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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对心理生理学的十分重要发展在于，它认为没有一个因素可以介入心理生活而又不具有人的意义；实际存在的并不是生物学家所说的客体一身体，而是主体借以生活的身体。女人是雌性，在某种程度上连她自己也这样认为。生物学上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她所真正经历的处境的一部分。因而，卵子结构在这里没有得到反映，相反，生物学上不太重要的器官，如阴蒂，却在这里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并不是本性在规定着女人，而是她在自己的感情生活当中，基于自身利益同本性打交道时，规定了她自己。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是用这种观点建立起来的，我不想对它做全面评论，只想检查它对妇女研究所起的作用。讨论精神分析学实际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和所有的宗教——例如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它也是根据严格的概念展现出一种令人尴尬的灵活性。它所使用的术语，有时有着极其严格的字面含义，如“男性生殖器”就完全是指标志男性的那个肉质突出部。另一方面，这些术语又被无限延伸，具有象征意义，这时男性生殖器又表示男性的全部特征与处境。若你对这个学说的字面含义发出非难，精神分析学家就会抗议说你歪曲了它的精神；若你赞同它的精神，他马上又会让你局限于字面含义。有人说，这个学说本身无关紧要，精神分析学是一种方法；但这一方法的成功却又增强了信奉者的信心。要知道，发现精神分析学本来面目的人，要不是在精神分析学家当中，又会在哪里呢？但是在这些人当中也有异端者，正如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也有异端者。不只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声称，“精神分析学的最凶恶敌人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本身”。尽管学究式的精确往往是迂腐的，可是许多含糊之处还是应当予以澄清。正如萨特和海洛一庞策所观察到的，“性与生存共存”这个命题，就可以按照两种很不相同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含义既可以是，生存者的所有体验都具有性的含义，也可以是，所有的性现象都具有生存的含义。调和这些说法是可能的，但人们往往只从这种说法滑到另一种说法。而且，一旦把“性”同“生殖器”区别开来，性这个概念就会变得不太清楚。达尔比兹认为，“弗洛伊德所谈及的性，是指消除生殖的内在倾向”。但是，没有比“倾向”即“可能性”更为含糊的概念了，因为只有实现才可以确切证实什么是可能的。弗洛伊德不是哲学家，所以他拒绝为他的体系做哲学辩护。他的信徒们坚持认为，他因此避免了形而上学的一切非难。不过，在他种种格言的背后，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假定，而且使用他的语言本身就是在采纳一种哲学。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需要批评，可这种混乱又使批评难以进行。
弗洛伊德对女人的命运从未表示过特别的热心。显然，他只是把对男人命运的描述稍加修改，就变成了对女人命运的描述。性学家玛拉依曾说：“作为种能，我们可以说里比多是一种具有男性特征的力量。对性高潮，我们将持同样的见解。”他认为，达到性高潮的女人是“男性化”的女人；性冲动朝着一个方向，女人只是处在这条路的半途中。弗洛伊德的看法没有这么极端。他承认女人的性欲发展得和男人一样完整，但他几乎没有去专门研究它。他写道：“里比多实质上经常地、有规律地是男性的，不论它是在男人那里出现，还是在女人那里出现。”他并不认为女性里比多有自己的固有本性，因此在他看来，它必然像是对人的一般里比多的一种复杂的偏离。他认为，这种发育过程最初在男女两性是相同的——每个婴儿都先经过固恋母亲乳房的口唇期，再经过肛门期，最后达到生殖器期。在生殖器期，两性开始出现差别。
弗洛伊德进而揭示了一个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事实，即男性性冲动明确存在于阴茎，而女性却有两个有明显差别的性冲动系统：一个是阴蒂的，它发育于童年期；另一个是阴道的，它在青春期以后才开始发育。男孩子一旦进入生殖器期，他的发育便告完成，不过，他必须从自体性满足倾向过渡到他体性满足倾向。在自体性满足倾向当中，快感是主体的；而在他体性满足倾向当中，快感同一个客体，通常同女人密切相关。这种转变在青春期要经过自恋期才能够完成。但是，和童年期一样，阴茎将仍是性冲动的特殊器官。女人的里比多也要经过自恋期，它是客体的，通常指向男人。但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因为女人必须从阴蒂快感过渡到阴道快感。对男人来说只有一个生殖器阶段，可是对女人来说却有两个。她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不能最终完成她的性发育，她便会一直处于幼年阶段，她的神经质便会加剧。
即使仍然处在自体性满足阶段，孩子也会或多或少地强烈依恋于某个客体。男孩子固恋于他的母亲，渴望自己和父亲的身份相同。这种假想令他感到恐怖。他深怕父亲因此惩罚他，把他弄得部位不健全。于是，从恋母情结产生了阉割情结。后来虽然针对父亲的攻击性在发展，但同时孩子也在使父亲的权威内在化。于是，孩子心目中形成的超我（the SSpemp）开始资备自己的乱伦倾向。随着对乱伦倾向的压抑，恋母情结也被清除掉了。儿子摆脱了对父亲的恐惧，在道德规范的指导吓，把父亲安插在他自己的心灵中。以前的恋母情结表现得越明显，受到的压制越强烈，现在的超我也就越有力，两者是成比例的。
最初弗洛伊德以完全对应的方式去描述小女孩的经历，后来又把这个过程的女性形式称为恋父情结。但是显然，弗洛伊德在解释时所根据的不是它本身，而是他的男性模式。不过他也承认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差别：小女孩最初有一种对母亲的固恋，而在性的意义上小男孩却根本不被父亲所吸引。女孩子的这种固恋表明，口唇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后来小女孩认为自己同父亲是一致的。但是到了5岁，她发现男女之间在人体结构上有差别。她对自己没有阴茎作出了反应，产生了阉割情结——她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不健全的，并为此感到痛苦。于是，她不得不放弃她的男性化要求，转而认为自己是与母亲的身份一致的，并设法引诱父亲。阉割情结和恋父情结就这样相互推波助澜。她的受挫感越来越强烈，因为一方面地在爱着自己的父亲，另一方面她又徒劳地想和他一样。反过来，她的遗憾又加深了她的爱，因为通过激发父亲的感情，她可以弥补她的劣等性。小女孩对母亲心怀一种竞争感和敌意。后来超我也在她那里形成，乱伦倾向受到压抑。但是她的超我不太有力，因为对恋父情绪的规定不如对恋母情结的规定那么严格；这是由于这种固恋开始是针对母亲的，后来父亲才成为他本人所谴责的那种爱的对象，所以和与儿子竞争时相比，他的禁止比较软弱。人们可以看到，和女孩子的生殖器发育一样，整个性的戏剧在女孩子那里，要比在她的兄弟那里复杂得多。因而她可能对阁割情结作出反应，拒绝接受她的女性气质，仍顽固地想有一个明茎，并认为自己与父亲是一致的。这种态度将会让她一直停留在阴蒂快感阶段，并使她性冷淡或转向同性恋。
人们之所以可能对这种观点提出两点异议，是因为实际上弗洛伊德所依据的是男性模式。他假定，女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身体不健全的人。但是这种身体不健全的想法意味着比较和评价。目前许多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少女对没有阴茎可能会感到遗憾，不过她并不认为阴茎是从她身上给割掉了Z而且连这种遗憾也不是普遍存在的。它可能来自对人体结构的简单比较；实际上，许多小女孩很晚才发现男性的身体结构，而且即便发现了，也不过是看看而已。小男孩从阴望获得了活生生的体验，这种体验使阴茎成为他自豪的对象。但是这种自豪对他的姐妹未必意味着相应的耻辱，因为她们仅仅了解这个男性器官的表面，而这块肉瘤，这个又软又小的肉条，本身也许只会引起她们的冷漠甚至厌恶。小女孩的渴望即使存在，也是过早评价男性气质的结果。弗洛伊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实际上它是有待解释的。另一方面，恋父情结这个概念十分含糊，因为对女性里比多的基本描述非没有证实它。就是男人的明确表现在生殖器上的恋母情结，也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人们也不可能认为父亲是引起年轻女儿生殖器兴奋的原因。女性性冲动的主要一个问题是阴蒂快感的局部性。只是到了青春期，她的性感区才随着阴道感觉的增强，在身体各个部位开始发展。所以，说10岁的女孩子对父亲的亲吻和抚摸有一种引起阴蒂快感的“内在倾向”，这多半是在胡说八道。如果认为恋父情结仅有极易扩散的特征，那么就会提出整个感情问题，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帮助我们把感情同性欲加以区别。把父亲神化的决不是女性里比多（母亲也没有被她在儿子身上所引起的欲望所神化人相反，（女儿的）女性欲望是指向主权者这个事实，赋予它一科特殊的性质。女性里比多没有决定它的客体本性，宁可说它是在受这一本性的影响。父亲拥有主权是一个有关社会起源的事实，弗洛伊德对此没有给予解释。他实际上认为，要说明在历史上某个时刻是什么权威决定了父亲应当具有高于母亲的地位，这是不可能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种决定是进步的，但其原因尚不为人所知。正如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所指出的：“这不可能始终是父权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恰恰是进步赋予父亲的。”
阿德勒对弗洛伊德的观点持有异议，因为他看到了只靠性欲去解释人的生活的理论体系的不足之处。他认为，性欲应当和全部人格并为一体。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所有行为仿佛都是欲望的产物，就是说，是寻求快感的产物。但阿德勒却认为，人似乎在瞄准某些目标；他用动机、目的和设计来代替性冲动，赋予努力以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性在他心目中常常只有象征性的价值。按照他的理论体系，人的戏剧可以归结为三个基本要素：每一个人都有权力意志，不过它又和自卑情结相伴；由此引起的冲突，使个人在逃避现实（他担心自己也许不能对付的现实）的过程中诡计多端。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从他所忧患的社会中撤了出来，因而患了社会态度失调的神经病。女人的自卑情结，呈现出一种对她的女性气质感到惭愧并加以抵制的形式。引起这种情结的并不是不具备阴茎，宁可说是女人的全部处境。即使小女孩对阴茎感到嫉妒，那也仅仅是把它看成男孩子拥有特权的象征。父亲的家庭地位，男性的普遍优势，她自己所受的教育——每一件事都让她更加坚信男性是优越的。后来，她在性交时感到了一种新的屈辱，因为性交时女人的位置是在男人的下方。她以“男性化抗议”的方式作出反应：她或努力让自己男性化，或用女性的武器向男性开战。做母亲以后，她也许可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找到和阴茎对等的东西。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她开始全盘接受她的女人角色，承认自己是劣等的。她的内心斗争远比男性严重。
我在这里并不想对导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分手的理论分歧详加评述，也不想详细讨论调和这些分歧的可能性。但是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根据性冲动，还是根据动机，其解释都不是充分的，因为每一种冲动都产生动机，而每一种动机又都只能根据冲动来认识。因此，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阿德勒主义综合起来也许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阿德勒在引入目标和终极性这些概念时，仍认为心理的因果关系是其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在涉及动力与机制两者的关系时，他还是一个和弗洛伊德意见一致的重要人物：物理学家在谈及冲突或引力时，总是承认决定论。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在坚持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这就是，人的历史应当用诸种决定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而且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把同一种命运分派给女人。她的戏剧被概括为她的“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的冲突。第一种倾向通过阴蒂组织表现出来，第二种倾向则表现为阴道性冲动。作为一个孩子，她认为自己同父亲是一致的，后来她产生了和男性有关的自卑感，从而面临两难境地：要么坚持她的独立性，因而变得男性化（由于潜在的自卑情结，这会导致有患神经病危险的紧张状态），要么通过顺从性爱实现幸福，这种解决方式是由她对握有主权的父亲的爱所促成的。他才是她要寻找的情人或丈夫，于是她的性爱同想受支配的欲望混在了一起。她将通过做母亲得到回报，因为母性将给她提供新的独立性。看来，这出戏剧具有它自己的能量和动力。它通过各种扭曲的事件，坚定地沿着自己的航向前进，那时每个女人都被冲得身不由己。
精神分析学家们在经验中毫不费力地证实了他们的理论。如我们所知，只要把十分微妙的复杂情况加在托勒密体系上，用这一体系去解释行星的位置，长期以来这是可以做到的。而只要把颠倒过来的恋母情结加在恋母情绪上，只要揭示出各种焦虑中的欲望，就会把和弗洛伊德体系的正确性相矛盾的事实，顺利地和这一体系并为一体。要去解释只同背景相左的形式是可能的，而理解这一形式的方法会确切而详细地揭示出这一形式后面的背景。所以，谁要是决心描述弗洛伊德观点中的特例，谁就会遇到这特例背后的弗洛伊德图式。但是，如果一种学说需要增加较次要的解释，而在增加时又是含糊其辞和为所欲为的，如果通过观察发现违背和符合规律的事例同样多，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放弃这种陈旧而又僵化的框架。诚然，今天每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在忙着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让他的概念不那么僵化，试图采取折衷的态度。例如，一位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就这样写道：“无论哪里存在情结，都肯定有一些成分存在……情结存在于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的联系中，而不是存在于其中一种成分对另一种成分的表现中。”但是，诸种成分的单纯联系这个概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心理生活不是一种拼凑，它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单纯的整体，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其统一性。我们只有用各不相同的事实去恢复生存的本来目的，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去追溯这种根源，人类就会仿佛是一个由没有意义的并且只起附属作用的强制和禁令组成的战场。
精神分析学家们一直都不接受“选择”这个观念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所以他们的理论体系有其固有的弱点。弗洛伊德把强制与禁令从生存者的自由选择中分离出来时，没有向我们说明它们的起源——他认为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他努力用权威观念去取代价值观念，但他在《摩西与一神论》中承认，他无法解释这种权威。例如，乱伦是由于为父亲所禁而被禁止——但父亲为什么要去禁止它呢？这是一个谜。超我使来自独断专制的命令和禁令内在化了，并摄取了它们，所以它有一种本能的动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由于认为道德与性欲无关，两种现实就是毫无关系的。人类的统一性似乎在瓦解，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无路可通。为了让它们重新获得统一，弗洛伊德不得不虚构离奇的故事，如在《图腾与禁忌》中就是如此。阿德勒清楚地看到，只有根据社会的处境，阀割情结才可以得到解释。他尽力解决价值问题，但他没有到具有社会所公认的价值的个体那里去寻本求源，也没有认识到性欲本身包含着价值，因而他对性欲的重要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性在人类生活中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渗透于整个生命。我们从生理学已经得知，睾丸和卵巢的生存活动同整个身体的生存活动是一体的。生存者有一个有性欲的、可性交的身体，因而在他同其他也有一个可性支身体的生存者的关系中，始终涉及到性。但如果身体和性是生存的具体表现，那就会涉及到它们的含义能否被发现的问题。由于不具备这种观点，精神分析学家们才将有待解释的事实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他们告诉我们说，小女孩对露着屁股蹲着撒尿感到害羞——但这种羞耻感是怎么来的呢？同样，在问到男性是否对他的阴茎感到自豪，或他的自豪是否表现在他的阴茎上这类问题以前，有必要知道什么是自豪，以及主体的欲望怎么会体现在一个客体上。没有必要把性当做最基本的论据，因为生存者有更根本的“生存追求”，而性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就像巴切拉德在论述地球、空气和水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也论证了这一真理。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关于人的最重要的真理在于他同自己身体的关系，以及在群体中同伙伴们身体的关系。但是，在其试图发现的周围自然界的本体当中，在劳动娱乐及对各种“能动的想像力”体验时，人有一种基本的利益。人渴望与整个世界具体地取得一致，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认识它。新作上地，挖掘洞穴，同拥抱、性交一样，也是根本的活动，所以在这里只看到性的象征性的精神分析学家们，他们实际上在欺骗自己。洞穴、沼泽。裂缝、坚硬、完整，这都是些基本现实；它们引起人的兴趣并不受里比多的支配，宁可说里比多是由于它们得到人的认识而增色。完整性之所以使人入迷，并不是因为它象征着女性的处女性，相反却是由于人对完整性的崇拜才使处女性显得珍贵。劳动、战争、娱乐和艺术是人参与世界的标志，它们不可能被归结为任何其他的东西。它们所揭示出来的性质，同性所揭示的性质相抵触。个人在行使他的选择权时，所依据的既是它们又是这些性体验。但是，只有用本体论的观点去认识总体存在，我们才有可能恢复这种选择的统一。
的确，在决定论和“集体潜意识”的名义下，精神分析学家所坚决拒绝的，正是这种“选择”概念。这种潜意识应当向人类提供预制的意象及一般的象征主义。因而它要解释所观察到的梦与梦的、无目的行为与无目的行为的、神志不清时的幻觉之间的、比喻与比喻的，以及人的命运之间的相似之处。要谈及自由，就不应当去解释这些令人不安的一致之处。但是，自由观念并非同某些永恒的生存不相容。如果说精神分析的方法尽管在理论上是谬误的，却往往是有价值的，那是因为每一种个别情况都有某些不可否定的普遍性因素：处境与行为模式往往重复出现，而决定的契机则从普遍性与重复性的乌云中闪现。弗洛伊德说，“人体结构即命运”。这个警句在梅洛一庞蒂那里引起共鸣，他说，“身体即普遍性”。生存到处都是一样，它越过了个体生存者之间的鸿沟，在相似的机体中表现自身，所以在本体论因素同性因素的关联中会发现永恒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技术、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将向社会所有成员展示出一个相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将存在着一种性与社会模式的永恒关系；处在相似条件下的相似个体，将会看到在特定环境中相似的重要特点。这种相似性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普遍性，但它部解释了这个事实：在个体的典型经历中，可以把一般类型识别出来。
在我看来，象征不是神秘的潜意识所炮制出来的比喻，宁可说它是一种通过模拟有意义的客体所获得的有某种含义的知觉。对大多数个体来说，象征的含义，其表现方式是相同的，因为相同的生存处境将所有的生存者联系起来，所有的生存者必然回资完全相同的人为处境。象征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和语言一样，它是被既是伙伴关系又是分离的人的现实精心制造出来的。正如精神分析学家不得不承认的，个人的发明虽然违背了学说，但却仍有它自己的位置。例如，我们的观点使我们有可能去认识广泛赋予阴茎的那种价值。如果我们不从主体的异化倾向这个生存事实出发，要阐明它是不可能的。主体的自由在他那里所引起的焦虑，使他通过事物探求自我，这是对自我的逃避。这是一种基本的倾向，婴儿尚在断乳离开整体时，就马上会通过镜子，通过父母的凝视，开始把握他的异化生存。原始人通过超自然力，通过图腾受到异化。文明人则在他们个人的精神中，在他们的自我、他们的名声、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工作中受到异化。这里可以发现一种原始的诱惑，它会让人们变得不真实，无法真正成为他们自己。对小男孩来说，阴茎很奇特，它适于扮演这种“双重”角色——对他，它既是一个外来的客体又是他本人；它是一个玩物，一个布娃娃，然而又是他自己的肉体，亲戚和保姆就像对待一个小人似的对待它。于是，要看到它在小男孩身上怎样变成了“一个比他本人更机灵、更有智慧、更聪明的第二自我，是很容易的。阴茎之所以被主体既看成他自己，又看成是同他自己有区别的，是因为阴茎的排尿功能及后来的勃起功能是介于随意和非随意之间的中间过程；同时也是因为它是反复无常的，仿佛是主观快感的外部根源。个体对物种的超越具体表现在阴茎那里，并且它也是自豪的根本原因。由于男性生殖器受到如此注意，男人才能把从它那里溢出来的生命同他的主观个体性结合为一体。不难发现，阴茎的长度，排尿的力度，勃起与射精的强度，是他衡量他自己价值的尺度。
所以，体现在男性生殖器中的超越是一个恒量。由于孩子产生的被超越感（就是说，他自己的超越被父亲所阻挠）也是一个恒量，于是我们不断遇到弗洛伊德所谓的“阉割情结”概念。小女孩没有第二自我，没有被异化在一个物体中，所以她不可能挽回她的完整性。这使得她把全部自我变成一个客体，把自己树为他者。无论她是否知道她同男孩子是可以比较的，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即使她不知道，缺少阴茎也会妨碍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性欲的人。由此会引出许多后果。但尽管如此，我提到过的那些恒量仍不会形成一成不变的命运——男性生殖器之所以呈现出它的价值，是因为它象征着其他方面的支配权。如果女人想成功地把自己树为主体，她就要造出男性生殖器的对等物。实际上，由于体现了将来想有个孩子的愿望，布娃娃可以成为一种比阴茎更为珍贵的财富。在母系社会，女人拥有使群体受到异化的假面具；在这样一些社会，阴茎失去了它的许多荣耀。实际上，人的真正特权只是由于全部处境，才以人体结构上的特权为依据。精神分析学只有在历史环境中才可以确立它的真理性。
我们可以用女人自己的女性意识去解释女人，但这并不比说她是一个雌性更令人满意。因为她是在取决于社会（她是其中的一员）的环境中，取得这种意识的。精神分析学的语言使潜意识和全部心理生活内在化了，所以它暗示，个人戏剧是在他的内部展开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结、倾向等这类术语就具有这样的含义。但是，生命是和世界相联系的，个人通过周围的世界来进行自己的选择，并以此来确定他自己。因此，为了找到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转向世界。精神分析学尤其没有说明女人为什么是他者。因为弗洛伊德本人认为阴茎的威望可以由父亲的主权来解释；可是，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又承认他对男性霸权的起源一无所知。
因此，虽然我们拒绝接受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但并不en bier［全盘〕否定这门学科的贡献，或否认它的某些见解很有见地。首先，我们并不局限于认为性欲是既定的。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由于没有对女性里比多进行有效的阐述而得到证明。正如找已经说过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对它从未进行过直接的研究，仅仅把男性里比多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他们似乎忽略了男性吸引女性时所产生的基本矛盾心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追随者，都把女性遇到男性时的焦虑，解释成一种倒置的受挫欲望。斯特克尔则比较清楚地看到，这里涉及到某种固有的反应，但他对此的解释也是肤浅的。他说，女人对破坏处女性、插入、怀孕及疼痛都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会压抑她的欲望——但这种解释也未免过于理性化了。我们不应当认为她的欲望是伪装在焦虑里面的，或因恐惧而丧失，而应当认为冲动同恐惧的混合即女性欲望，是一个根本的事实：吸引和排斥的不可分割的合成是它的特征。我们也许会注意到，许多雌性动物即使在要求性交时也回避性交，我们倒是很可以责怪它们的撒娇和虚伪。但是，对原始行为模式同复杂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加以维护，并以此来阐明原始行为模式，这是荒谬的。原始行为模式实际上源于女人所谓的撒娇和虚伪的态度。由于根据男性将里比多定义为一种动力，一种能量，“被动里比多”这个概念就令人大惑不解。但是，人们最好不要持这种见解，即一种光线可能是黄色的又是蓝色的——它所需要的是对绿色的直觉。如果我们不是用“能量”这类含糊术语定义里比多，而是把性欲的含义同人的获取、捕捉、饮食、制作、服从等其他行为的含义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会更加完整地把握现实，因为这是认识客观的多种方式之一。我们还应当研究性冲动对象的特质，因为它不仅是作为性行为的观察对象，而且也是作为一般行为的观察对象出现的。这种研究将超出精神分析学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假定性冲动是最基本的。
此外，我还要从另一个方面去提出女性命运这个问题：我要把女人放在价值领域，赋予她的行为以一种自由度。我认为，她有能力在她坚持超越和被异化为客体之间做出选择；她不是相互矛盾的动力的玩物；她会根据道德尺度想出各种排列的办法。精神分析学以权威代替价值，以动力代替选择，为道德提供了一种人造物，一种替代物，这就是关于正常的概念。“正常”这个概念对治疗学无疑十分有用，但它被精神分析学一般化，扩展到令人不安的地步。这种描述图式被当做法则提了出来。毫无疑问，机械论的心理学不可能接受道德创造力的观点。严格说来，它所能够说明的是更少，而决不是更多；严格说来，它可以容许牵制，而决不是创造。如果主体没有全面证明是发育正常的，人们就会说他的发育已受到抑制，而这种抑制又会被说成是一种不足，一种否定，而决不会是一种肯定的结果。除了别的，这还使对伟人所进行的精神分析十分令人震惊：我们被告知说，这样那样的移情，这样那样的升华，在他们身上还未曾发生过；可是这些分析没有想到，也许他们不愿意经历这个过程，也许他们有自己的充分理由；这些分析也不会认为，把他们的行为看成可能是受随意目的的促动，也许这个想法更令人满意。他们在解释个体时，总是根据这个个体同过去的联系，而不是根据其设计目标时所指向的未来。所以，精神分析学家们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幅不真实的图景，而且，几乎没有为它提供任何有别于正常的标准。在这方面，他们对女性命运的陈述是非常简单扼要的。在精神分析学家所理解的意义上，“认为自己”同母亲或父亲“是一致的”，就是在根据某种原型异化自己；就是更喜欢一个外来形象，而不是更喜欢对自己生存的自发表现；就是假装存在（hems）。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女人，受到两种异化方式的诱惑。显然，装成男人是她受挫的根源；但装成女人也是个骗局：做女人意味着要成为客体和他者——不过，在她的顺从当中他者仍然是主体。
对女人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既要拒绝这样逃避现实，又要在超越中寻求自找实现。于是，要做的事情是，通过所谓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态度，看看在她面前会展现出怎样的前景。如果一个孩子走上了父亲或母亲所指明的道路，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随意接受了他们的设计；他的行为也可能是他根据目的和目标进行选择的结果。连阿德勒也认为，权力意志只是一种荒唐的能量。他把每一种涉及超越的设计统统称为“男性化抗议”。在阿德勒看来，小女孩爬树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她和男人是平等的。他没有想到她喜欢爬树。对母亲来说，她的孩子和“阴茎对等物”完全不同。绘画、写作、参政，这些不仅仅是“升华”；这里有基于它们自身的理由要达到的目标。否认这一点就是否定了人类的全部历史。
读者会注意到，这种解释与精神分析学的解释有些相似。实际情况是，从男性的观点（它被男女精神分析学家们所采纳）来看，涉及异化的行为是女性化的，而主体坚持超越的行为是男性化的。妇女史学家唐纳逊（DOnaldso）说，“男人是个雄性的人，女人是个雌性的人”。这些定义被不对称地歪曲了；而在精神分析学家们当中，尤其把男人定义为人，把女人定义为雌性——每当她的举止像一个人时，她就被说成是在模仿男人。精神分析学家们把女孩和少女，说成是她们十分想认同于父母，她们在“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之间受折磨。我却认为，她们在所给予她们的客体即他者角色和坚持自由之间犹豫不决。所以，我们将会同意某些事实，尤其是在我们准备研究展现在妇女面前的非真实的逃避道路的时候。但我们赋予这些事实的含义，同弗洛伊德或阿德勒所赋予的完全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把女人定义为人，是为了在价值世界，在人们必须了解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世界，探索价值。我们将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女人，给她们的全部处境以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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