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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岁的小女儿米妮，整天咭咭呱呱不停嘴。她出生后只花一年时间，就学会了讲话。这以后，只要没有睡着，她简直就没有一分钟安静过。她母亲怎么骂她，也不能使她少说几句。可我却不这样。假如米妮沉默不语，我就觉得很不自在，时间一长我就难以忍受。因此，米妮与我聊天，总是津津有味，神采飞扬。
一天上午，我正忙着写一部小说的第十七章。米妮来了，说：“爸爸，看门人罗摩多亚尔把‘乌鸦’叫‘老鸦’。他什么都不懂，是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解释——世界上的语言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时候，她已扯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爸爸，你说说，博拉讲天上有只大象，它鼻子一喷水，天就下雨了！你看，她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她就会唠叨，白天黑夜地唠叨！”
她不等我思索片刻发表意见，又突然问道：“爸爸，妈妈是你的什么人？”
我默想——她是我亲爱的……但对米妮却搪塞道：“米妮，去跟博拉玩吧！我正忙着呢！”
米妮没有走，就在桌边我的脚旁坐下来了。手不停地敲着膝盖，小嘴像说绕口令似地念念有词，自个儿玩了起来。在我小说的第十七章里，主人公罗塔普·辛格，在漆黑的夜晚，正抱着女主人公卡乔玛拉，从监狱很高的窗户纵身跳到下面的河水里！
我的房间面向街道。忽然，米妮不玩了，跑到窗前叫了起来：“喀布尔人，啊，喀布尔人！”
街上一个高个儿喀布尔人，拖着疲惫的脚步经过这里。他穿着污秽宽大的衣服，头缠高高的头巾，肩上扛着一个大口袋，手里拿着几盒葡萄干。我的宝贝女儿看到他后，很难说有什么想法，但她开始大声地叫唤他。我想，这扛大口袋的又是一个灾难，我小说的第十七章再也写不完了！
听到米妮的叫唤，喀布尔人微笑地转过身，朝我们家走来。米妮看到这情景，急忙跑到里屋，躲藏得无影无踪。她可能有一个稀里糊涂的想法——那大口袋里藏着几个和她一样活蹦乱跳的小孩。
喀布尔人走到我跟前，面带笑容地和我打招呼。我心想，尽管小说主人公普罗塔普·辛格和卡乔玛拉的情况，是那样的紧急，但是，既然把小贩叫到家里来了，不买点什么总是说不过去的！
买了点东西，就开始聊了起来。我们从阿卜杜勒·拉赫曼①、俄罗斯人、英国人一直扯到保卫边界的政策。他动身要走的时候，问道：“先生，你那小姑娘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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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卜杜勒·拉赫曼是19世纪末叶阿富汗的国王。
我设法打消米妮毫无根据的恐惧，把她从里屋领了出来。米妮靠着我，以疑惑的眼光，看着喀布尔人和他的大口袋。小贩从袋子里掏出一些葡萄杏子等干果，递给米妮。但她什么也没要。反而倍加疑心，更加紧紧地挨着我。他们首次会面就是这样的！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我刚要出门，忽然看到我女儿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正和坐在她脚边的喀布尔人滔滔不绝地说话。那小贩满脸堆笑地听着，间或也用蹩脚的孟加拉语发表点自己的想法。除了爸爸之外，在米妮五年的生活经历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耐心的听众。我还看到，她那小纱丽的衣角上堆满了杏子和葡萄干。我对喀布尔人说：“你给她这许多东西干什么？请不要再给了。”
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半卢比的硬币，交给了小贩。
他心不在焉地接过钱来，丢进了口袋。
回家后，我发现，那枚硬币引起了比它价值多一倍的麻烦！
米妮的妈妈拿着银白锃亮、圆溜溜的硬币，以责备的口气，不断追问米妮：“这硬币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喀布尔人给我的！”米妮回答说。
“你怎么能要喀布尔人的钱呢？”
“我没有要，是他自己主动给我的。”米妮差一点要哭出来了。
正好我回来了，才把米妮从面临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后来才知道，米妮和喀布尔人已不是第二次见面了。小贩每次来，总是用杏子等干果来贿赂米妮那小小的贪婪的心。
他取得了米妮的信任。
我看到，这两个朋友常常做一些有趣的游戏。或者讲些开心的笑话。比如有一次，我女儿一见到罗赫莫特，就笑嘻嘻地问道：“喀布尔人，啊！喀布尔人！你大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呀？”
罗赫莫特鼻音很重地笑着回答说：“里面装了一只大象。”
即使小贩口袋里有一只象，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好笑的。可是，别小看这类并不算聪明的俏皮话，却使他们俩感到非常开心和惬意。秋天的早晨，当听到这两个孩子——一个成年的和另一个未成年的——天真无邪的笑声时，我也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们之间还有一类话题。罗赫莫特问米妮：“小人儿，你什么时候到你公公家里去？”
孟加拉家庭的姑娘，一般早就知道公公家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有点新派作风，还没有跟孩子讲过“公公家”这类事情。因此，米妮对罗赫莫特的问题，有些莫名其妙。不过，米妮的性格是不允许她默不作答的。于是，她机灵地反问道：
“你去公公家里吗？”
罗赫莫特对着想象中的“公公”挥起了粗壮的拳头说：
“我要揍公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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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公”和“公公家”，除了其直接含义外，在下层人家有时暗指警察和监狱，因监狱里不用花钱，也有饭吃。
米妮想到，她并不知晓的公公将要挨揍，处于尴尬境地时，不禁放声大笑起来了。
正值秋高气爽。在古代，这是帝王东征西讨的大好时光。我从来不离开加尔各答，哪儿也不去。但我的心灵，却周游世界各地。我是我那房屋一角的永久居民。可是，我的心对外部世界总还是兴致勃勃的。听到一个外国名词，我们的心就飞到了那个国度。仿佛见到了那里的人民，见到了那里的江河山岳。那里丛林中的茅舍景象从我心底油然而生，想象到他们欢乐自由的生活。
我习惯于植物似的固定生活。一提到要离开我那屋角外出旅行，简直不亚于晴天霹雳。每当上午，我坐在书房桌前，与喀布尔人聊天的时候，我的心就在漫游。喀布尔人操着不纯正的孟加拉语，高声地给我讲述自己的故乡。我的眼前呈现出一幅异国的画面：高耸入云难以攀登的崇山峻岭，夕阳给它们染上了一层红色；驮着货物的骆驼，在狭窄的山间小径上缓缓而行；裹着头巾的商人和旅行者，有的骑在骆驼上，有的步行，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拿着老式猎枪……
米妮的母亲生性极为胆怯。一听到街上的吵闹声，她就以为世上所有的醉汉都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要拥到我们家里来。她认为，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小偷、强盗、醉汉、毒蛇、猛虎、虐疾、毛虫、蟑螂和英国士兵。虽然年岁不小了，处世已经这么多年（当然，也不算太多），但她那恐惧心理仍未完全消失。
她对罗赫莫特这个喀布尔人，也总是疑神疑鬼。她常常提醒我，要注意他的行动。我总是想消除她的疑惑，一笑了之。可是，她会接二连三地向我提出问题：“难道就从来没有小孩被拐走过？难道喀布尔那里没有奴隶买卖？对于一个喀布尔壮汉来说，要拐走一个小孩难道完全是荒诞无稽的吗？”
我承认，这种事虽说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平心而论，我却不太相信。不管我怎么解释，我妻子就是不听，始终为小女儿担忧。尽管如此，我也不能毫无理由地把罗赫莫特拒之门外呀！
每年一月中旬，喀布尔人总要回国一趟。回国前夕，他就忙着挨家挨户收欠款。不管多忙，他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看米妮。见此情景，自然会认为他们俩人之间，似乎存在什么密约。如果他上午没有来，傍晚一定会来的。黄昏时，在屋里墙角处突然发现这个高大的、穿着宽敞衣服、扛着大口袋的小贩，连我也不免要惴惴不安。然而，当看到米妮笑着跑进来，叫着“喀布尔人，啊，喀布尔人”，以及见到这两位忘年之交沉浸在往日天真的欢笑之中时，就感到担心是多余的了。
一天早晨，我坐在小房间里看校样。过一两天喀布尔人就要回国了。天气很凉，使人有些颤栗。阳光透过窗户照到我伸在桌下的脚上，使人感到温暖和舒适。8点钟左右，早出做生意的小贩都蒙着头，缩着脖子回家了。就在这时候，忽然街上传来了一阵喧哗声。
我朝外一看，见罗赫莫特被两个警察绑着走过来。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喀布尔人的衣服上血迹斑斑。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把带血的刀。我走出家门，叫住警察，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众说纷纭之中，我从警察和罗赫莫特那里得知：原来是我们一位街坊邻居欠了喀布尔人一条拉姆普尔出产的围巾钱，但他不认帐，引起一场争吵，对骂起来。罗赫莫特刺了他一刀。
喀布尔人正在盛怒之下，痛骂那个赖帐的邻居。米妮从屋里走出来叫着：“喀布尔人，啊，喀布尔人！”
罗赫莫特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今天，他肩上没有大口袋，自然米妮不能与他谈论早就习已为常的，口袋里装象之类的话题。于是米妮问道：“你去公公家里？”
喀布尔人笑了笑，说：“是的，我正要到那里去！”
看到自己的回答没有使孩子发笑，他便举起了被铐着的双手，说：“要不然，我会揍公公的。可手被铐住了，有什么办法呢！”
由于造成致命伤害，罗赫莫特被判处几年徒刑。
他被人忘却了！我们仍在原来的房间里坐着，做着原来的事情。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我们却想不起那个曾是自由的，而现在在监狱里度日如年的喀布尔山民了。
活泼的米妮，交了一些新朋友，完全忘记了那位老朋友。我作为她的父亲，也不得不承认，她这种交新忘旧的行为是十分令人羞愧的。后来，她日渐长大，再也不跟男孩子玩耍，只与女朋友在一起。甚至在我的书房里，也很难见到她。我和她也疏远了。
转眼几年过去了，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秋天。我家米妮已定好了婚期。婚礼将在杜尔伽大祭节举行。当杜尔伽回到凯拉斯圣山去的时候，我家的宝贝也要到她丈夫家里去了，这将使父亲感到天昏地暗。
早晨，朝霞满天。雨后的秋日，清新的阳光宛如纯金一样地斑驳灿烂。连加尔各答小巷里鳞次栉比的破旧砖房，也被这霞光抹上了一层奇妙的色彩。
今天，天刚破晓，我们家就吹奏起欢庆的唢呐。这声音，仿佛是从我的胸膛里、我的骨髓里，迸发出来的呜咽哭泣。悲伤的曲调把我的离愁别恨和秋日的明媚阳光揉搓在一起，传送到远方。今天，我的米妮要出嫁了。
从清晨起，我们家就熙熙攘攘，忙忙碌碌。院子里搭起了席棚。房间和走廊里的吊灯叮当作响，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我坐在书房里查看帐目，罗赫莫特走进来向我问好。
起初，我没有认出他来。他没有带大口袋，没有留长发，他的身体也失去了从前的虎虎生气。最后，看到他在微笑，我才认出他来。我说：“罗赫莫特，什么时候来的？有什么事？”
“昨天晚上，”他说，“我出狱了。”
这话听起来很刺耳。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见过伤害自己同胞的凶手。看到他，我的心都紧缩了。我希望，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他赶快离开这儿，就万事如意了。我便对他说：“今天我们家里有事，我也很忙，你走吧！”
他一听这话，立即起身就走。走到门口，他迟疑不决地说：“我可不可以再与小人儿见一面？”
他相信米妮可能还是从前那个样子。他想米妮大概又会像从前那样叫着“喀布尔人，啊，喀布尔人”跑进来；他们之间仍然会像往日那样，天真烂漫地谈笑风生。不是吗！他为了纪念过去的友谊，还专门带了一串葡萄和一小纸包干果呢！这些东西显然是从同乡那里要来的——他自己的大口袋早就没有了啊！
“今天家里有事，”我说，“你什么人也见不着。”
他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呆站了一会。他以冷漠的眼光又看了我一下，说了声“先生再见”，就朝门外走去。
我觉得有些抱歉，正想叫他回来。这时，只见他自己转过身来，走到我跟前说：“这葡萄和一点干果是专给小人儿带来的，请你交给她吧！”
我接了下来，正要给钱时，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您是很仁慈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请别给我钱！先生，在家乡，我也有一个像你女儿一样的闺女。我一想起她，就带点果子给你的女儿。到你们家来，我不是为了做买卖赚钱的。”
说到这里，他把手伸到宽大的衣服里，从胸脯什么地方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小心翼翼地把纸打开，在我书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
我看到，纸上有一个小小的手印。它不是一张照片，也不是一张图像。小手上的脏迹还清晰可辨地印在纸上。罗赫莫特每年来加尔各答街上做买卖，总是把回忆女儿的印迹装在心窝里。这样，他仿佛感到有一双温柔的小手，在抚摩着他那被离愁折磨着的心。
凝视着手印，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忘了他是喀布尔小贩，而我是孟加拉贵族。我只是想：他也和我一样——我是父亲，他也是父亲！他那山区家乡的小帕尔博蒂的手印，使我想起了米妮。我立刻派人把她从里屋叫来。里屋很多人都反对这样做，但我不听他们的。米妮出来了。她穿着鲜艳的红绸衣服，额头上点着檀香痣，打扮成新娘子的米妮，含羞腼腆地站在我面前。
喀布尔人见到米妮很惊讶。他们再也不能进行往日那种愉快的交谈了。他终于笑着说：“小人儿，你就要到公公家里去了？”
米妮现在已懂得了“公公家”的含义。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回答了。听到罗赫莫特的问话，羞得满脸通红。她转过身去站在那里。我想起了米妮和喀布尔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的心有些隐隐作痛。
米妮走了。罗赫莫特深深地叹了口气，就在地上坐了下来。他突然感到，他的女儿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该长得这么大了。需要和她进行新的交谈，新的结识。她也不会是往日的模样了！已经8年了！这期间，谁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没有？在秋日和煦的阳光里，唢呐吹奏起来了。罗赫莫特坐在加尔各答的一条巷子里，冥想着阿富汗的光秃秃的群山。
我拿出一张支票递给他，说：“罗赫莫特，你回家去吧！回到自己女儿身边去！愿你们父女重逢的欢乐，给我米妮带来幸福！”
由于送了这份礼物，婚礼的场面不得不有所缩减。不能像原来设想的那样点电灯，请乐队。家里的女眷们都很不满。
但是，我却感到，幸福的光芒使这喜庆的节日格外生辉！
（1892年11月）
黄志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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