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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新的启悟
然而，没有人能够不受冲击而接纳诸如“存在者”和“不存在者”这样可怕的抽象，凡接触它的人，血必渐渐凝固。有一天，巴门尼德忽然心血来潮，发现他早年的全部逻辑构想的价值丧失殆尽，于是，他宁愿把它们如同一袋作废的旧币弃置一旁了。人们通常认为，在那一次的启悟中，发挥作用的不但有象“存在”和“不存在”之类概念的内在强制性推理，而且有一种外来影响，即巴门尼德认识了科罗封人色诺芬尼（Xenophanes）的神学——这位在远古年代云游四方的狂诗吟诵者，对自然进行了神秘的、神化的讴歌。
色诺芬尼作为一个流浪诗人经历过非同寻常的生涯，他通过漫游成为一个见多识广和诲人不倦的人，善于提问和叙说。因此，在上述意义上，赫拉克利特把他列入博学者一类，一般来说列入“历史的”天性一类。他的神秘倾向究竟缘何和何时定型，永驻不变，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弄清。也许，完成构想之时，他已经是一位终于定居下来的老人了，经过迷径颠簸和不息探索之后，他的灵魂在泛神论的原始和平氛围下，感受到了崇高和伟大的极致——一种神圣休止、万物恒常的气象。此外，在我看来，两个人恰好在同一个地点，在埃利亚，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两人的头脑中都构想着一个统一观念，这却纯粹是偶然的。
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也不共同拥有任何能够从对方学来然后进一步传授的东西。因为，在这两个人身上，那个统一观念的来源是全然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如果其中一人曾经尝试了解另一个人的学说，那么，他仅仅为了理解，就必须把它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可是，在如此翻译时，另一种学说的特色不可避免地会丧失。
如果说，巴门尼德完全依靠一种所谓的逻辑推理得出存在者的一，并且用存在和不存在的概念把它编织出来，那么，色诺芬尼则是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他和他那神秘的一相当典型地属于公元前六世纪。尽管他并不具备毕达哥拉斯那样的革命性格，但是，他在漫游生涯中却也怀着改善、净化、救治人类的同样的倾向和冲动。他是伦理导师，不过尚限于狂诗吟诵者水平。后来，他似乎曾是一个智者（巧言善辩的Sophist）。在大胆反对现有风俗和价值观方面，希腊国土上无人能同他媲美。因此，他决不象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那样退隐独处，反倒是直面公众。正是这个公众，他冷嘲热讽地抨击了他们对荷马（古希腊大诗人Homer）的欢呼喝采，他们对节日体操锦标赛的狂热嗜好，他们对人形石头的崇拜，虽则他不是用吵吵嚷嚷的恶陋方式作出抨击的。个人的自由在他身上达于高峰。他之所以和巴门尼德血缘相近，就在于这种对于一切成规习俗的近乎无限的摆脱，而不在于那最后的神圣的一；他是在那个世纪所体现出的一种气象中看到这个一的，这个一和巴门尼德的唯一存在观念几乎没有共同的表达和术语，更不必说共同的来源了。
10．2 辩证思维的排斥
巴门尼德构建他那有关存在的学说时，毋宁说是处在一种相反的状态中。那一天，在这种状态中，他检验了他的那一对相互起作用的对子（它们的情欲和仇恨构成了世界和生成），即存在者与不存在者，正面属性与反面属性——而他，对反面属性、不存在者这概念突然产生了疑虑。因为，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成其为一种属性呢？或者，提出更加根本的问题：“不存在者”怎么能存在呢？事实上，同义反复A＝A 乃是我们一向报以绝对信任的唯一认识形式，否认它无异于疯狂。
正是这个同义反复的认识无情地向他呼喊：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存在的东西存在！
他突然感到他此前的生命承担着一个巨大的逻辑罪过。他竟或一直不假思索地断定：存在着反面属性，存在着不存在者；用公式来表达，这也就是A＝非A。恐怕，只有十足的变态思维才会这样做吧。正如他所反省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同样的变态作判断的，他本人不过是参与了一桩普遍的反逻辑罪行而已。
但是，就是这个向他昭示他的罪行的同一时刻，也向他闪耀了发现的光辉。他找到了一个原则，一把打开世界秘密的钥匙，使他远离人类的一切幻觉。现在，他紧握住关于存在的同义反复真理这只结实可怕的大手，可以深入事物的深渊了。
他在这条路上遇见了赫拉克利特——一次不幸的相遇！他全神贯注于最严格地区分存在与不存在，此时此刻，赫拉克利特的二律背反游戏正是他所深恶痛绝的。诸如“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与不存在既同一又不同一”这一类命题，把他刚刚清理好的一切又弄得一团糟，使他怒不可遏。
他喊道：“滚开，那些似乎有两个脑袋而终究一无所知的傢伙！在他们那里，的确一切都在流动，连同他们的思想！你们阴郁地凝视着事物，可是你们必定又聋又瞎，以致如此混淆了对立面！”
对他来说，群众的非理性思维，用儿戏似的二律背反装点着，被捧为一切认识的顶峰，这是一桩痛苦的、不可理解的事件。
10．3 感官经验的排斥
现在，巴门尼德沉浸在他那叫人肃然起敬的抽象的冷水浴中。凡实存之物，必永恒地存在；不能说“曾经存在”或“将要存在”。存在者不可能是被生成的，因为它能从什么东西生成而来呢？从不存在者吗？但是，不存在者不存在，不可能产生出任何东西。从存在者吗？存在者除了生产自身外，不会生产任何别的东西。“消逝”的情形同样如此；如同生成，如同任何变化，如同任何增加、任何减少那样，它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唯一站得住的命题只能是：不存在任何一种东西，关于它可以说“它存在过”或“它将存在”；而关于存在者，则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说“它不存在”。
存在者是不可分的，因为那要来分割它的第二个力量在哪里呢？它是不动的，因为它应当朝哪里运动呢？它既不可能无限大，也不可能无限小，因为它是完备无缺的，而一个完备无缺地给定的无限乃是一个矛盾。所以，它是飘浮的，有限的，完备的，不动的，处处都等重，在每个点上都同样完美，象一个球体，然而并不占有一个空间，因为否则的话，这个空间会是第二个存在者了。但是不可能有多个存在者，因为，为了分离它们，必须有某种不存在之物。这是一个自我消解的假定。因此，只存在着永恒的一。
可是，现在，当巴门尼德收回他的目光，重见那个他早年曾试图凭借巧妙的逻辑推理把握其存在的生成的世界时，他愤怒于他的眼睛和耳朵了，因为它们毕竟看见和听见了生成。“不要跟随昏花的眼睛，”这时他如此下令，“不要跟随轰鸣的耳朵和舌头，而要仅仅用思想的力量来检验！”
他就这样对人的认识装置作出了第一个极其重要的，然而仍是很不充分的，就其后果来说是灾难性的批评。他把感官与抽象思维能力即理性截然分开，仿佛它们是两种彼此完全分离的能力似的，因而，他就摧毁了理智本身，不由自主地把“精神”和“肉体”割裂开来。这样一种全然错误的割裂，尤其自柏拉图以来，如同一种诅咒一样加于哲学身上。
巴门尼德断言，一切感官知觉仅仅提供错觉，其主要错觉恰恰在于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不存在者也存在着，似乎生成也具有一种存在。凭借经验所认识的那个世界的全部多样性和丰富多彩，它的质的变化，它的上升和下降的秩序，都无情地被当作纯粹假象和幻觉弃置一旁了。由之出发一无所获，也就是说，人们为这个伪造的、彻头彻尾无效的、仿佛由感官骗得的世界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付诸了东流。
谁若做出了巴门尼德这样的总体判断，他就不会再做一个探索局部的自然科学家。他对现象的同情枯萎了，他甚至痛恨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现象，痛恨自己不能摆脱感官的这个永久骗局。现在，真理只应居住在最苍白、最抽象的一般之中，居住在最无规定性的词的空壳之中，就象居住在蜘蛛网之中一样。而在这样一个“真理”近旁，则坐着那么一位哲学家，他象抽象概念一样贫血，裹着公式的编织物。蜘蛛毕竟还想吃它的牺牲品的血，而巴门尼德式的哲学家却恰恰最仇恨他的牺牲品的血，那些被他牺牲的经验现实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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