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一般认为，女性同性恋者是一个头戴毡帽、留着短发、系着领带的女人，她的男人外貌仿佛表明荷尔蒙的某种反常。把同性恋者与“男性化”女人这样混为一谈，是绝大的错误。在后宫的妃妾婢女和妓女当中，在极想“女性化”的女人当中，其实有许多同性恋者，相反，大多数“男性化”的女人却是异性恋者。性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证实了这个共同的观察结果：多数女性“同性恋者”在身体结构上与其他女人完全相同。她们的性行为根本不取决于人体结构的“命运”。
然而，生理特征无疑可以造成独特的处境。两性在生物学上没有严格区分，相同的体细胞在受着某些荷尔蒙的影响。荷尔蒙的方向——趋于雄性还是趋于雌性，这取决于基因型，但在胚体发育期间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转换，致使个体在某些方面的外貌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有些男人之所以具有女性的容貌，是因为他们的男性器官发育迟缓：我们偶尔也会看到，原以为是女性的孩子变成了男孩于。海伦·多伊奇提到这样一个少女的病例，她热烈追求一个已婚女人，想骗她与自己一起生活。后来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个两性人，在一次使她变成正常男性的外科手术之后，她能够和她那离了婚的情妇结婚并一起生了孩子。但这决不是说，每一个女性同性恋者，在生物学上都是打着骗人招牌的男人。两性人具有两性的生殖系统的成分，所以能表现出女性的性欲：我本人就认识这样一个人，她被纳粹逐出维也纳；她对自己既没有能力吸引异性恋男人，也没有能力吸引同性恋女人深感遗憾，然而她本人却只被男性吸引。
在雄性荷尔蒙的影响下，所谓“男性化”的女人呈男性第二性征，如面部生须。未成年型的女人，其雌性荷尔蒙可能比较缺乏，因而发育不健全。这类奇特现象可能或多或少直接引起了同性恋倾向。精力旺盛、有攻击性、充满活力的女性，更喜欢发挥自己的主动性，通常对被动性不屑一顾。相貌丑陋、有残疾的女人，可能想补偿自己的劣等性，表现出男性气质。她如果对性冲动的敏感性比较低弱，就不会渴求男性的抚摸。
但是，人体结构与荷尔蒙只能造成一种处境，并不能确立这一处境向其超越的目标。海伦·多伊奇还引用了一次世界大战波兰军团一个年轻士兵的实例。这个士兵受伤时由她照料，实际上是一个有明显男性第二性征的女孩子。她刚参军时是一名护士，尔后成功地隐瞒了性别，变成了一名士兵。然而，她却同一个战友谈恋爱，后来做了满意的调整。她的行为使战友们认为她是一个男性同性恋者，但实际上，这是她的女性气质在不顾她的男性伪装而一再地表现自身。一个男性不一定非要渴求女人；同性恋的男性可以有完美的男性体格这个事实，意味著有男性特性的女人也不一定非注定是同性恋者不可。
甚至在生理完全正常的女人那里，有人也坚持认为可以分出“阴蒂的”和“阴道的”两种类型，前者注定是同性恋者。然而我们知道，童年的全部性冲动都是阴蒂的，它不论始终固定在这个层次上，还是发生了转变，都不是一个人体结构的问题；如通常认为的那样，以为童年时的手淫解释了阴蒂日后占首要地位的原因，这也是不对的：今天的性学认为手淫是十分正常的普遍现象。如我们看到的，女性性冲动的发展是一个心理过程，它固然受生理因素的影响，但也有赖于主体对生存的总态度。玛拉依认为，性欲是一种单一的特质，它在男人那里得到充分发展，在女人身上却停留在半途阶段；唯有女性同性恋者才可以有和男人一样丰富的里比多，因而她将代表一种“优越的”女性类型。但事实是，女性的性欲有它自己的结构，所以谈及有关男女里比多的优或劣是荒谬的。性对象的选择，根本不取决于女人支配能量的多寡。
精神分析学家们有一个很大的长处，那就是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不是一种机体现象；可是，他们仍旧认为它仿佛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不过他们对此的研究极少。
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女性性冲动的成熟，需要从阴蒂阶段转变到阴道阶段，这种变化与小女孩把对母亲之爱转移到父亲身上的变化是相对称的。牵制这一发展过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女人可能不会听任于她的“被阉割”状态，因而对缺少阴茎采取自欺的态度，仍固恋于母亲，并一直在寻找母亲的替身。
在阿德勒看来，对发展的这种抑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被动忍受的：它为主体所渴求，主体由于权力意志，故意不承认她的不健全，极力认为她自己与男性是一致的，从而拒绝受他的支配。不论是一个幼年固恋的问题，还是一个男性化抗议的问题，同性恋都是这样被看做是对发展的一种抑制。但实际上，女性同性恋者不是“发育不健全的”女人，正如不是“优越的”女人。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由宿命论决定的发展进程，因而过去在每时每刻都要受到重新评价。这就是说，这一发展进程经历了新的选择，而“正常的”选择，并没有给予它一种优先的价值，它只能根据其真实性得到评估。对于女人来说，同性恋可以是她逃避自己处境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接受这种处境的一种方式。精神分析学家们的一个重要错误在于，为了迎合道德观念，将同性恋完全看做是一种非真实的态度。
女人是一个要把自己变成客体的生存者；作为主体，她的肉欲中有攻击性成分，然而它未从男性身体得到满足：于是便出现了她的性冲动必须加以克服的冲突。被认为是正常的或“自然的”制度，把她作为某个男性的猎物予以抛弃，同时又让她怀里有一个孩子，以恢复她的主权：但这种所谓的“正常”，受多少被明确认识到的社会利益的左右。甚至连异性恋也容许有其他解决方式。女人的同性恋，是将她的自主性与她的肉体协调起来的一种尝试。如果一定要谈到本性，那么人们可以说，所有的女人生来就是同性恋者。实际上，女性同性恋者的显著特点是拒绝男性，喜欢女性的身体。但所有的青春期女性也都害怕插入和男性的支配，也都对男性身体感到某种厌恶。相反，对于她和对于男性一样，女性身体也是欲望的对象。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当男人把自己树为主体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分离出来了；当他们把他者当做一个被占用的物时，就给他者的以及他们自己的男性理想以致命的一击。而女人在把自己看成客体时，她把她的同类以及她自己都视为猎物。男性同性恋者，鸡奸者，之所以引起男女异性恋者的敌意，是因为男女异性恋者都需要男人来充当支配的主体。与此相反，男女两性都自发地对女性同性恋者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德·带利伯爵d说：“我承认，这是一种竞争，但决不会使我感到不安；相反，我觉得它很有趣，我的缺德足以对它一笑了之。”
柯莱特认为，雷诺在看到由克洛迪娜和雷齐这两个姑娘形成的一对儿情人时，也有这种有趣的冷漠心情。
一个主动的、独立的同性恋女人，比一个无攻击性的女性同性恋者更令男人气愤，因为只有前者才威胁到男性的特权。同性恋行为没有违背男女两性的传统差异，它们在多数情况下只涉及女性的接受，而不涉及女性的拒绝。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在青春期女孩子当中，往往是对异性恋关系的替代，因为这时女孩子还没有机会或勇气去开始这种关系。同性恋行为代表一个阶段，一个见习期，而十分热情参与的女孩子，很可能在明天成为十分热情的妻子、情妇或母亲。于是，在女性同性恋者当中必须解释的不是她这一选择的积极方面，而是它的消极方面：她的显著特征并不在于她喜欢女人，而在于这一痛好的排他性。
女性同性恋者常分为两种类型（琼斯和赫斯纳德就是这样划分的）：“男性化的”，她们“希望模仿男性”；以及“女性化的”，她们“害怕男性”。的确，总的说来，人们可以在同性恋中看到两种倾向。有些女人拒绝被动，而另一些女人则愿意用女性的武器被动地放纵自己。但这些态度相互反作用，与被选客体的关系和与被弃客体的关系，可以互为解释。由于下面就要提到的多种原因，我觉得上面做出的划分是相当武断的。
用想“模仿男性”去定义“男性化的”女性同性恋者，是为了表明她是不真实的。我已经说过，精神分析学家在根据社会最近的定义去接受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些范畴时，所造成的含糊之处是何等之多。实际情况是，男人（man）在今天代表积极的人，中性的人，就是说他既代表男性又代表人；而女人却只是消极的人——女性，她不论何时作为一个人去行动，都要宣称自己与男性是一致的。她在体育、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活动，她对其他女人的性欲望，全都被解释为“男性化抗议”。对她所追求的或她自己向其超越的价值普遍不予以考虑的做法显然导致了这一结论：她若是扮演主体角色，就是做出了不真实的选择。
潜伏在这种解释下面的主要误解是，认为女性的人（the fe-male human being）把自己变成女性化的女人是自然的：仅仅做一个异性恋者乃至做一个母亲，仅仅实现这个理想，还是不够的。“真正的女人”是文明所创造的人为产物，正如创造阔人那样。她在卖弄风情、温顺方面的所谓“本能”是被灌输的，正如男人对男性生殖器的自豪感是被灌输的那样。实际上，男人并非总是接受他的男性使命，而女人也颇有理由不那么温顺地接受指派给她的使命。
“自卑情结”和“男性化情结”这些概念，使我想起了德尼·德·鲁热蒙在《魔鬼的份额》里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女人认为自己在农村散步时，小鸟在攻击她；几个月的心理分析治疗都未能消除这种魔念，后来医生和这位病人一起走进了诊所的花园，看见小鸟果真在攻击她！
女人之所以感到劣等，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要求确实贬低了她。她本能地选择了做一个健全的人，一个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主体和自由人。如果说这一选择具有男性化倾向，那么在女性化如今是意味着不健全的这个意义上，的确是如此。女性同性恋者向医生做出的各种陈述，清楚表明她们甚至在童年时就最痛恨被看做女性。她们瞧不起女孩子气的追求，要求做男孩子的游戏，玩男孩子的玩具；她们可怜女人，害怕变得女人气，反对被送进女子学校。
这种反抗根本不意味着一种先定的同性恋。许多小女孩当认识到对她们身体的偶然适应将使她们的爱好与抱负变得有罪时，也会同样感到愤怒和绝望。柯莱特·奥德里12岁发现自己不能当一名水手时，她愤怒至极。很自然，未来的女人对她那个性别强加于她的种种限制感到愤愤不平。真正的问题不是她为什么会拒绝它们，而是她为什么会接受它们。她顺从是因为温顺和胆怯，但如果社会给予的补偿不够，这种顺从很容易变成反抗。青春期女孩子一旦觉得自己身为女人是无魅力的，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尤其在这方面，人体的天赋是重要的。
当女人的容貌和身材丑陋时，或当她自以为是如此时，她会拒绝女性命运，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条件太差。但是说取得男性化倾向是为了补偿女性气质的不足，这也是错误的。事实毋宁说是，给青春期女孩子的机会不太多，以至获得男性优点所需要做出的牺牲是得不偿失。所有在传统中长大的小女孩，都羡慕男孩子穿的服装简便，而她们在镜中的映像及她们所预见的锦绣前程，使她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华丽服饰的重要性。如果镜子逼真地反映了平常的容貌，如果它未许下任何诺言，那么花边和饰带就会显得令人讨厌，甚至荒唐可笑，“graconmanque”［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就会顽固保持她的男孩子气质。
即使具有优美的身段和漂亮的容貌，一个专心实施自己远大设计或只想获得一般自由的女人，也会拒绝为讨好他人而退让。她是通过她的活动发觉她自己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她固有的容貌发觉她自己的，因而她对迫使她局限于她的身体的男性欲望感到震惊，正如这一欲望让年轻的男孩子感到震惊。男性化男人对被鸡奸者感到厌恶，而她也对顺从的女性感到同样的厌恶。她采取男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显得与这种女人没有任何干系。她身着男装，表现出男性的风度，操着男性的语言，与女性化的女伴形成情人关系，而她代表男人：
不错，这是在演戏，是“男性化抗议”。但这是次要现象，而征服的、主权的主体一想到变成肉欲的猎物就感到的耻辱和厌恶，这才是主要的。许多女运动员都是同性恋者，她们不认为一个意味着强健、主动、反应力和冲击力的身体是被动的肉体；它未赋予抚摸以神奇的灵感，它是对付世界的工具，而不只是世界上的一个客观事物；所以，为自我而存在的身体与为他人而存在的身体之间的鸿沟，仿佛是不可逾越的。类似反抗在行政和智力型的女人身上也可以发现，服从，即使是对自己身体的服从，对她们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两性平等真正实现了，上面所提到的障碍在许多情况下就会被消除。但男人仍在受着优越感的感染，而如果女人未分享到这种优越感，她就会对这种心态感到气愤。不过应当说，大多数任性的、专横跋扈的女人，在遇到男性时几乎毫不迟疑：“男性化的”女人往往是真正的异性恋者。她不想放弃她做人的权利要求，但也决不想被剥夺女性气质。她想介入男性世界，甚至想利用它。她的强烈肉欲不畏惧男性的暴力，她从男性身体寻找快感时，要克服的心理厌恶比胆怯的处女为少。一个十分粗鲁、野性十足的人，不会对性交感到屈辱；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知识分子会否认这种屈辱；一个自信且又天性好斗的女人，会非常愿意参加必胜的决斗。乔治·桑喜欢年轻的男人和“女人气的”类型；但德·史达尔夫人只在晚年才在情人身上寻求青春与美：她以强健的精神支配着男人，自豪地接受他们的崇拜，所以她在他们怀抱中不可能感到像个猎物似的。像叶卡捷琳娜大帝那样的女君主，甚至可以允许自己在放荡中被虐：在这类玩弄中，她仍然是唯一的统治者。身着男装、骑马越过撒哈拉沙漠的伊莎贝拉·埃伯哈特，在委身于某个强健的狙击手时，根本没有感到自卑。不想做男人附庸的女人，并不是一个始终回避男人的女人：她反倒极力让他变成寻欢作乐的工具。在情况有利时（这基本上取决于她的性伙伴），那种竞争观念就会消失，而那时她会尽情地享受对于自己是个女人的处境的体验，正如他享受自己的男性处境那样。
但是，不论情况多么有利，主动的个性与性角色的这种协调，对于女人总是比对于男人要困难得多。会有许多女人宁肯逃避这种尝试，也不愿意在这种努力中徒然耗费精力。在女艺术家和作家当中有许多同性恋者。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她们的性怪癖是创造力的源泉，或这种怪癖表明存在着这种优越型的能力；而宁可说是在于她们专心于严肃的工作，不想在扮演女性角色或与男人搏斗上浪费时间。她们不承认男性的优越，也不想假装承认它或自寻烦恼地与它决一雌雄。她们期望能在性快感中得到放松、抚慰和消道：她们更期望回避以对手面目出现的性伙伴；于是她们摆脱了隐含在女性气质中的种种束缚。当然，促使主动的、“男性化的”女人在采取与放弃她正常的性行为之间做出选择的，是她的异性恋体验的种类。男性的轻蔑，证实了丑女人对自己无舵力的感觉；自尊的女人会被请人的傲慢伤害。这里我们再次碰到了前面已提过的性冷淡的一切原因：愤怒、怨恨、害怕怀孕、以前流产的创伤，等等。女人接近男人时越是多疑，这些原因也就越是重要。
然而，对一个天生好支配的女人来说，同性恋也未必总是一种十全十美的解决方式。由于她在追求自我肯定，不能完全实现她的女性潜能对她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在她看来，异性恋关系既让人感到自卑，又让人感到充实；她在拒绝受她那个性别所隐含的限制的同时，似乎又以另一种方式限制了自己。正如性冷淡的女人既想得到性快感却又拒绝它，女性同性恋者也常常可能既希望自己是一个正常健全的女人却又宁愿不是。这种犹豫不决明显表现在斯特克尔研究的一个异性模仿癖（transvestite）的实例中，这个实例前面已经谈过。这个病人压岁开始搞同性恋，对向她屈服的女孩子表示轻蔑和厌恶。她开始认真学习并开始喝酒。
她婚后虽然在扮演攻击性角色，但仍没有得到性满足。不久她离开了她所谓“爱得发疯”的丈夫，重新开始了与女人的性关系。在想像力丰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男性，而与女性结合；在其他时候她则觉得自己是女性，而去找男情人。由于两种方式都末使她得到性满足，她接受了分析治疗。
女性同性恋者能够轻易承认她失去了女性气质，如果她这样做可以成功获得男性气质的话。虽然她能够以人为方式夺取她爱人的贞操并将她占有，但她仍然是一个阉人，她可能会对认识到这一事实感到非常痛苦。她作为一个女人是本实现的，作为一个男人又是无性能力的，她的紊乱可能会导致精神病。有一位病人对达尔比兹说：“要是只有我才有能用来插入的某物，那就好了。”另一个病人则希望她的乳房是坚挺的。女性同性恋者往往会试图用傲慢和裸露去补偿她在男性化方面的低劣，而这实际上是暴露了一种心理失衡。而且，有时她会成功地与别的女人形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与“女性化的”男人或男性气质尚未定形的年轻人可能同她们保持的关系十分相似。克拉夫特·埃宾所报告的“桑多伯爵”的情况，就是这种关系的十分有名的实例。这个女人借助于刚才提到过的简便方式，达到了心理平衡，这种平衡只是由于社会干预才被破坏。
萨洛塔出身于一个以怪癖闻名的匈牙利贵族之家。她的父亲把她当成男孩子抚养，叫她桑多，她骑马、打猎等。直到13岁被送进学校，她一直在受着这种影响。没过多久，她爱上了一个英国女孩子，于是假扮男孩与她私奔。后来她回到家，重新用桑多这个名字，身着男装，受到精心的教育。她和父亲一起长途旅行时总是一副男性装扮。她热衷于运动、饮酒，还逛妓院。她尤其喜欢女演员和其他这样的超脱女人，最好不要太年轻但本质上却是“女性化的”。
她说：“如果一个女士的情欲暴露在诗一般的面纱下面，我会感到很快活。女人的一切非礼都会使我厌恶。我对女性服饰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的确，对女性的一切都是如此，但这只是就我个人而言，因为，另一方面，我对美丽的女性还是满腔热情的。”
她和女人有过许多次私通，为此花了许多钱。同时，她也是两家重要杂志的受重视的投稿人。
她与一个年龄比她大10岁的女人在“婚姻”中生活了3年，后来和她分手时十分悲痛。她可以激起强烈的情欲。她爱上了一个年轻的教师，在一次隆重的婚礼中和她成了婚，这个女孩子和她全家都认为她是一个男人。她的岳父有一次偶然发现她有个仿佛在勃起的东西（可能是假阴茎）。她也刮胡子，不过这是个形式问题。但旅馆的仆人因看见她床单上的血污并从锁孔偷窥，怀疑她不是一个男人。
于是真相大白，桑多被关进监狱，后来经过彻底的调查被释放。她由于被迫与她心爱的玛丽分离，十分悲痛，在狱中给她写了许多又长又感人的信。
检查表明，她的身体结构不全是女性的：她的盆骨小，没有腰。她的乳房发达，性器官完全是女性的，但发育不成熟。她的月经晚至17岁才出现，她对这一功能十分恐惧。一想到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她就感到害怕。她的羞怯感只对女人而发，以至她与男人睡觉时不感到害羞，与女人睡觉却感到害羞。别人把她当做女人对待使她十分尴尬，她对必须着女装的确十分痛苦。她觉得，她被“一种磁力吸向24至30岁的女”。她只有在抚摸爱人时才可以得到性满足，若被抚摸，毫无性满足可言。她不时用塞满棉絮的长袜当做阴茎。她讨厌男人，对别人的道德评价十分敏感。她很有文才，颇有教养，记忆力惊人桑多没有进行心理分析治疗，但对事实的这一简单陈述展现了许多特点。似乎她并不存在“男性化抗议”，她由于所受到的教养及人体结构方面的原因而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这完全是自然的。她父亲带她一起旅行，把她纳入他的生活。这种做法显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她的男性气质是如此确定，以至她对女人未表现出任何心理矛盾。她和男人一样爱她们，不认为她们损害了她的名誉。她在爱她们时，采取的是纯粹支配的主动方式，不承认献殷勤有相互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她“讨厌”男人，特别喜欢年龄大的女人。这暗示她对母亲有一种男性的恋母情结，保持了幼年时的孩子态度：她与母亲结成一对儿，并希望能保护和支配她的母亲。
如果孩子没有感到母爱，她常常会一辈子受到这一需要的缠扰：桑多由父亲抚养，肯定会梦想有一个可亲可敬的母亲，后来她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找这种形象。这解释了她对其他的男人感到极度嫉妒的原因，这种嫉妒与她对独身女人和大龄女人的“诗一般的”爱与尊重有密切联系，而这些女人在她心目中仿佛有一种神圣性质。她对女人的态度，正是卢梭对德·华伦夫人、小本杰明·贡斯当对德·夏里埃夫人所采取的态度：这两个敏感而又“女性化的”少年，也转向了母亲般的情妇。我们碰到的女性同性恋者，往往多少明显地属于这一类型，她从未认为自己与母亲是一致的——因为她太爱或太恨自己的母亲了。但她在拒绝做女人时，却希望周围有轻松愉快的女性保护。从那子宫般温暖的庇护所，她能够以男子汉的勇敢步入外部世界。她的举止像男人，但作为男人，她又脆弱无力，这使她想找一个大龄情妇。这一对儿情人相当于那众所周知的异性恋的一对儿情人：大女和少男。
精神分析学家们十分强调同性恋女人与母亲早期关系的重要性。有两种情况使青春期女孩子发现要摆脱母亲影响很难：一种是她被多虑的母亲过分溺爱，另一种是被“坏母亲”虐待，引起她很深的有罪感。第一种情况，她们的关系接近同性恋：她们睡在一起，相互抚摸，或很喜欢轻触乳房。少女后来在别人的怀抱里也会有这种快活。第二种情况，她感到强烈需要一个“好母亲”，能保护她不受“坏母亲”之害，免遭横祸。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一个病人从小一直讨厌她的母亲，她这样描述16岁时对一个大龄女人的爱：
我好像是孤儿突然有了母亲，由于她，我觉得同成年人不那么敌对了，并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尊重他们说的话……我对她的爱十分纯洁，我认为她的爱只是一种母爱……我喜欢她触摸我，她有时把我抱在怀里，或让我坐在她膝上。睡觉时，她常来道晚安，吻我的嘴。
只要大龄女人愿意，少女会很高兴纵情于更热情的拥抱。她通常扮演被动角色，因为她像小孩一样希望被支配、保护、摇来摇去和抚摸。不论这种关系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体的，都具有真正的色欲性质。但是，从这种关系来自青春期发育的典型阶段这一事实，可以明显看出它不足以解释对同性恋的明确选择。少女从中追求的既是一种解放，也是她在男性怀抱同样可以得到的安全感。色欲阶段一旦过去，少女就常会对大龄女人怀有一种和对母亲一样的矛盾情感。她屈从于她的影响，却又想逃避它；如果她的朋友坚持控制她，她会暂时做她的“俘虏”。但她总要逃走，或在令人痛苦的争吵之后，或用友好的方式。青春期结束后，她觉得自己已经成熟，可以应付正常的女人生活。她要成为一个坚定的同性恋者，就必须像桑多那样拒绝接受她的女性气质，或者让它在女性怀抱里开花。这就是说，对母亲固恋的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同性恋。而对同性恋的选择，确实可能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女人通过全部或局部的体验，可能会发现或预见，她从异性恋关系不会获得快感，只有另一个女人才可以充分提供它：同性恋拥抱尤其可以向把自己的女性气质变成一种宗教的女人验证最大的满足。
强调这一事实十分重要：拒绝把自己变成客体，并不总是女人转向同性恋的原因。相反，大多数女性同性恋者都想开发她们女性气质的宝藏。愿意变成一个被动客体，并不是说就要完全放弃对主观性的权利要求：女人希望以这种方式，在自己是一个物的表面下，达到自我实现；同时，她也会试图通过她的他性，她的相异性去发现她自己。她在独自一人时是不能真正形成双重自我的。如果她抚摸自己的胸部，她仍然不会知道陌生的手对她的乳房会有如何感觉，或这乳房在陌生的手下会产生怎样的反应。男人能够向她揭示出她的肉体是为她自己而存在的——就是说，如她本人所觉察的那样，不是为他人而存在的。只有在她的手指摸索一个女人的身体，而这个女人的手指也在摸索她的身体时，镜子的那种奇迹才会实现。在男女之间，爱是一种行动，撤离自我的每一方都变成他者：使做爱的女人十分惊奇的是，在男性的急躁里反映了她缠绵被动的肉体。然而，自恋的女人在男人的勃起肉体中，只是模糊地看到了她的诱惑力。女人之间的爱是沉思的。抚摸的目的不在于占有对方，而是通过她逐渐再创自我。分离被消除了，没有斗争，所以也没有胜利和失败。由于严格的相互性，每一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君主又是奴隶；二元性变成了相互依存。柯莱特在《肉体享乐》中说：“惊人的相似会带来确定的快感。情人乐于相信她在抚摸一个其秘密已为她所知的身体，而她自己的身体也向她指明了那个身体的偏爱。”勒内·维维安的诗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的身体天生相似……我们的命运相同……在你那里，我爱我的孩子，我的情人，我的姐妹。”
这种反射作用可能带有一种母性特征。在女儿身上看到自己并将自己投射于女儿的母亲，对女儿往往有一种性的依恋。她和女性同性恋者都渴望保护怀中的柔软肉体，把它摇来摇去。
柯莱特说明了这种相似性，她在《葡萄蔓》中这样写道：“你以充满母爱的目光，在你的情人身上寻找不是你生的孩子，你俯在我身上，你将使我快活”；而勒内·维维安在她的另一首诗中也倾诉了同样的情感：“……我的双臂生来就是为了更好地庇护你……就像温暖的摇篮，让你得以歇息。”
在所有的爱中，性爱或母爱，都存在着自私和慷慨，完全占有对方和完全给予对方的欲望。但是母亲与女性同性恋者的相似性尤其表现在这一点上：两者都是自恋的，她们各自迷恋于孩子或女友——自己的投影或映像。
但是，自恋同对母亲的固恋一样，并不总是导致同性恋。例如，玛丽·巴什基尔切夫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她的作品没有流露出对女人的任何眷恋。她理智，不被肉欲左右，且又极其自负，从小就梦想受到男人的高度重视：她只对能提高她名望的事情感兴趣。一个只崇拜自己、一心想成功的女人，是无法温情地依恋其他女人的，她只会把她们视为敌人和对手。
事实是，并没有单一的决定性因素存在。这始终是一个在复杂的总处境中获得、基于自由决定的选择问题。性命运没有支配女人的个人生活：相反，倒是她的性冲动类型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总观点。
然而，周围环境对这一选择有着重大影响。今天，男女两性基本上仍在过着分离生活，而在寄宿学校和女校中，从亲密到性欲的转变是迅速的。在男女交往能促进异性恋体验的环境里，女性同性恋者要少得多。许多受雇于工厂和办公室、被女人包围。几乎见不到男人的女人，会很容易与女性形成色情友谊：她们会觉得，使她们的生命发生联系，无论在肉体还是精神上都是简单的。异性恋接触的缺乏或困难，会注定她们要搞同性恋。在听任和偏好之间很难划出一条界线：一个女人可以因男人使她失望而委身于女人，但有时男人使她失望是因为她确实在他身上寻找女人的形象。
由于这一切原因，明确划分同性恋女人和异性恋女人的做法是错误的。青春不稳定期一旦结束，正常男性就不会再允许自己以搞同性恋为乐。但正常女人却往往恢复那种在少女期曾使她心醉的、精神的或肉体的性活动。对男人失望以后，她可能会找一个女情人来取代背叛她的男性。柯莱特在她的《流浪女》中，指出了被禁的快感在女人生活中可能时常起到的这种慰藉作用：如发生的那样”有些女人一辈子都在得到这样的慰藉。即使一个女人并不缺少男性的拥抱，她也不一定会蔑视这种较平静的快感。如果她是被动的、淫荡的，就不会讨厌女友的抚摸，因为她这时只能退却，让自己得到满足。如果她是主动的、狂热的，她就会像个“阴阳人”似的，这并不是因为雌性与雄性荷尔蒙的某种神秘结合，而只是因为她把攻击性与占有欲看成男性气质。柯莱特笔下的克格迪娜，与雷诺相爱时仍被雷齐的魅力所吸引。
她完全是一个女人，尽管未失去占有与抚摸的欲望。当然，这些“邪恶的”欲望，在“好女人”身上被小心翼翼地压抑着，但仍会以纯洁而又热烈的友情形式，或会在母爱的掩饰下表现出来。有时它们在精神病期间或绝经危机时会猛烈爆发出来。
尚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试图将女性同性恋者分为特征明显的两类是何等的无用。
由于她们常喜欢模仿有两性性欲的配偶，在以社交来掩饰她们的真正关系时，是她们自己在暗示把女性同性恋者分为“男性化的”和“女性化的”两种类型。但是，一方穿着严肃而另一方着女性服饰这种情况，不应当引起任何错觉。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除少数例外，她们的性欲是模棱两可的。因自视清高、拒绝男性支配而变成同性恋者的女人，常喜欢找一个同样清高的女英雄。以前，在塞夫勒的女学生当中同性恋就很盛行，她们远离男人，生活在一起。她们对属于女性精英感到自豪，希望自己永远是自主的主体。使她们共同反对特权等级的那种共同感觉，使每个人都在崇拜朋友的那种令人难忘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又是她在自己的身上所崇拜的。在相互拥抱时，每个人都既是男人又是女人，而且都为对方的半男半女的特质所陶醉。
另一方面，希望在女性怀抱里享受她自己的女性气质的女人，也可以体会到不服从主人的自豪。勒内·维维安深深爱着女性美，希望自己也美。她打扮自己，对她那长长的秀发很是得意。但她也欣然觉得自己是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她在诗中对婚后同意变成男人奴隶的女人表示轻蔑。她对烈性酒的爱好，她有时讲的下流话，表明她渴望有男性气质。实际上，在大多数结合中抚摸是相互的，因而，两个性伙伴的各自角色决非明确固定：比较孩子气的女人，可以扮演和已婚女人交往的少年角色，而这个已婚女人给她以保护；也可以扮演依靠情夫权势的情妇角色。她们能平等地享受她们的爱。由于两个性伙伴是对等的、基本相似的，种种结合、易位、交替和com湖泊〔可笑的举动］都可能发生。她们之间的性关系，根据双方各自的心理倾向以及总的处境，达到了平衡。如果其中一方帮助并供养另一方，她即在承担男性的职责：专横的保护者，被利用的笨蛋，受尊重的丈夫，有时乃至拉皮条者。
一种心理的、社会的或理智上的优越，可能授予她权威，然而，极被爱的一方将享有极爱的那一方的热烈依恋所授予的特权。同男女之间的交往一样，两个女人的交往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它可能基于情感、物质利益或习惯；可能是婚姻的或罗曼蒂克的。它容纳了虐待、被虐、慷慨、忠诚、献身、任性、自私和背叛，所以在女性同性恋者当中，有妓女，也有伟大的情人。
但是某些情况使这些私通具有独具的特征。它们没有被制度或社会习俗所认可，也不受惯例的制约，因而其特征是特别真诚。男女之间，甚至是夫妻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彼此都在演戏，而女人尤甚，因为男性总是强加于她某种要求：无可置疑的贞节、魅力、风骚、孩子气或简朴。在丈夫或情人面前，她只能显得和平常不太一样。但和女友在一起，她不需要演戏，不需要伪装：她们完全属于同类，必须原原本本地坦率表现自己。这种相似引起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在这些结合当中，性冲动时常只占一小部分。这种性快感，属于不如男女间那么强烈、那么令人眩晕的一类，不会引起那种不可抑制的变化。但是男女情人一旦从肉体拥抱中抽出，就又会变成了陌生人，男性身体本身会变得令女人厌恶，而男人也会对同伴的女性身体感到某种淡淡的厌恶。女人之间的性爱则比较平稳，比较有连续性。她们不会在十分激动的狂喜中失去自制，但也不会重新陷入有敌意的冷漠。相互注视、相互触摸是一种平静的快感，是床上快感的延续。萨拉·庞森比与女伴的结合，几乎平静地延续了50年：她们显然能够抛开普通世界，创造一个和平的伊甸园。
但真诚也要付出代价。由于原原本本地坦率表现她们自己，对掩饰或自制的漫不经心，两个女情人也可能会发生十分激烈的争吵。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受到他们有差别这一事实的威胁：他怜悯她，关心她；他觉得必须以礼貌、宽厚和克制的态度对待她；她则尊重他，有点害怕他，在他面前努力控制自己；每一方都小心翼翼，避免伤害神秘的另一方，对另一方的感觉和反应没有把握。但女人之间相互毫无怜悯可言。她们拼命地相互阻挠。激怒、纠缠和进攻，把对方逼入绝境。男性的沉着冷静，不论是出于漠不关心还是出于自我克制，都是女性争吵妄想突破的屏障，就像旋转的水流想冲破堤坝那样。但在两个女人之间，眼泪与狂怒交替上升，她们想用责备制服对方、想永远不停地“弄个水落石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苛求、责备、妒忌、专横一这一切婚姻生活的瘟疫都在加倍激烈地释放出来。
如果说这类性爱常常是多风波的，那么，说搞这类性爱比搞异性恋更危险也是对的。它们受到社会的谴责，因而它们与社会结合很难会成功。因她的天性、处境或情欲强度而承担男性角色的女人，将会对未能给爱人带来一种正常的、受人尊重的生活，未能与她结婚感到悔恨。她会责备自己使她的朋友染上了有问题的习惯：这就是拉德克利夫·霍尔赋予她的《寂寞之井》的女主人公的情感。这种悔恨表现为一种病态的焦虑，尤其表现为一种令人痛苦的嫉妒。被动的或感受不那么深的性伙伴，在她那方面将确实会承受社会指责的沉重压力。她会认为自己是堕落的、邪恶的、受挫的，对把这一切带给她的女人感到怨恨。在两个女人当中，有一个也可能想要孩子；如果这样，她就要悲痛地准备接受她的不育，或两个人收养一个孩子，或想做母亲一方求助于某个男人；孩子可能会使她们的结合更为稳固，也可能是不和的新根源。
赋予同性恋女人以男性特征的，并不是她们的性生活，相反，它倒把她们束缚在女性世界。这毋宁说是她们因舍弃男人而被迫承担的一整套责任。她们的处境与高级妓女正好相反，高级妓女因生活在男人中间，有时表现出男性气质，如尼侬·德·朗克洛就是这样，但她仍要依靠他们。女性同性恋者周围的独特气氛，来自她们私生活的闺房风气与她们公众生活的男性自由之间的鲜明对比。在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中，她们像男人那样行动。女人把男人撇到一边，依靠自己，于是显得有点与众不同。男人并不真的尊重女人，他们通过他们的女人——妻子、情妇，或他们为之拉皮条的妓女，相互尊重。没有男性保护，女人在挑衅的、以嘲笑为乐的或怀有敌意的高级等级面前就会无依无靠。作为一种性“变态”，女性同性恋可能会被付之一笑；但若要暗示一种生活方式，就会引起蔑视或愤怒的反对。如果说在女性同性恋者的态度中有许多挑衅和做作，那是因为在她们的处境中她们无法自然地生活：自然意味着无自我意识，不向自己描绘自己的行为；但他人的态度不断地使女性同性恋者注意她自己。
只有在她年老或有相当高的社会威望的支持时，她才可以满不在乎地去走自己的路。
要确切说明，例如，女性同性恋者通常着男装是由于偏好，还是出于自卫的反应，这是困难的。无疑这常是一个自发选择的问题。没有什么比着女装更不自然的了。当然男式服装也不自然，但它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它的目的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主动性。乔治·桑穿的就是男装。蒂德·莫尼埃在她的最后一部书《自我》中，也承认她更喜欢穿长裤。每一个主动的女人，都喜欢穿低跟鞋和质料坚挺的衣服。女人服饰的含义是明显的：这是装璜，而装璜意味着出售。异性恋的女权主义者以前和女性同性恋者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妥协的：由于拒绝将自己变成商品出售，她们爱穿严肃简单的套装，爱戴毡帽。在她们看来，精致低领的礼服是她们所要反对的社会秩序的象征。今天，她们已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所以她们认为这个象征不那么重要了。但它对于女性同性恋者仍然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她仍必须坚持她的权利要求。严肃的服装也可能比较适于她，如果身体特征使她选择了同性恋的话。
而且还应当指出，华丽服饰的功效之一，就是满足了触觉的官能享受，但女性同性恋者蔑视天鹅绒和丝绸的吸引力：同桑多一样，她喜欢让朋友穿着它们，或者，她朋友的身体本身可以取代它们。同样，女性同性恋者也常喜欢喝烈性酒，吸烈性烟，讲粗话，从事剧烈运动：她在性冲动中获得了十分温柔的女性甜蜜，为了对比，她喜欢不那么温柔的倾向，所以也可能开始喜欢与男人交往。
但是，这会涉及到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她与男人的往往是含糊的关系。一个对自己的男性魔力十分自信的女人，只会希望男人成为她的朋友和伙伴。但如果女人对认同于男人并不感兴趣，在商业、社会活动或艺术领域不如男人那么努力和成功，则在她身上会很难发现这种自信。吉尔特鲁德·斯泰因在招待朋友时，只与男人交谈，而把与女人谈话的责任交给了艾丽丝·托克拉斯但十分男性化的女性同性恋者，对女人会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她瞧不起她们，但和她们在一起时，她无论作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产生自卑情绪。她害怕她们觉得她既是一个有缺陷的女人，又是一个不健全的男人。这使她故意自视清高，或像斯特克尔所谈到的易装癖那样，在她们面前表现出虐待狂的攻击性。
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如我们所见，大多数女性同性恋者都在默默地逃避男人：她们和性冷淡的女人一样，有一种怨恨、胆怯和自尊的感觉；她们并不真的觉得自己可以和男人相匹敌；她们除了女性的怨恨，还有男性的自卑情结；男人是竞争对手，他们更有条件引诱、占有和保存他们的猎物；她们憎恨男人使女人受到的“玷污”。她们也愤怒地看到男人拥有社会优势，觉得他们是强者：无力与对手交战，知道他一拳就能把你击倒，这真是一种奇耻大辱。
这种复杂的故意，是迫使某些女性同性恋者惹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她们聚在一起，组织只许女性参加的俱乐部，以证明她们不但在性的方面，就是在社交方面也不需要男人。从这一点很容易堕入夸夸其谈和源于不真诚的各种装腔作势。女性同性恋者先是假装是一个男人，后来甚至做女性同性恋者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游戏；男式服装最初是伪装，后来变成了制服；而女人在逃避男性压迫的借口下，变成了她所扮演角色的奴隶；她不希望受女人处境的束缚，却在受同性恋者处境的束缚，没有什么比这群解放了的女人给人的心胸狭窄、残缺不全的印象再坏的了。我们还应当看到，许多女人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只是为了迎合利己的需要：
她们搞同性恋，只是因为逐渐认识到它有一种含糊不清的诱惑力，她们甚至希望诱惑可能喜欢“坏女人”的男人。这些喧嚣的狂热分子（她们显然是女性同性恋者当中最引人注意的）
使公众舆论本来就认为是邪恶和装腔作势的东西，更加名誉扫地。
实际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被有意纵情享受的一种变态，它是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它既是被激发的，又是自由采纳的。使主体与这一选择有关的各种因素——生理状况。心理背景与社会环境，没有一种是决定性的，尽管这些因素对解释它都有帮助。除了别的之外，同性恋还是一种方法，女人用它来解决她的一般处境，特别是她的性处境提出的问题。和人的所有行为一样，同性恋是导致虚假、失衡、受挫、谎言，还是相反，会带来有益的体验，这要取决于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方式——是不真诚的、懒惰的和虚伪的，还是明朗的、慷慨的和自由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