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不同者,道难合——胡适与周作人


 


  1917年4月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在同一年的7月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后,也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但他们间的联系是发生在这一年的11月。在文科研究所布置教师和学生们选择研究课题时,胡适和周作人都报名参加了“小说研究组”。他们在“小说组”的研究活动中,拉开了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序幕,也开始了个人间的联系。

  1918年《新青年》改组后,在《新青年》的同仁中,胡适和周作人是配合较为默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1918年5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的译文,宣扬摒弃旧思想,旧道德,奉行新的婚姻观与贞操观。这篇译文得到胡适的响应,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了《贞操问题》,对热《贞操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联系中国实际,批评“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贞操问题”是“第一无道理的”。

  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提倡个人本位主义,指责封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对此周作人也积极响应,在同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将“人道主义”精神归结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要以此“为本”,建立“人的文学”。立场、观点的一致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是他们之间有时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其主要表现就是周作人提倡的“新村运动”。他提倡的“新村运动”是模仿日本的,胡适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先后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学术讲演上,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激烈抨击在中国推行新村运动。接着,周作人发表文章进行自我辩解。这次论争虽然进行的慷慨激昂,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这也是当年的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

  然而,在1920年8月,随着陈独秀与胡适的矛盾的加深,《新青年》内部出现了办刊方针的分歧。胡适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周作人与鲁迅则表示不赞成这种观点,毅然站在陈独秀的一边。这种政治分歧,为他们的友谊埋下了隐患。

  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队包围紫禁城,驱逐清帝溥仪出宫,胡适却提出“抗议”,称驱逐废帝“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对此,周作人当即给胡适写信,认为“驱逐清废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信中还告诫胡适,“帝国主义的外国人”支持你的观点,是因为他们赞成复辟,不要上他们的当。这件事导致了周作人与胡适的根本分歧。

  接着在1925年发生的北京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中,胡适与周作人的分歧更为显明。在这个事件中,周作人与鲁迅是支持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的,与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支持者陈源,进行了唇枪舌战的斗争。而胡适则持折衷、调和的态度,联合十几名北大教授,发表声明,对章士钊、陈源之流与学生爱国行动及其支持者,各打五十大板。周作人对此非常不满,当即写了《〈国魂〉之学匪观》及《忠厚的胡博士》等文章予以辩驳。

  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吓坏了周作人。他开始闭门读书,明哲保身,不问政治。胡适与他的关系又开始密切起来。1932年,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接受出版周作人的译作《希腊拟曲》,并付给他较高的稿酬,周作人知道这是胡适的关照,是心存感激的。

  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离开沦陷区,而周作人却留在北平,后经不起权势的引诱走上叛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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