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审美乌托邦功能研究
作者：邹 强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疗慰功能引领功能
这是一个不鲜的话题。自从人类有了文明以来，关于审美乌托邦的讨论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尤其是上世纪中期，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着当时异化得十分严重的单向度社会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思想，试图通过美学的神奇功效来拯救这个即将崩溃的世界。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光之后，审美乌托邦的话题逐渐归于沉寂，似乎已经没有了再讨论的必要。
审美乌托邦真的从此隐退了吗？相对于阿多诺、弗洛姆、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生活的年代，今天的社会更加纷繁杂乱，现在的人也异化得更为彻底。更有人断言，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时代，物质已经成为人们惟一关心的东西。话虽如此，人们对美好和谐生活的追求却一直没有停止过——纵然这是一个唯物质是高的时代。每每在人们追逐物质陷入身心疲惫的时候，审美乌托邦就从他们的心底冉冉升起，照亮人类冰冷的心房。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审美乌托邦虽然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怀疑、批判、乃至非难，却仍然屹立不倒。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因为其拥有疗慰人类心灵和引领人们情操这两大功效。对人类而言，审美乌托邦是他们疗慰心灵、引领精神情操、保持昂扬向上姿态和追求幸福的力量之源。
一、疗慰心灵
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缺少强大而危险的敌人。或是虫蛇虎豹、或是自然天灾、或是人为之患，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就形影不离地相伴左右。即使是在科技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一场海啸轻而易举地在短短的时间内袭击了整个亚洲，夺走了十余万鲜活的生命。如今人类已经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战胜了自然造化中的姑表近亲，逐渐掌握了自然的运行规律，早已远离茹毛饮血的时代，然而苦难似乎并没有真正减少——肉体的痛苦相对少了，而心灵的折磨却多了起来，以至于“烦”跟“畏”都作为哲学范畴，变成研究的热门对象了。正是“由于人类在营生上所产生的这些基本心理上的困难，所以才会有精神文化的出现，换而言之，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方面的文化基本上是帮助人类在心理上作调适而出现的”。只不过“宗教作为人类在心理上的调适，一般来说是较为直接的、功用的、有明显意图的；文学和艺术在对心理的调适上，则是较为间接的、寄托的，且意图不明显的”。但是人类心理上的忧虑与困难并不都是那么外在易见的，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仔细地化解、慢慢地体味，“这些深层次的心理丛结的消弭与调适，就是要求之于文学和艺术了”①。
似乎从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开始，先哲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艺术对人类产生的独特影响并对此进行了初步的研究。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同样注意到了文学和艺术的特殊功效，在他们的美学理论中，审美和艺术就因为具有这些特殊的功效而被赋予了抚慰心灵、拯救苍生的历史重任。
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的畸形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筑成的空间里，一天天地重复着繁复无味的生活。高速的生活节奏、冷漠的人际关系、残酷的社会竞争、紧迫的生存压力使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样一个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时代，人们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灵创伤。自杀、吸毒、强奸、抢劫等现象已经普遍得不再吸引众人的注意了，自虐、自闭、幻觉等心理疾病及亚健康心理状态也早已成为了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有的人选择了逃避，或者是用毒品、吗啡等药物进行自我麻痹；或是用生命的殒灭作一种彻底的解脱。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走向这极端的选择，在经历了痛苦的抉择之后，他们转向了艺术、转向了审美、转向了审美乌托邦。
审美，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美学的历史虽然短暂，审美的渊源却亘古长流。“审美的历史是打开了的人类追求和反思的历史，是生命在艰难的跋涉中实现和升华的历史，是人不断摆脱片面性，走向全面发展，走向自由和解放的自身超越的历史。审美即自由，决非某个人的突发奇想或故为惊人之语，而是历代哲学家、美学家在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中相似的‘惊人’发现。”②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代，审美乌托邦也一直潜藏在人们的心底。它通过艺术、通过审美来洗涤人们心头上的众多苦恼与病痛，唤醒人们沉睡的灵性，召唤人们为了自由的幸福而坚强地奋斗。通过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等审美观照体验，人们在审美的王国中获得了健全人性的力量，找到了与残酷生活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抚慰了自己残缺的心灵。经过了艺术、审美的疗慰，人们就有可能放下沉重的心理包袱，轻装上阵，精神焕发、充满生气地投入到新生活的建设中。《吉檀迦利》这部诗集之所以在西方大受欢迎，正是因为它字里行间所散发出的天国般的声音对刚刚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浩劫，并对西方文化前景感到绝望的民众的心灵起到了巨大的抚慰和疗救作用。③
艺术之所以能够给灵魂带来欢乐，是因为它能够通过虚构和幻想来唤起对抗精神疾患的力量。川端康成曾经说过：“我对于现实，既不想弄懂，也无意于接近。我只求云游于虚幻的梦境。”④可以说，云游于虚幻梦境的艺术创作，是川端康成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七岁丧祖母、十六岁丧祖父，从小就生活在死神召唤的阴影下挣扎的困境的惟一有效的寄托。其实，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仅就文学家来看，中国的屈原、李贺、蒲松龄、曹雪芹……西方的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是精神遭受过深刻创伤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成就也都跟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艺术的这种功能，我国古代的文论家们早已多有论述了，无论是“发愤著书说”，还是钟嵘在《诗品序》中所提出的“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的深刻见解，都是对审美乌托邦疗慰功能的直接阐释。
关于艺术，尤其是文学的疗慰作用的一般原理，罗兰·巴特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写作其实就是一种言语活动的乌托邦，“是一种企望字词之快乐的想像力，它疾快地向一种梦想的言语活动发展，表现出一种新亚当世界的完美”⑤。阿恩海姆则在《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一文中明确指出：“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任何能达到满意治疗效果的手段都会受到欢迎：药剂、身体锻炼和疗养、临床交谈、催眠术——为什么艺术不可以这样呢？于是以一种踌躇不决和半信半疑的态度，尝试用艺术来治疗疾病的人出场了。他不仅必须用实际的成功，还必须用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证明它们存在的价值。”⑥这两段论述，前者的观点在于说明艺术疗慰作用的发生机制，而后者则重点在于艺术疗慰作用可行性的探讨。事实上，近几十年来艺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已经在东西方各国迅猛发展起来，作家、艺术家、文学批评家等与精神医生之间的传统职业分野正在逐渐淡化，文学艺术与医学保健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互动正在方兴未艾地展开，身兼诗歌神与医药神的阿波罗神话重新闪现出生命的活力！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