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沈园》郭沫若




  访沈园
  郭沫若
  
  一
  绍兴的沈园,是南宋诗人陆游写《钗头凤》的地方。当年著名的林园,其中一部分已经辟为“陆游纪念室”。
  二
  《钗头凤》的故事,是陆游生活中的悲剧。他在二十岁时曾经和他的表妹唐琬(蕙仙)结婚,伉俪甚笃。但不幸唐琬为陆母所不喜,二人被迫离析。
  十余年后,唐琬已改嫁赵家,陆游也已另娶王氏。一日,陆游往游沈园,无心之间与唐琬及其后夫赵士程相遇。陆即未忘前盟,唐亦心念旧欢。唐劝其后夫遣家童送陆酒肴以致意。陆不胜悲痛,因题《钗头凤》一词于壁。其词云: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
  这词为唐琬所见,她还有和词,有“病魂常似秋千索”,“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等语。和词韵不甚谐,或许是好事者所托。但唐终抑郁成病,至于夭折。我想,她的早死,赵士程是不能没有责任的。
  四十年后,陆游已经七十五岁了。曾梦游沈园,更深沉地触动了他的隐痛。他又写了两首很哀惋的七绝,题目就叫《沈园》。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这是《钗头凤》故事的全部,是很动人的一幕悲剧。
  三
  十月二十七日我到了绍兴,留宿了两夜。凡是应该参观的地方,大都去过了。二十九日,我要离开绍兴了。清早,争取时间,去访问了沈园。
  在陆游生前已经是“非复旧池台”的沈园,今天更完全改变了面貌。我所看到的是一片田圃。有一家旧了的平常院落,在左侧的门楣挂着一个两尺多长的牌子,上面写着“陆游纪念室外(沈阳)”字样。
  大门是开着的,我进去看了。里面似乎住着好几家人。只在不大的正中的厅堂上陈列着有关陆游的文物。有陆游浮雕像章的拓本,有陆游著作的木板印本,有当年的沈园图,有近年在平江水库工地上发现的陆游第四子陆子坦夫妇的圹记,等等。我跑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又连忙走出来了。
  向导的同志告诉我:“在田圃中有一个葫芦形的小池和一个大的方池是当年沈园的故物。”
  我走到有些树木掩荫着的葫芦池边去看了一下,一池都是苔藻。池边有些高低不平的土堆,据说是当年的假山。大方池也远远望了一下,水量看来是丰富的,周围是稻田。
  待我回转身时,一位中年妇人,看样子好象是中学教师,身材不高,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向我走来。
  她把书递给我说:“我就是沈家的后人,这本书送给你。”
  我接过来看时,是齐治平著的《陆游》,中华书局出版。我连忙向她致谢。
  她又自我介绍地说:“老母亲病了,我是从上海赶回来的。”
  “令堂的病不严重吧?”我问了她。
  “幸好,已经平复了。”
  正在这样说着,斜对面从菜园地里又走来了一位青年,穿着黄色军装。赠书者为我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从南京赶回来的。”
  我上前去和他握了手。想到同志们在招待处等我去吃早饭,吃了早饭便得赶快动身,因此我便匆匆忙忙地告了别。
  这是我访问沈园时出乎意外的一段插话。
  四
  这段插话似乎颇有诗意。但它横在我的心中,老是使我不安。我走得太匆忙了,忘记问清楚那母子两人的姓名和住址。
  我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没有东西也没有办法来回答,就好象欠了一笔债的一样。
  《陆游》这个小册子,在我的旅行箧里放着,我偶尔取出翻阅,一想到《钗头凤》的调子,也酝酿了一首词来:
  “宫墙柳,今乌有,沈园蜕变怀诗叟。秋风袅,晨光好,满畦蔬菜,一池萍藻。草,草,草,沈家后,人情厚,《陆游》一册蒙相授。来归宁,为亲病。病例情何似?医疗有庆。幸,幸,幸。”
  的确,“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影象是看不见了。但除“满畦蔬菜,一池萍藻”之外,我还看见了一些树木,特别是有两株新载重的杨柳。
  陆游和唐琬是和封建社会搏斗过的人。他们的一生是悲剧,但他们是胜利者。封建社会在今天已经被根推翻了,而他们的优美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沈园变成了田圃,在今天看来,不是零落,而是蜕变。世界改造了,昨天的富室林园变成了今天的人民田圃。今天的“陆游纪念室”还只是细胞,明天的“陆游纪念室”会发展成为更美丽的池台——人民的池台。
  陆游有知,如果他今天再到沈园来,他决不会伤心落泪,而是会引吭高歌的。他会看到桥下的“惊鸿照影”——那唐琬的影子,真象飞鸿一样,永远在高空中飞翔。
  作者简介:郭沫若(1892-1978)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四川乐山县人。194年赴日本留学,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至1920年之交,创作了诗集《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1921年回国后,与郁达夫、成仿吾成立了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从事新文学运动。1926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北伐失败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流亡日本,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在为期十年里,对中国历史和古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爆发后回国,相继写下了《屈原》、《虎符》等多部历史剧,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抗战胜利后,一直站在民主运动前列。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等多种职务,但仍积极著述,发挥了他的多方面特长,一直被誉为史学界、文艺界的杰出战士。
  摘自: 1962年月12月9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