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笃姆的诗意小说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代序
德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施笃姆（Theodor Storm，一八一七—一八八八），按文学史的传统观点在前不如克莱斯特、凯勒“杰出”，在后不如冯塔纳、托马斯·曼“伟大”，可是施笃姆实际受欢迎的程度，却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人。这种情况在中国特别明显：施笃姆无疑是自“五四”以来最受喜爱、最富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而克莱斯特等的作品在长时间内却鲜为人知。尽管如此，我们对施笃姆这样一位作家也只是翻译得多，谈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施笃姆究竟是怎样一位作家？他的创作有哪些特点？他的作品何以在我国特别为人喜爱？本文意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德国的诗意现实主义与施笃姆的诗意小说
一八四0年至一八九0年，是德语文学史上的所谓诗意现实主义（PoetischerRealismus）时期。这个时期的许多德语作家，包括施笃姆在内，在前既不同于着意描写人生的“夜的方面”的浪漫派，也不同于以“倾向文学”为标榜的青年德意志派，在后同样有别于对社会生活进行琐碎而机械的摹写的自然主义者。他们面向人生和现实，但由于受着德国社会发展迟缓和资产阶级政治上软弱乏力的局限，他们大多数只能客观反映自己所接触到的那一部分现实，有意无意地回避重大的社会政治题材，力图从平凡的事物中寻找发掘出所谓诗意，而缺少远大的眼光和抱负。按照当时一些理论家的主张，即使在极其贫乏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一个个富于诗意的因素或瞬息（einzelne Momente vonpoetischem Interesse）。作家就应将注意力限制和集中于这些因素和瞬息上，从而再现平庸的社会现象中的某个诗意的方面（eine poetische Seite）。
诗意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这些主张，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多数回避了时代和社会的重大斗争，接触生活的面相对地狭窄，但在局部上却不都缺乏反映现实的深度，而且在写作艺术方面刻意求工，因此富有巨大的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大多擅长于写抒情诗和中短篇小说（Novelle），而以后者的成就更为突出。在德语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此时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峰。作为当时兴起于整个欧洲的现实主义潮流中的一个小支脉，德国诗意现实主义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特长和成就，产生了像凯勒、施笃姆、冯塔纳等一些有世界影响的作家。
施笃姆作为诗意现实主义的一位杰出代表，这一流派的优点、特长以及弱点，都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创作里。他以写抒情诗开始其创作，一八五三年出版了《诗集》。他的诗歌大多描写宁静和谐的家庭生活，歌颂故乡美好的大自然，格调清新、优美丽富于民歌风格。他在创作中深受歌德、海涅、艾辛多夫和莫里克的影响，自认为是继承了德语诗歌优良传统的“最后一位抒情诗人”。在他逝世十年后，冯塔纳也曾说过：“作为抒情诗人，他至少也属于歌德之后产生的三四个佼佼者之列。”可是，尽管如此，施笃姆一生的主要建树，仍在中、短篇小说方面。从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八八年的四十余年间，他创作的小说共五十八篇，论数量不算很大，但其中却不乏名篇佳作。今天，施笃姆之依旧享有世界声誉，主要也归功于他的《茵梦湖》和《白马骑者》等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
写到此，我们自然会提出问题：施笃姆的小说具体地讲有哪些特点？它们之成为佳作，长期以来受到各国读者喜爱，所凭借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根据作家的境遇变迁和思想发展，我们一般将他的小说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但是，在这三个时期之间，一些贯穿始终的共同特点却非常明显。
先说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多数诗意现实主义的作家一样，施笃姆在创作中也有意无意地回避时代与社会的重大斗争，而致力于从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中去寻找所谓诗意。他的小说写的大多是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主人公也不外乎市民、大学生、手工匠人、农民以及城乡中小资产者这样一些普通人。
我们过去评介施笃姆，几乎都无例外地将他的作品“多半局限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的范围内，没有接触到当时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判定为作家的缺点，并以此为依据，草率匆忙地得出施驾姆的作品不够深刻、不够经典的结论。中外文学史的无数事例证明，这样做是不正确的；须知作品是否深刻、经典，并不取决于作家写什么，而取于他怎样写。在对施笃姆的主要作品及其流传情况作比较认真的研究之后，笔者相反认为，他大多写恋爱、婚姻、家庭生活这一类题材，也许倒恰恰是他获得众多读者喜爱的原因。这类题材固然平凡，但为读者熟悉，因此不易写好；但是只要写好了，就能打动各个时代和不同民族的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因为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毋庸讳言具有超时代、越国界的普遍意义，易于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而整个看来，施笃姆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在反映社会人生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笔者这样讲有以下两点理由：一，施笃姆以恋爱、婚姻和家庭题材，写出了社会变迁，反映了时代风貌。这在那些有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的代表作，如《茵梦湖》、《在大学里》、《木偶戏子波勒》、《基尔希父子》、《双影人》和《白马骑者》中，是十分清楚的。它们要么反映了在封建宗法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人与人关系的转变，要么写出了新旧思想的斗争。也正因此，这类作品过去比较受我们重视。二，即使在一些方面看似仅仅写个人生活、家庭关系的作品中，施笃姆也对伦理、道德以及人生意义和家庭教育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赋予了作品以较为丰富的内涵。这类作品，如《迟开的蔷薇》、《燕语》、《三色继母花》、《一位默不作声的音乐家》和《忏悔》等，同样也有深刻的意义。除去上述两类小说，施笃姆的的确确也写过一些仅仅只能算是生活场景速写的小短篇。但整个而论，他的创作实在是很好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特别是某些偏远地区的社会风貌；他的一篇篇杰作，不啻一幅幅德国宗法制社会在资本主义冲击下解体时期的精彩风情画。过去，我们常常嫌它们的情调低沉、灰暗，但这是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所必然造成的，正好反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的社会现实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我们没有理由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作家。
然而，施笃姆的中、短篇小说之所以广为流传，受到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万千读者的喜爱，之所以今天还受到我们的重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突出的艺术成就，还在于他鲜明、独特和优美动人的艺术风格。
以风格而论，我们大致可以以一八七０年为界线，将施笃姆的小说创作划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以《茵梦湖》为代表，重在意境的创造、气氛的渲染和缠绵排恻的情感的抒写，而往往缺少连贯鲜明的情节和严整紧密的结构以及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例如《茵梦湖》只是借助主人公一些并无直接关联的回忆的片断，把他不幸的恋爱经历大致告诉了我们，大异于传统小说的线作结构，倒与快节奏的现代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有几分近似，然而情感的抒发却既含蓄，又浓烈。早期其他作品，如《玛尔特和她的钟》、《一片绿叶》和《迟开的蔷该》等也同样说不上有多少情节，而只是一篇篇意境深远、情感深沉的抒情小品，一首首耐人寻味、感人肺腑的抒情诗。后期作品则以《白马骑者》为代表，重在人物个性的刻画，结构严谨而富于戏剧性，故事情节曲折有致，细节描写委婉动人。但不论是前期或后期，施笃姆的成功之作几乎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始终像笼上一层作者故乡北海之滨常有的轻雾似的，弥漫着一种凄清柔美的诗意。不同的只是，前者更多地像抒情诗，后者更多地像叙事诗罢了。例如，晚期的《双影人》（一八八六）以富有深情的笔叙述了一个失业者不幸的一生，小说里的那位林务官听了也禁不住发出感叹：“真正是一首诗啊。”再如俄国大小说家屠格涅夫在读完《她来自大洋彼岸》（一八六五）后写信给作者说：“您的小说真是细腻优美到了极点，围绕着燕妮这个人物，弥漫着一种十分特殊的诗一般的馥郁之气，写见到维纳斯石像那个夜晚的片断，可算一件小小的杰作。”与施笃姆同期而稍后的德国大小说家海泽，对他的整个创作作了这样的评论：“为了简单明白地指出特奥多尔·施笃姆的小说特点，我不知道还有比称它们是一位抒情诗人写的小说更好的说法。”
施笃姆怎么能够将小说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呢？
除了他本身是一位抒情诗人，有着诗人的禀赋，因而笔端常常流露出充沛热烈的情感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原因：
首先，施笃姆常常写的都是自身经历，即他自己所能接触到的那一部分现实。例如，《茵梦潮冲的伊莉莎白和《她来自大洋彼岸》中的燕妮，都是他年轻时所热恋过的一个叫贝尔塔的姑娘的化身；而《一位默不作声的音乐家》，拿施笃姆自己的话来讲，更“产生于我自己心灵的最神圣的深处，这默默无声的乐师便是我疼爱的儿子……”再则，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在北海之滨，那在不少小说(如《燕语》、《双影人》）中都洋溢着恋乡之情，正是热爱故土并曾长期流落他乡的施笃姆本人心境的写照。感情是诗歌的生命；施笃姆的成功之作无不写得情深意切，诗意也便油然而生。
其次，但同样重要，是施笃姆努力实践了在平凡的现实中发掘出诗意的主张，并坚信作家只要有足够的功力，用中、短篇小说这种形式也能创造出“最高的诗意”。因此，他一生致力于中、短篇的创作，而谢绝朋友的劝诱，没有写任何长篇。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的常常是善良的人，平凡而普通的人；写的常常是他们的美好的情感，诸如爱情、友谊以及对故乡家园的思念和热爱等等、可也正由于平凡、普通，我们读来便感到熟悉、亲切；正由于善良、美好，我们不知不觉便会产生共鸣，受到感染，加之施笃姆确实功力深厚，我们每读完他的一篇杰作，心中自然便会涌起那种读完一首好诗后的微前乃至陶醉的感觉来。
最后，还不可忽视的是，施笃姆在艺术上造诣高深，而且精益求精。他语言朴素优美，写景状物生动自然，尤善于以景物烘托气氛，创造意境，常常能做到情景交融，以是寄情。他对夜晚、大海、森林的描写最为出色。他惯于用花木禽鸟作思想感情的象征，如《菌梦湖》用白色的睡莲象征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双影人》用不惧寒霜的忍冬花象征忠贞不渝的爱情，而《燕语》中那一声声燕子的调毗，更把主人公苦苦思恋故乡和亲人的情怀，渲染得淋漓尽致。还有，施笃姆经常采用回忆倒叙的写法，让主人公面对读者，直抒胸臆。他并且惯于和善于在故事中嵌进富有北德地方色彩的民歌民谣以及情感炽烈的诗句，如《茵梦湖》中的“依着妈妈的心愿／我另选了位夫婿／从前心爱的一切／如今得统统忘记／我真不愿意”，以及《燕语》结尾处的“当我归来的时候／当我归来的时候／一切皆已成空……”等等。这都不独对小说的主题思想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还增添了诗的气氛。
上述种种，便使得施笃姆的成功之作充满了诗情画意，诗意盎然。总之，施笃姆不愧为德语文学中独有的所谓诗意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的的确确可以称之为诗意小说。在德语中、短篇小说乃至世界中、短篇小说之林中，施笃姆的作品自有其鲜明的个性和特色；正因为有这些特色，它们过去得以流传，今天仍然受到重视。
二、施笃姆在中国
在我国，施笃姆长期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其热烈的程度甚至使某些德国朋友大为惊讶。施笃姆在中国的接受问题，自然就引起中德两国不少学者的注意；而弄清楚这个问题，又最好是从他的代表作《茵梦湖》谈起。
《茵梦湖》译本知多少！
《茵梦湖》的译本数目，过去一般都估计在六七个之间。其实，包括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内，我所知道的译本总数已达二十二种，而且很可能还有遗漏。在我国老少皆知、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译本的数量也不过如此。说来凑巧，它的第一个译本与《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样，同样出自郭沫若之手。不同的是它系合译，但问世的时间却比《少年维特的烦恼》早一年，即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由上海泰东局初版，可以认为是大翻译家郭沫若一生译事活动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译本前还附有郁达夫的序。这个本子随后由不同出版社一版再版，单“泰东”一家，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就印了十四版之多，足见多么受欢迎。关于翻译此书的情况，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学生时代》中作了生动的回忆。
继郭译之后，紧接着又出了唐性天（一九二二）、朱(亻契)（一九二七）、张友松（一九三O）、孙锡鸿（一九三二）、王翔(一九三三)、施瑛（一九三六）、梁遇春（一九四０）以及巴金（一九四三）等的重译本，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巴金的译本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迟开的蔷薇》一书中，一九四三年九月，他在为此书作的后记中写道：
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施笃姆（Theodor Storm，一八一六—一八八八）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的《蜂湖》。《蜂湖》的中译本（即郭沫若先生译的《茵梦湖》）倒是二十年前在老家里读过的。
我不会写施笃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大前年在上海时我买过一部他的全集。我非常宝贵它，我有空就拿它出来翻读。虽然我至今还没有把德文念好，可是为了学着读德文书，我也曾翻译过几篇施笃姆的小说。
今年在朋友处借到一本施笃姆的《夏日的故事》，晚间写文章写倦了时，便拿出来随意朗读，有时也运笔翻译几段，过了几个月居然把里面的《蜂湖》译完了，此外还译了几篇较短的作品。
现在选出《蜂湖》等三篇来，编成一个小小的集子。我不想把他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朴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的安慰吧。
在这段引文中，巴金不只谈了译《茵梦湖》的前后情况，而且回顾了自己与施笃姆之间有过种种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后文将详细论及）。巴金的译本是出得比较晚的，可是影响却相当大，不但解放前多次重版，一九六六年香港南华书店还重排过；一九七八年又收进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的三卷本《外国短篇小说》中，在当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还闹着精神饥荒的中国赢得了大量读者。前年，作为迄今为止的最后和最年轻的译者，我应约重译《茵梦湖》。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仍从巴老这四十年前的旧译文里得到了不少启示。
在我们中国，是否还有哪一篇外国短篇小说像《茵梦湖》这样一译再译，而且同时拥有像郭沫若、巴金、梁遇春等等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译者呢？以笔者的孤陋寡闻，的确还不知道。
《菌梦湖》与《意门湖》之争
译本多了，译家之间必然会在原文的理解、译文的表达以及保持原著的风格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而且一般地讲，重译者总是自认为胜过先前的译者，于是乎便引起争论。唐译著《书话·译书经眼录》中的一篇题为《菌梦湖》短文，可使我们窥见当年热闹情景之一斑，兹摘引于后：
郭沫若精德文，又曾与钱君胥合译过德国施笃姆原著《茵梦湖》一册……《茵梦湖》有誉于世，我早年读此，倍受感动，印象之深，不下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有多种译本；商务印书馆有唐性天译本，书名作《意门湖》；开明书店有朱（亻契）译本，书名作《漪溟湖》。（朱亻契）在序文指出唐译语句滞重，不堪卒读，实逊于郭译。但郭译也有错误，并指出可以商榷之处见十五条。最后，北新书局又有英汉对照本，为罗牧所译，序文中对郭钱合择之译文施以攻击，谓不可信。早期译者常持此种态度，实则所据原文不同，罗译既系英汉对照。根据英文本转译，实难据为信史。
说到分歧与争论产生的原因，唐(左弓右上山下文)先生指出的一点当然是对的。不过，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译者所持翻译标准不同，有时甚至也存在文人相轻、同行相嫉的；日时代习气的影响。例如朱(亻契)的译文根据的也是德文本，但他在序文中列举的郭译“可以商榷之处凡十五条”，笔者在一一作了研究以后发现至少有两条，原本是郭译的更深刻、更正确，表达更自然、更顺达。
当年环绕着《茵梦湖》的论争，从好的方面看。也反映了文坛思想的活跃，不存在或较少存在对名人只能捧场不能批判的情况。再者，就郭沫若译《菌梦湖》与唐性天译《意门湖》两者的译文以及书名孰优孰劣这个问题，在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和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这些文坛大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今天的眼光衡量就更具有文学史的意义。郭沫若干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写了批评《〈意门湖〉译本及其它》（载《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同年九月一日，沈雁冰便在《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上以《半斤八两》相驳斥，接着郭沫若又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作出《反响之反响》(收入郭沫若《文艺论论》)，如此你来我往，持续了一段时间。今天，我们断断没有就这个论争评判是非曲直的必要。只不过郭译优于唐译，看来倒是事实；朱(亻契)在其《漪溟湖》译序中也说唐译“语句滞重……实逊于郭译；郭译文句颇流丽，意味也深长，可说是译品中不可多得的文章”。至于书名，《茵梦湖》更胜《意门湖》远矣。茵梦湖三字很能激起人的联想，很富有诗意，完全符合原著的意趣和格调，也就难怪能经住时间的考验，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成为了定译，并将随着作品本身而流传下去。虽然，在现实生活里并不真的有一个茵梦湖，但自“五四”以来，它却在我国万千痴情男女的梦中时时漾起涟漪。
从《茵梦湖》到《林中》
《茵梦湖》这篇小说计分为十段，每段有一个小标题，第三段的标题叫《林中》。一九二五年创造社作家周全平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也题名《林中》（收入《梦中的微笑》）。这《林中》与《林中》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肯定的回答：有。而且，这联系不仅仅限于两个标题的雷同，而且存在于两篇小说的内容、形式以至于情调之间。
周全平的小说也分成一个小段一个小段，只不过比《茵梦湖》多两段而已，其各段的标题与内容梗概如下：
林中：湖、山、森林的描写，一幅晚秋景象。
薄暮：一位贫病交加的老人坐在林中墓畔回忆往事，“那时他的失神的目光，渐渐射到那荒凉的坟墓上。忽然干枯的眼眶里放出一缕垂灭的回光……一场美丽的多趣的命运的游戏，便在惨淡的、悲凉的秋夜的森林中展出来了。”
童时；仙舟、露萍青梅竹马，“天天聚着，已经亲热得像一对小夫妻了”。
姑母家：露萍十二岁时与仙舟分手，十八岁时重逢仙舟已是“娇憨玲珑”少女，但被后母许配给了有钱的表兄李某。
湖畔：仙舟、露萍互诉衷肠。
秋雨：露萍发出控诉：“那新来的，李先生家的世兄，已把我的幻梦刺破……煊赫的豪富贵公子在礼教的假面下夺去了我的所有。啊！残酷的礼教夺去我的所有。”
他乡：元宵节，漂泊异乡的仙舟接到表兄来信，知露萍已嫁李家。
佳节：俱乐部里，唱曲女子受贵公子欺侮，仙舟抱不平。
月夜：仙舟遇唱曲女子，听她唱：人无呀千日红／花无百日。／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钟撞虚空……
姑母家：重逢被体弃了的露萍。
微笑：诀别，以心相许。远方传来山农的歌声……
薄暮：老人独坐林中，回忆往事。
任何一个对《茵梦湖》这篇小说有几分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周全平的《林中》与它真是太相像了。这不仅表现在主题思想、故事情节、表现手法、篇章结构等大的方面，就连那一个小标题和许多的细节也是一样；不同的只是《林中》的故事产生于“五四”时代的中国，因此加上了一些中国和时代的特色。但是，反对包办婚姻和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直接由主人公口中道出来，整个情调气氛更加愁惨凄凉，以及用元宵节代替圣诞节，用俱乐部代替市政厅地窖酒店，用鸣曲女子代替吉卜赛女郎，用山农的歌声代替牧童的歌声，用“人无呀干日好／花无百日红／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钟撞虚空……”代替“今朝啊，今朝／我是如此美丽／明朝，唉，明朝／一切都将逝去……”诸如此类的改变与差异，都未能掩盖而倒是更加清楚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周全平的《林中》确系《茵梦湖》的仿作。
从《茵梦湖》到《林中》，这个突出的事例，进一步证明了施笃姆的《茵梦湖》在我国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只译本众多，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只受到我国一些新文学奠基人的青睐，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记录，而且具体地直接地影响到了作家的创作。
施驾姆何以在中国特别受欢迎？
除去《茵梦湖》，施笃姆的其它杰作《白马骑者》、《淹死的人》、《木偶戏子保罗》、《在大学里》、《双影人》以及《燕语》等等，在我国同样早已有多种译本，同样受到不同时期的万千读者的喜爱。而且，与施笃姆有过关系，思想与创作受过他启迪的中国作家，恐怕也绝不止一个周全平。就说巴金吧，他一九二三年以前就读了郭沫若译的《茵梦湖》；十年后学德文时又读了原文，还背诵过《迟开的蔷薇》；一九四０年在上海买了一部施笃姆全集，“非常宝贵它”，“有空就拿它出来翻读”；一九四三年更将《迟开的蔷薇》等自己特别喜欢的几篇翻译出来，编成集子出版。整整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又如此地“宝贵”、喜爱，能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吗？尽管我对巴金的了解十分肤浅，却也隐隐感到他在自己的创作与施笃姆的创作之间，不无某些相似之处，有关专家要是深入研究，必然会有所发现。总之，整个而论，施笃姆无疑是在我国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位生活和创作于上世纪的德国小说家，何以能赢得我们现代的中国读者乃至作家的心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几位前辈作家对施笃姆的评价；
郁达夫十分欣赏施笃姆的小说，并译过一篇《马尔戴和她的钟》，他称施笃姆为一流不朽作家”。（见《闲书》《查尔的百年诞辰》）
唐性天赞施笃姆的文笔“简练老当，并没有刻意求工的气味，却是描写情景，栩栩如生，真到了自然绝妙的境界”。（《意门湖》译序）
李殊认为《双影人》“述工人约翰之一生，精密生动，其描写生活恋爱与社会环境之苦闷，可谓优美艺术之标本”。（《恋爱与社会则。序）
巴金称施笃姆的小说文笔“清丽”，结构“简朴”，感情“纯真”，说它们可以安慰“劳瘁的心灵”。（《迟开的蔷薇》后记）
朱(亻契)说《茵梦湖》“长于‘外’的描写，于自然方面，风景方面，可以补前者（指中文小说）之不逮；而感情的深挚，思想的高超，尤可与《红楼梦》并驾齐驱，有过之无不及”。（《漪溟湖》译本序）
以上这些前辈对施笃姆的评论，除去朱(亻契)的以《茵梦湖》比《红楼梦》失之牵强言过其实，其它的都相当中肯，尤其是巴金所指出的文笔清丽、结构简朴、感情纯真三点，更可谓十分确切。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施笃姆的高度艺术成就，这刚好印证了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的论点，即“施笃姆之所以为施笃姆，施笃姆的中、短篇小说之所以广为流传，受到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万千读者喜爱”，主要原因乃是他那“鲜明、独特和优美动人的艺术风格”。事实上，我国不少读者也确因那种特有的艺术美和诗意而特别醉心于施笃姆。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以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而言，施笃姆的创作主要反映了封建宗法制社会的解体以及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而我国在“五四”以后，也处于差不多同样的阶段。施笃姆在小说中所提出的不管是家庭伦理道德问题，还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也正好是我国的现实问题，特别容易为我国的读者所关心和理解。例如他那以反对包办婚姻为主题的《茵梦湖》就正好道出了一代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渴望恋爱自由的青年男女的心声，因此能广为流传，并为他的作品在我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过去我们在谈到施写姆的局限时常说，他的小说大多写得缠绵绯恻，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很重，这无疑是事实。这里可以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情调吸引了相当多的读者，待别是解放前的读者。因为我国解放前的读书界，显然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为多数。也可以认为，我们的整个精神气质和思想情趣，即西方人所谓的Mentalitat，以及我们的文化水准（这些当然又是由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所决定了的），都使我们容易接受和喜欢施笃姆，以及与施笃姆一类的作家。
今天，我们之所以仍然重视施笃姆的小说，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某些在世界中短篇小说之林中确不多见的特色，主要是由于它的浓郁诗意和艺术美。这样的特色值得我们的作家认真研究、借鉴，这样的艺术美可供我们的读者细细品味、欣赏。
十二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笔者译的《施笃姆诗意小说选》，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和读书界的欢迎。现在又增补进《白马骑者》等两篇有代表性的佳作，成为眼下这个集子。在翻译时，笔者曾努力保持施笃姆小说的特色，并自认为我本人的文字风格也符合作者的风格，但实际效果未必理想。
诚恳希望能得到海内外专家和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杨武能
一九九六年春成都锦水河畔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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