求之前，安娜感受到的是“舒舒服服的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什么不满，并评价卡列宁：“终究是个好人，正直而善良，事业有成。”当渥伦斯基闯入安娜平静的生活，在社交场合不顾忌影响，周围的人都感觉到时，卡列宁仍然不猜疑。他认为“猜疑是对自己妻子的不尊重”。卡列宁对安娜的信任缘于在这之前“他知道，无论她有什么事，是高兴的还是悲伤的都会马上告诉他”，他们是彼此信任的。现在他“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妻子除了他之外还有可能爱上别人的局面，感到无法解释和理解，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卡列宁活了一辈子，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都没有和现实生活打过交道”。此时卡列宁懦弱的性格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他想躲避，用种种理由为自己面对的现实问题找借口。作为丈夫，对自己妻子行为的不检点，他都没有勇气去直接指责，却“像头公牛，温顺地低下了头，等待利斧向他劈来”。他不愿意去想妻子的行为和情感，“根本不想知道这件事”。这种躲避，这种懦弱，这种为了表面的名誉不惜把妻子推到他人怀抱的虚伪，注定了卡列宁被安娜和渥伦斯基轻视、玩弄、欺骗的可怜结局。在这一点上卡列宁不够一个男人，不配做一个丈夫。
勇敢真诚的安娜一次次对懦弱虚伪的卡列宁进行伤害，甚至公然在家里接待渥伦斯基，并怀了孕。卡列宁作为一个丈夫该忍的忍了，不该忍的也忍了，“他忍不住火冒三丈心潮澎湃”，但一想到如何行动他就犹豫了。这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在现实生活面前已经无处可躲，无法再回避，只好被动地采取行动。他去找律师咨询离婚事宜。这个可怜的人真的愤怒了，他对陶丽的劝告说：“现在，我对她恨之入骨，已经到了不能宽恕的程度，因为她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不幸！”但当安娜在生孩子后病重濒临死亡边缘时，懦弱的卡列宁仍然珍惜和安娜八年的夫妻感情，容忍并宽恕了安娜和她的情夫渥伦斯基，这不是卡列宁的虚伪，而恰恰是卡列宁内心的善良和性格的懦弱。自私的安娜正是利用了卡列宁的善良和软弱，当她恢复了健康，再次残酷地耍弄了宽厚的卡列宁，和渥伦斯基去国外了，“把卡列宁和儿子丢在家里”，并还要卡列宁为她付账单。卡列宁陷入了绝境，“他对于现在被孤立，被侮辱，被嘲笑，被放逐，被蔑视，觉得自己不应该得到这样的报答”。他也明白，“正因为他痛苦得撕心裂肺，人们才这样无情地对他……能拯救自己的唯一出路是掩饰自己的创伤，不让它被别人发现”。安娜给卡列宁的伤害，要比卡列宁给安娜的伤害残酷、甚至可以说邪恶得多。安娜在痛苦中可以向渥伦斯基、陶丽、培脱西公爵夫人诉说，可以把真相不加掩饰地告诉卡列宁。而卡列宁呢？“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个大官，是人中显贵，没人把他当作仅仅是一个痛苦的人来同情，不仅在彼得堡他找不到可以一诉衷肠的人，在哪儿他都找不到。”而对“一个在官场上打滚的人来说，卡列宁在妻子离开的同时碰到了最不幸的事——他的仕途到此结束了”。人们讥笑他，风言风语地议论他，仕途无望的卡列宁只好“把教育留在身边的儿子当作主要任务”。
在官场意气风发的卡列宁终因婚姻的失败而结束了仕途生涯。自私的安娜在得到自己幸福爱情的同时，毁了卡列宁的生活，抛弃了自己的儿子。她在谴责卡列宁从未关心过她的感情和思想时，她又何时为卡列宁考虑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勤勉，对婚姻家庭负责，性格懦弱的卡列宁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意义。
渥伦斯基是十九世纪沙俄时代上流社会典型的花花公子。在认识安娜之前，这个出身于大地主贵族之家，在社会上有特权地位的纨绔儿，每年要花十万卢布酗酒、赌博、玩女人。
作品把卡列宁、渥伦斯基作为相互对立的典型来描写。卡列宁像一架官僚机器，保守、古板、乏味，而且已经衰老；而渥伦斯基年轻富有朝气，风流洒脱。卡列宁整天只知道仕途官场或谈论政治；渥伦斯基整天周旋于名媛贵妇中间，游戏人生乐此不疲。正如作品中所描述的：“在彼得堡的世界里，人被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庸俗、愚蠢而可笑，坚守一夫一妻制，姑娘必须贞节，妇人要知廉耻，男人要有男子气概，能自制，坚毅，要养家糊口，偿还债务，还有诸如此类的愚蠢观点。这都是些古板可笑的人。而另一类人才是真正跟得上潮流，有修养，有风度，有涵养，不守常规，沉溺于情欲中而不会脸红，对其他一切都抱着嘲笑的态度，渥伦斯基就是这么一种人。”显然卡列宁和渥伦斯基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兴趣爱好、性格都截然不同，他们同属于那个腐朽时代上流社会的主体。卡列宁代表着保守和传统，维护着沙俄政府官僚的正统观念；渥伦斯基代表着开放和叛逆，享受着这个特权阶层一切奢靡的生活，属这个时代的“多余人”。
当玩世不恭的渥伦斯基真的爱上安娜之后，他的生活改变了。和卡列宁相比，他有许多可爱的品质。他真诚勇敢，从不遮掩自己的真情实感。在与吉娣有了一些婚姻可能的朦胧关系后，他感到让他震撼、使他着迷真的是安娜时，不顾一切地追随安娜到彼得堡，勇敢地向安娜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他觉得除了自己，没有别人有资格爱她。”追随安娜到各个她可能出现的社交场所，他唤醒了安娜沉睡的爱情，并随时准备捍卫这“不合法”但“很幸福”的爱情，做好了随时与卡列宁决斗的准备。他第一次认真对待生活，对待爱情。对他哥哥和母亲等人的干涉，他认为：“假如这只是上流社会中惯常的那种鄙俗的男女关系，他们就不会盯住我不放了……这件事不是演戏，这个女人对我来说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他非常尊重安娜，认为安娜“是一个高贵的女子……是一个值得他尊敬的女子，甚至是一个比合法的妻子更值得尊重的女子”。渥伦斯基对安娜的爱，没有一丝虚伪和矫情，“自从安娜爱上他，他就认为他就对安娜有不可剥夺的专有权”。面对功名、前途、财产以及母亲、哥哥等与安娜相爱有直接联系的问题，渥伦斯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安娜，这在那个时代对渥伦斯基这样一个上流社会贵族子弟是难能可贵的。为了安娜，为了爱情，他在卡列宁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并为自己在卡列宁面前的卑微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自杀。为了安娜，为了爱情，他放弃了功名、前程，改变了以往放浪形骸逢场作戏的生活方式，他对安娜的爱一点也不比安娜对他的少。在以前“结婚这件事在他是永远不可想象的”，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后，渥伦斯基坦白地告诉他哥哥：他与安娜之间“是婚姻关系，他希望她办理好离婚手续后马上就同他结婚，而在还没结婚之前，他把她看作自己的妻子，和别人看待自己的妻子没什么区别”。
安娜的死要由渥伦斯基负责吗？我认为这样说不公平。渥伦斯基从未做过什么真正伤害安娜的事，倒是安娜在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后在各种压力下反复无常，有意无意地伤害渥伦斯基。两个相爱的人熬煎自己，折磨对方，这种没有独立空间的爱情烤灼自己，窒息对方。安娜“因为对爱情的不满意”选择了死——以让自己所爱的人“为我而承受痛苦”。渥伦斯基则无可选择地承受着“心死”的痛苦。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悲剧是人的苦难和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我们充满恐怖和同情。无论人的苦难和死亡的原因是偶然或必然，苦难和死亡反正都是可怕的。”毫无疑问，托尔斯泰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力图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按照现实生活的全部复杂面貌来再现现实生活。无论是生气勃勃、高贵自尊、真诚可爱、最后卧轨自杀的安娜，还是虚伪懦弱、热衷仕途官场、最终仕途无望被妻子抛弃的卡列宁，还是自负叛逆、洒脱风流、到头来心死如灰去前线送死的渥伦斯基，他们的结局都是不可逃避的社会悲剧，更是每一个体的性格悲剧。《安娜·卡列尼娜》如一面镜子，围绕着爱与死这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死去的、活着的、虽然活着但已心死的个体描写，通过对他们之间恩恩怨怨的叙述，折射出人类自身情、欲、名、利等难以逾越的弱点，深藏着超越时空的人生精义和深刻的心理蕴涵。
作者简介：缪春萍，河北省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高教学会公关教育研究会高级公关策划研究院研究员；刘立新，河北省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应用社会学系讲师。
①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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