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遮蔽的陷阱
作者:朱献贞
《高高的白桦树》这种为刻意追求文本的诗意化,而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历史、社会、政治生活的倾向,并非是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中偶然出现的,这种倾向代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趋势。在八十年代反思激情受挫和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诱惑的前提下,当代一大批文学家、思想家开始放弃精英立场,开始了对与历史政治紧密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的确,二十世纪文学承载了过多的政治内涵,甚至被异化,进行历史的反思本是无可厚非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有“识”之士,在急于甩掉历史包袱的浮躁心态影响下,提出了诸多“去政治化”的奇思妙想和奇谈怪论,什么“断裂”、什么“告别革命”、什么新历史主义、什么“审美现代性”——纷纷登台亮相。在一些人那里,政治似乎像鲁镇上的祥林嫂,在一夜之间成了个不洁不详之物,作家们唯恐避之不及,所有与政治沾边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统统打入另册,视为异类;在另一些人那里,政治变成了个人化、边缘化的主观想象,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淡化政治”的文化倾向很快在世纪末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响应,作家纷纷告别八十年代的政治情怀(当然有些作家根本就从没有过政治情怀),一部分把目光投向了市场、市民、白领、小资,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公开打着“冷也好热也好只要活着就好”、“美元就是美丽的元”等等的世俗旗帜,急匆匆地奔向欲望、金钱和性,俗得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严肃的历史,在这类作家手中,也被演绎成了“戏说”,曾经被“五四”作家批判为“吃人”的封建社会,也充满了人性,甚至有人以此认为,封建主义时代也有现代性。另部分作家也风风火火地亮出自己的招牌,于是“新湘军”“新西部”等等一匹匹黑马脱颖而出,重新奏起“自然人性”的凯歌,在边缘区域寻找落后文化中的诗意和美感,借此抵制批判中国尚不充分的现代化,有些理论家也为之叫好,称之为“审美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在这类人看来,似乎整个中国早就“现代”得烂熟了,现代文化或生活将中国人异化得不得了了,应该向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学习,返回和谐的天人合一的“中世纪”,甚至有人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东西文化更替论。于是作家们纷纷到尚未完全开化的民族和地区,发掘原始人性,描写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和至善至纯的人文生活,以“拯救”被现代生活扭曲变形的中国人。在此种审美观的支配下,这类作家的作品中的历史,或被美化,或被淡忘,至多也不过是一个“苍凉的手势”或稀薄冲淡的远景,并未真正构成作品的历史指涉,自然,作品中的人就无法从历史的纬度去认识了。
在“去政治化”或“淡化政治”的呼声中,的确出现了很多少带或不带政治色彩的作品,一些人的作品中也确实充满了诗意,但是如果这种诗意,是为了诗意而有意或无意淡化历史、政治,甚至不惜放弃对非人政治反思、批判的诗意,那么它是不是还值得我们去追寻?
作者简介:朱献贞,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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