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信息之美——《祝福》文本价值论
作者：范 颖
叙事时间：①有一年的冬初，卫老婆子带祥林嫂来鲁四老爷家，那时祥林嫂大约二十六七岁——②死了当家人——③试工，三天后议定月工钱五百文——④十多天后知道她春天没了丈夫——⑤新年才过，河边淘米失踪——⑥卫老婆子带祥林嫂的婆婆来算工钱（一千七百五十文）——⑦河边寻到祥林嫂的淘米箩——⑧[听人说]祥林嫂被抓——⑨午饭后卫老婆子来解释。
可是，如果按事件的先后顺序来排列，上面的段故事顺序应当是：②—④—①—③—⑤—⑧—⑥—⑦—⑨。其中，祥林嫂被抓在前，她婆婆算工钱在后（或者同时进行）都是上午的事。但叙事严格遵循了“在鲁镇”的视角，凡不是在鲁镇发生的事件，均是通过其他人中口中而得到的。就在这个部分里，在整体上按时间顺序“顺叙”的过程中，运用了插叙（别人报告祥林嫂被抓了的经过，祥林嫂自己叙述丈夫之死），从而清楚交待了相应的细节内容。另外，作者巧妙地借工钱的数目，对事件发展的具体时间长度有了充分明白的交待。
整篇小说中，叙事者叙事的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时间，往往都会有些差异；也就是说，“我”在讲述祥林嫂的故事时，绝不是严格按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展开的，而是在总体上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基础上大量地由其他人来叙述以补充相关的“背景资料”，从而让读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准确的把握。
另外，作品中对相关情节或事件所投入的写作量——从所写的字数就可以分析出——是不一样的。在或详或略的叙述过程中，有一种内在的节奏感。以祥林嫂初来鲁镇做工的这三个半月时间为例，小说着力描写了祥林嫂在鲁镇第一次露面的形象（与后面的各次亮相进行对比），描写了她婆婆来鲁府讨工钱的过程（表明了婆婆的“厉害”），描写了祥林嫂被抓的过程（是故事的一大转折），以及卫老婆子絮絮叨叨解释，向鲁家赔罪的情形（借此说明相关背景）。这三个半月时间，作品重点写的只是最后一天发生的事情，而对这期间的事只做了简要概述，这样，叙事过程就充满了张力。
３．作者巧妙地使用了重复叙事
《祝福》文本中的重复叙事，像是用一把刀子在同一个地方不断地刻画，从而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我们知道，重复是诗歌这种文学样式中常用的传统手段，而叙事文学一般忌讳用重复。然而在作者的精心构建下，《祝福》中大胆的重复手法的运用不仅增强了信息强度，而且加强了整个叙事音乐中的重音符，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祝福》中，有好几种可以互成对照的重复。一是形象刻画的重复。比如祥林嫂两次来鲁镇时的装扮，这历来为《祝福》的分析者们所津津乐道。其次，对同一事件的多次叙述所达到的重复。比如，小说中曾两次提到祥林嫂十六岁的丈夫卫祥林的死，几次提及祥林嫂在被迫嫁给贺老六时的出格的闹，当然更不用说对祥林嫂生活造成致命打击的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的多次重复。另外，小说中还特别地使用了对相同细节情节的重复，如对两次工钱的数目的描写（这是小说中用来巧妙计算并暗示故事的情节时间的重要道具），对每年千篇一律的年终“祝福”祭祀礼节的描写等。
这些重复之中，最大胆的，莫过于祥林嫂叙述阿毛被狼叼走时的大段话的重复。关于阿毛被狼叼走，首先是卫老婆子在第二次带祥林嫂来见四婶时简略地介绍过的，然后，祥林嫂就字字血泪地向四婶讲了详细经过，结果是四婶“眼圈就有些红了”，祥林嫂唯一剩下的一点财富——对儿子的死的无法忘怀的思念，成了博得人们同情的工具；这样悲惨的故事确实是能换取同情的。然而，鲁迅让这个近二百五十字长的故事几乎一字不易地再次从祥林嫂嘴中说出来，并且让听到的男人、女人们表现出了足够的“同情”。接下来顺理成章地说：“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厌烦得头痛。”
以“我真傻”开头的这段故事，完整出现的就有两次，开了头而被人拦截，祥林嫂未讲完的还有两次。这样，这个祥林嫂的故事中的故事，就在小说中占了异常大的篇幅（约为小说总长度的１／１４）。
三、《祝福》的超文本价值
艺术文本是一个活的生物体，它的生命是什么呢？艺术文本的生命就体现在“艺术语言能以极少篇幅集中惊人的信息量”。也正是这种生命，使得艺术文本成为一个无尽的信息源，其他任何类型的文本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也正是艺术文本的魅力所在②。叙事视觉、叙事结构、叙事手段和方法固然可以增强小说文本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就《祝福》文本来说，真正使本小说产生强烈感染力的，还在于《祝福》文本的本身生命力。《祝福》的文本如同一口井一样源源不断地向读者输出信息，为接受者提供了丰富的审美价值、 社会价值和超越价值，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文本价值是指文学作品蕴涵丰富信息量的机制与功能，它是作品全部价值的根基所在。文本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文本的篇幅与信息量的比例关系。《祝福》的文本价值不仅在于它以极少的篇幅集中了惊人的信息量，而且还体现在它“用最少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③。
《祝福》文本中以“我”为叙事角度的叙事本身就传达了丰富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性。鲁迅为什么要借用一个前面我们论述过的“这样”一个“我”来讲祥林嫂的故事，而不是直接用第三人称叙事呢？除了保证信息来源的真实可信之外，当然还与鲁迅的写作意图有关。显然，祥林嫂的生平固然是鲁迅关注的，但鲁迅绝不满足于仅仅是讲述祥林嫂的故事，描写祥林嫂的悲剧，他还要更进一步地刻画围绕祥林嫂的悲剧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反应，从而试图对整个社会加以揭露和鞭挞。“我”的充满同情的描写与对祥林嫂的悲剧的无助与逃避，表明了作者深含的悲愤。这与整部小说集《彷徨》的写作心态一致，是鲁迅对知识分子无力改变社会现状的一种无奈的表达。
反之，如果鲁迅仅仅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觉讲述祥林嫂的故事，那么，因为祥林嫂悲剧一生中低下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必然难以传达出作为当时社会希望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事实的看法。当然，鲁迅也可以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评论，同样写出“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但这二者便有了不同，这成了作者讽刺，而不是隐含在“我”的讽刺之下了。所以鲁迅先生借“我”来讲述祥林嫂的故事，极大地扩大了这个故事的容量，提高了这个故事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
叙事的角度选择，涉及到作品与读者的心理距离的问题。一般说来，如果作品以第三人称来叙述，作者直接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发表看法，就带着“全知”的叙事人特征，读者对作品中所描述事物就会无条件地予以接受。比如说，当作者说，“春阴的下午，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了”（《长明灯》），读者相信这是事实：确乎如此。可是，要是小说中的“我”说，“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狂人日记》），那么，对“我”的观察，所得到的印象，读者就要带上几分疑虑。不同的叙事视角，使读者与叙事人之间的距离有些不同。作者以全知角度叙事时，读者总能知道作者的叙事是可靠的，对所描述的现象、内容予以认同；而作品从“我”的视角叙事时，所有的事就只有“我”一个视角，“我”就会有一些未曾看到的现象，因而在叙事过程中就会留出许多背面、空白的地方。这样文本就形成了一种召唤结构，留给读者参与并填补文本中的意义空白，积极再创造的余地。不同时期的读者，或同一读者在不同的时期，阅读该文本时，就会赋予文本的未定性以不同的确定的含义，有一种常读常新的感觉。“未确定性与意义空白在任何情况下都给予读者如下可能：把作品与自身的地位以及自己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产生意义反思。”④《祝福》文本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意义系统，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于意义的不同理解就会构成该文本的意义传统，从而使该文本获得超越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