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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切是一”的直观
希腊哲学似乎是从一个荒谬的念头开始的，它始自这个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和母腹。真的有必要重视和认真对待这个命题吗？是的，有三个理由：第一，因为这个命题就事物本原问题表达了某种看法；第二，因为它的这种表达并非比喻或寓言；最后，第三，因为其中包含着——尽管是萌芽状态的——“一切是一”这个思想。上述第一个理由尚使得泰勒斯（被誉为古希腊“哲学之父”的Thales）与信教和迷信的人为伍；但第二个理由却把他同这些人区分了开来，表明了他是个自然科学家；而由于第三个理由，泰勒斯就有资格被看作最早的希腊哲学家。
如果泰勒斯说地由水变来，那么我们只是有了一个科学假设，一个错误的、然而难以反驳的假设。可是，他已经超越了科学假设。在借助这个水的假设以表达他的统一观念时，泰勒斯并非克服了、而至多是跃过了当时物理认识的低水准。泰勒斯用经验方式观察水——更确切地说，湿气——的发生和变化，这种观察那样可怜而又杂乱，它不能允许乃至诱导作出如此重大的一般推论。这样推论的动力乃是一个形而上学信念，其根源深藏在某种神秘直觉之中。我们在一切哲学家身上，在他们为了更好地表达它而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信念，它就是“一切是一”的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信念多么有力地支配着一切经验。正是从泰勒斯身上，我们可以明白，哲学如何总是——当它一心奔赴那魔术般吸引着它的目标时——要越过一切经验的樊篱。它利用容易到手的支撑物，希望和预感都加快了它的步伐。思虑缜密的知性却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寻觅更好的支撑物，也想到达充满灵性的伙伴业已到达的那诱人目标。我们好象看到两个旅行者，他们站在一条卷着石块滚滚向前的湍急的林中溪流旁。其中一人踩着那些石块不断跳跃，不在乎石块在他身后突然掉入深渊，终于矫健地越过了溪流。另一人却始终绝望地站在那里，他首先要替自己建造足以承受他那谨慎沉重的步伐的基础，有时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一个神灵能够帮助他渡河。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哲学思维如此快速地达到其目的？它同从事计算和量度的思维的区别难道仅仅在于它能迅速飞越较大空间？不，因为使它腾飞的是一种异样的、非逻辑的力量——想象。它乘着想象的翅膀从一种可能性飞向另一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暂时作为它的驻足点，有时它在飞行中也会抓着这样的停驻点。一种天才的预感给它指示出这些踏脚石；想象老远就猜中，可确认的依据点就在这里。能够闪电般地捕获和照亮可资类比之事，想象的强大力量正在这里。随后反省带着尺度和规范来到，试图用方程式取代类比，用因果性取代共时性。不过，即使这完全行不通，即使在泰勒斯的场合，不可证明的哲学思维也仍然具有一种价值。
当逻辑和经验的僵硬性企图向“一切是水”命题跨越的时候，即使一切支撑物都破碎了，在科学建筑崩塌之后，也终归还剩下一点东西。正是在这剩下的东西中，包含着一种动力，甚至包含着将来开花结果的希望。
3．2 抽象概念的把握
如上所说，我当然不是认为，泰勒斯的思想在某种受规限的或削弱的意义上，也许还保存着一种“诗样的真理性”。比如说，设想有一个造型艺术家站在瀑布前，他看见迎面扑来的水在玩着艺术造型的游戏，幻化出人体、动物身体、面具、植物、石头、林泽女神、鹫头飞狮等一切既有的雕塑形象，于是觉得“一切是水”命题似乎得到了证实。毋宁说，即使已经认识到泰勒斯的这个思想是不可证明的，它仍有其价值，这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含义不是神话式和譬喻式的。
希腊人——泰勒斯在他们中间如此异峰突起——是一切实在论者的对立面，因为他们只相信人和神的实在，而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人和神的伪装、面具或变形。在他们看来，人是事物的真理和核心，其他一切只是疑似和幻觉的舞弄。正因为如此，把概念当概念来把握这件事给他们造成了难以置信的负担。在现代人这里，哪怕最个性的东西也要升华为抽象观念；相反，在希腊人那里，最抽象的东西总是复归为一种个性。
然而，泰勒斯却说：“事物的实在不是人，而是水。”至少就他相信水而言，他开始相信自然了。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对一切神话和譬喻怀有反感。尽管他还不能清醒地达到“一切是一”这个纯粹的抽象观念，他还停留在一种具体事物的表述上，但是，在他那时代的希腊人中间，他毕竟是一个可惊的例外。
也许最杰出的俄耳浦斯教徒掌握了不倚赖具体事物而把握抽象观念的技能，其熟练程度甚或超乎泰勒斯，但是，他们只能用譬喻形式来表达那些抽象观念。希罗斯的菲勒塞德斯（Pherekydes aus Syros）在时间上和在某些经验性观念上都接近于泰勒斯，他在表达这些观念时也游移于神话和臂喻相联姻的中间地带。例如，他竟敢把地比作一棵张开翅膀悬在空中的有翼的橡树，天神宙斯在战胜他父亲克洛诺斯之后，给橡树围披上了一件他亲手绣上田地、水、河流的富丽堂皇的锦袍。
和这种几乎不能察悉的晦涩的譬喻式哲学思维相比，泰勒斯是一位无需幻想式寓言就洞察自然界底蕴的创造性大师了。如果说他在这样做时虽则利用了科学和实证的方法，但时而又跃过了它们，那么，这恰恰就是哲学头脑的典型特征。
3．3 哲学家特有的艺术
希腊语中指称“哲人”的那个词，从语源学角度看，可追溯到sapio，即“我辨味”，sapiens，即“辨味的人”，sisyphos，即“有敏锐味觉的人”。因此，在这个民族看来，一种敏锐的品尝和辨选的能力，一种饶有意味的区别能力，构成了哲学家特有的艺术。
如果把那种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中善于发现成功之道的人称为聪明人，那么，哲学家不是聪明人。亚里士多德说得对：“人们会把泰勒斯和阿那克萨哥拉所知道的东西称作异常的、惊人的、困难的、神圣的，但决不会说它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不是为人类的利益求知的。”哲学通过选择和析出异常、惊人、困难、神圣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科学，就象它通过重视无用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聪明一样。科学没有这样的选择，没有这样的“味觉”，它在不惜任何代价求知一切的盲目欲望支配下冲向一切可知之物。相反，哲学思维却永远立足于最值得认识的事物，立足于伟大重要的认识。无论在道德领域还是在审美领域，既然“伟大”这个概念都是可变的，那么，哲学就是从给“伟大”立法开始的，一种命名活动和它紧密相联。它说：“这是伟大的。”借此它提举人类超越于自身的盲目无羁的求知欲望。它用“伟大”这个概念来约束上述欲望，特别是，它把最伟大的认识，对事物本质和核心的认识，看作是可以达到的和已经达到的。
当泰勒斯说“一切是水”的时候，人类就突破了单门科学的蠕虫式的触摸和爬行，以直觉洞悉了事物的最终答案，并借助这种直觉克服了较低认识水平的一般限制。哲学家试图倾听世界交响乐在自己心中的回响，然后以概念的形式把它投放出来。当他象雕塑家一样静观，象宗教家一样怜悯，象科学家一样探测目标和因果关系之时，当他觉得自己膨胀为宇宙之时，他仍然保持着一种沉着，能够冷静地把自己看作世界的镜子。这种沉着是戏剧家所特有的，他们把自己变化人别人的身体，从那里说话，却仍然能够把这种变化移置出来，投射在写下的诗里。
辩证思维对于哲学家的关系，正相当于这里所说的诗对于诗人的关系。哲学家为了记录和固定住他的魔变，就抓住辩证思维不放。但是，正象对于戏剧家来说，词和诗仅仅是结结巴巴地说一种异样的语言，想用它来表达他所体验和观看到的东西一样（这些东西实际上只能直接用音乐和姿态来表达），用辩证法和科学反映来表达任何一种深刻的哲学直觉，这样做一方面虽然是传达所观看到的东西的唯一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可怜的手段，在本质上甚至是向一种不同领域和不同语言的隐喻式的、完全不可靠的转译。泰勒斯就是这样观看到了存在物的统一，可是当他想传达这一发现时，他却谈起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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