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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老舍民间世界里的婚姻模式
作者：张炜炜
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经济独立问题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暴露封建主义宗法制度、道德精神、礼教弊害的主要内容，而揭示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对青年们身心的戕害是当时众多作家的创作内容，许多作品都申诉了封建包办婚姻给青年们带来的无法自由获得“爱情”的痛苦。老舍二三十年代的婚姻观多是在鞭挞封建制度下宗法婚姻的严酷性，而且老舍有过婚姻被“包办”的经历，“那时候，婚姻自由的理论刚刚被青年们认为是救世的福音，而母亲暗中给我订了亲事。为退婚，我着了很大的急。”③老舍也曾指出：“一提起爱情，人们往往就想起了婚姻。一想到婚姻，自然就会联系到家庭。中国的文化是建筑在复杂的宗法制度之上的，这一宗法制度极其严酷，势力又大，绝对不允许婚姻自由。”④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老舍对封建宗法婚姻的弊端是了然于心的，所以在《老张的哲学》中他抨击了这种婚姻模式的残酷性。但是老舍并没有完全否认传统婚姻模式的合理性与传承性，并且，老舍在四十年代的作品中不是表现具有传统色彩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而是肯定市民社会里传统婚姻合理性的一面。其原因在于二三十年代正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发展的时期，老舍是“五四”影响下开始新文学创作的，他的反封建意识使他更多地看到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而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华民族濒于灭亡的边缘，众多知识分子把投向西方寻求“自由、平等”的目光收回而从中华民族自身找寻力量，老舍就是其中一位，回归家庭、皈依传统是其文化选择也是其文学创作的方向。
在小说《四世同堂》中，老舍大体描绘了四种家庭婚恋模式：一是“老中国儿女”的传统婚姻，如祁天佑夫妇、钱默吟夫妇、李四爷夫妇等；二是新时代的“旧派”婚姻，如瑞宣夫妇、小崔夫妇、长顺夫妇等；三是新时代的“自由”婚恋，如瑞丰夫妇、瑞全与招弟的恋爱，瑞全与高第的结合等；四是功利式婚姻的媾和，大赤包与冠晓荷的财富交换式婚姻，招弟与李空山的欲望交易、胖菊子与蓝东阳的利益交换式婚姻等。在以上几种婚恋模式中，对前两种婚姻模式作家肯定的，而对第三种婚姻模式作家是肯定中有批判，而对第四种模式则是极力批判和否定的。“老中国儿女”的传统婚姻大体秉承了“夫唱妇随”式家庭模式，他们的感情是内敛的、含蓄的，几乎看不到夫妻间彼此的情感交流。但李四奶奶口中对丈夫“老东西”的称呼却粗俗中尽显着夫妻间粗粝的温馨；而钱默吟夫妇，不但钱太太甘愿随丈夫过着隐居似的生活而且从心里更是崇拜着丈夫。对于这样的传统婚姻模式，老舍指出了传统婚姻中除了“无爱之婚”“无性之恋”的婚姻状况、婚姻方式之外的另一种状况，那就是这种传统婚姻模式中存在的和谐、“幸福”、合理的一面。在文本中，祁天佑夫妇、钱默吟夫妇、李四爷夫妇式的“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的婚姻关系不但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而且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所体现出柔韧、强大的生命传承力量，是老舍笔下所谓的“自由婚姻”所无法相比的。至于新时代的“旧派”婚姻，如瑞宣夫妇、小崔夫妇、长顺夫妇等的婚姻模式是传统婚姻的延续与嫁接。我们先看瑞宣夫妇。瑞宣“在他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早已知道什么恋爱神圣、结婚自由那一套。可是他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瑞宣是接受过新文化教育的青年，通晓“恋爱神圣、结婚自由”的观念却最终“全盘体谅”地接受了父母“包办”的韵梅。韵梅被称为“新时代的旧派女人”，虽然结婚以后“丈夫与她之间有那么一层薄纱”、“而不能心贴着心的完全粘合在一处”，但这不能妨碍她成为丈夫眼中的贤内助。瑞宣和韵梅的婚姻虽然处在“五四”运动之后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时代大潮下，却以“不谈爱情”的形式组成了传统的婚姻并且使这种家庭模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个由传统婚姻模式组成的“四世同堂”具有的“凝聚力”，“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能够承受来自外侵者的“暴力的扫荡，而屹然不动”。在《四世同堂》中，循着“自由恋爱”的时代精神走向婚姻城堡的大概要数瑞丰与胖菊子的婚姻、瑞全与招弟的恋爱，瑞全与高第的结合了。但仔细分析起来，瑞丰与胖菊子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北平沦陷如一块试金石使两人的婚姻瞬时坍塌。至于瑞全对招弟的爱慕，从爱情的本质来讲则更达其真谛，招弟给予瑞全的确实是“爱”的吸引，是超越理性的情感形式，即使瑞全意识到招弟的本质有问题但还是“身与心一齐被她的黑眼睛吸收了去”。但可悲的是，招弟沦为汉奸，瑞全的爱情幻想破灭；而高第的脱离家庭以及所显现出来的贤惠、善良品质则让瑞全在多年漂泊之后发现了她作为一位妻子、一位战友的现实可能，她给予瑞全的吸引“不是肉体的，而是一些由心中、灵魂，放射出来的什么崇高与力量”，这“使他仿佛要忘记她的五官四肢，而单独的把那点劲儿抓住，和她心心相印”。由此来看，老舍似乎揶揄了瑞全对招弟纯粹“肉体”吸引的“爱情”，而让他选择了在斗争中、在生活中灵魂相遇的高第。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瑞全最后放弃了狭隘的“爱情”，而选择了现实、踏实的婚姻。当然，如财富交换式、功利式、欲望交易式的婚姻，如招弟与李空山的、胖菊子与蓝东阳的婚姻模式就是作家极力鞭挞的，他们之间没有感情，只有金钱、地位的交换和欲望的实现。老舍对传统婚姻模式进行了审慎的肯定，并剔除了其中存在的腐朽的观念意识，这是由作家民间文化的立场和对传统文化的正确判断所决定的。
老舍是“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⑤，也是“市民文学的代表”，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之外的一个另类，他的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写民间世界的高手。老舍的小说里所描写的大都是老北京城里的普通市民，甚至他笔下的人物活动在山东、欧洲、新加坡等地，但人物的语言、生活方式也脱离不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痕迹”⑥。老舍确实是“北京市民文化”养育起来的作家，虽出生于旗籍家庭，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全家靠母亲给人家缝洗衣服挣钱养家糊口。后来靠别人救助才得以上学，毕业后从社会的底层做起，先后成为小学的校长、劝学员，生活由疾苦状态也渐渐地有了保障。老舍熟悉小市民生活，茶肆酒馆里的人生哲学、七行八作间的苦乐年华、七姑六婆间的琐碎计较组成了他的文学视阈，同时也建构着老舍的民间世界。在他的民间世界里，老舍于政治是隔膜的，他厌恶官场的腐败，年轻时曾辞去劝学员的“官差”而甘心做一名国文教员；在抗日战争期间，老舍成为“文协”的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无党派”的立场；建国后，老舍曾一度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但老舍从来也没有进入到新政权的核心。对于革命，老舍始终是个旁观者，他曾这样解剖自己：“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⑦因此，在老舍的文学世界里，没有政治上的宏观、革命过程中感情的冲决，甚至对一些政治事件和革命行为是持消极的态度的。但是对政治的隔膜、革命的旁观恰恰形成了老舍独特的文学世界和独特的审美风格。民间视角就是老舍描摹北京市民文化、市民人生的最佳点。老舍远离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执著地“表现”与“批判”市井小民的惶惑、保守、苟安和与世无争，对民间社会形态下的婚姻模式的展示是这一创作原则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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