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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驾车向西行驶在主干道上，汽车引擎嗡嗡哼唱着，收音机调在轻松的频道，乡村景色徐徐滑过，蓝天，鸥鸟，车窗周围九码见方处展现着这个星球赐予我们的绝佳美景。
汽车电话铃响了，我接过电话：“猛男服务。我能为您做什么？”
“到墨菲家来见我。”是彭罗斯侦探。
“我不想去。”我回答。
“为什么？”
“我想我被解雇了。即便没有，我也辞职。”
“我们雇你一星期，你得把这个星期干完。”
“谁说的？”
“到墨菲家来。”她把电话挂了。
我讨厌颐指气使的女人，但二十分钟后我还是赶到了墨菲家。彭罗斯侦探的车停在屋前，她正坐在她那辆未挂警徽的黑色福特车里。
我把吉普停在几间屋外，熄了引擎，然后下了车。墨菲家右边，犯罪现场仍然用保护带围着，一辆南侯德镇警察局警车停在前面。县交通指挥中心的大卡车还停在草坪上。
我走近贝恩，她正在打电话，然后她挂了电话下了车。“我刚跟老板通了个长话，每个人好像都对从埃博拉疫菌这个角度破案感兴趣。”
“你有没有跟你的老板说这是胡说八道？”我问她。
“没有……先不管这个了，我们还是先只把这当作一个凶杀案处理吧。”
我们来到墨菲家门前，按响门铃。这幢房子是六十年代的农场式平房，仍保持原有的老式样子，非常难看，但维护得还不错。
一个七十岁左右的妇人开了门，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她盯着我的短裤看，也许在通过裤子的样子和味道评判裤子洗得干净不干净。她对贝思微笑，把我们让进屋，转进里屋喊道：“埃德加，警察又来了！”然后她回到起居室，让我们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我发现这么一坐我和贝思挤得都快脸贴脸了。
阿格尼丝·墨菲太太问道：“想来点凉伴吗？”
我回绝道：“不，谢谢，太太。我在执行任务。”
贝思也谢绝了。
墨菲太太就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摇椅上。
我环顾四周。房子的装饰风格就是我称之为古典屁玩艺儿的那一种：灰暗发霉、塞满杂物的家具、六百个丑陋的小装饰品，蹩脚得要命的纪念品，孙子女们的照片，等等等等。墙壁是粉绿色，好像餐后的薄荷糖的绿色，地毯是……嗨，管这干吗？
墨菲太太穿着一套粉红的裤装，化纤料子的，估计穿三百年也坏不了。
我问墨菲太太：“你喜欢戈登夫妇吗？”
这问题让她愣住了，正合我意。她回过神来后回答说：“我跟他们不是很熟，他们乎时不大多话。”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被谋杀呢？”
“嗯……，我怎么知道？”我和她对视了一会儿，她接着说，“可能跟他们从事的工作有关。”
埃德加·墨菲走进来，用一块抹布擦着手。他说他刚才在车库里修他的电动割草机。他看上去将近八十岁，我想贝思即使想在将来的审判中用他的证词，他这老态龙钟的样子也上不了证人席。
他穿着绿色工装裤和轻便鞋，和他妻子一样脸色苍白。我起身和这位墨菲先生握手。我坐下后，埃德加也坐到了一张活动靠背搞上，更确切地说，他是躺在椅子上，眼睛对着天花板。我想看着他的眼睛说话，这么一来就根本不可能了。这下我明白我为什么不大去看我自己的父母了。
埃德加·墨菲说：“麦克斯威尔警官已经找我谈过了。”
贝思说：“我们知道，先生。我是负责破案的。”
“那他是于什么的？”我回答道：“我是和麦克斯威尔警官一起的。”
“你不是，我认识这儿每一个警察。”
他就这么肯定地抹杀了我的存在。我注视着天花板上他看着的那块地方，一边跟他说着话，感觉有点像把信号先传送到卫星上，再从那儿回到接收器。我说：“我是顾问。墨菲先生，你……”
墨菲太大插嘴说：“埃德加，你能不能坐好？那样坐很不礼貌的。”
“见他妈的鬼，这是我的家，他能听见我说话，你能听清吧？”
“能听清，先生。”
贝思在正式问话前先说了案子的情况，但故意搞错了某些细节和时间，墨菲先生一一纠正，说明他对近期内发生的事情记忆力颇佳。墨菲太太也对那天的事做了适当补充说明。他俩看上去是可信的证人，我为自己对老人动不动失去耐心感到羞傀——就在刚才我还根不得一拳把埃德加打烂在他的活动靠背搞里呢，我真是惭愧。
很明显，除了早巳知道的几点简单的事实，我和贝思对墨菲夫妇再问不出什么新鲜东西了：下午五点三十分吃完晚饭，墨菲夫妇待在他们的日光浴室里(他们通常下午四点吃晚饭)；他们正在看着电视，听到戈登夫妇船开到家的声音。他们听出了那些大引擎发出的噪音，墨菲太太说：“我的天，那些引擎真吵人，他们干吗用这么大，这么吵的弓，擎？”
为了吵他们的邻居，墨菲太太。我问老夫妻俩：“你们看见船了吗？”
墨菲太太回答道：“没有，我们没有去看。”
“可是从你们的日光浴室不是可以看到水港吗？”
“是的，可我们当时在看电视。”
“港湾的景色没有愚蠢的电视节目好看？”
贝思想阻止我的无礼：“约翰！”
我确实是个满脑子偏见的家伙，我也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但这是由我的年龄、性别，我所处的时代以及文化造成的。我冲着墨菲太太微笑着说：“你们的房子很漂亮。”
“谢谢。”
贝思接着问了一些问题。她问墨菲夫妇：“你们肯定没有听到类似枪声的声音？”
“没，”埃德加·墨菲回答说，“我的听力还不坏，刚才阿格尼丝叫我我也听见了，对不对？”
贝恩说：“有时候枪声听起来跟我们想像的不太一样。你知道，电视上的枪声是一回事，真实的枪声听起来有时像鞭炮响，有时像尖锐的爆裂声或者像汽车回火的声音。他们的船引擎声停了以后，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些声音？”
“没。”
该我问了：“那么，你们听到引擎停了，那时候你们还在看电视吗？”
“是的，不过我们声音没开大，我们坐得离电视机很近。”
“背对着窗户？”
“是的。”
“接着，你又看了十分钟的电视，之后你为什么站起来不看了呢？”
“下面就是阿格尼丝爱看的节目，蠢透顶的脱口秀，叫什么‘威廉姆斯汽车旅馆’。”
“所以你就到隔壁去找汤姆·戈登聊天。”
“我想去借一个插线板。”埃德加说他从栅栏缺口来到戈登家的木甲板上，然后突然看到汤姆和未迪直挺挺的尸体。”
贝思问：“当时你离尸体有多远？”
“不到二十英尺。”
“你肯定吗？”
“是的。当时我站在甲板边上，他们正对着玻璃推拉门，我们相距二十英尺。
“好吧。那你怎么知道那是戈登夫妇？”
“一开始不知道，我呆立在那儿，眼睛盯着尸体，然后突然一下子明白过来。”
“你怎么知道他们已经死了？”
“一开始并不清楚，可我看见汤姆前额上有个洞，像他的第三只眼睛。他们一动不动，眼睛睁着，可是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呻吟，一点活着的迹象都没有了。”
贝恩点点头，问道：“然后你干什么了？”
“逃走。”
又该我问了。我问埃德加：“你在甲板上待了多长时间？”
“嗯，我不知道。”
“半个小时？”“瞎，不可能。大概十五秒吧。”
我猜可能只有五秒。我陪埃德加在甲板上走了几个五秒钟，想让他回忆起当时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异常的动静，有没有什么忘记说的，可一无所获。我甚至问他当时有没有闻到火药昧，丽他坚决否认；与他一开始和麦克斯威尔警官说的内容相比，真是一旬不多，一句不少。墨菲太太也一样。
不知道埃德加早十分钟穿过栅栏到戈登家又会发生什么，也许这会儿他已不可能还坐在这儿了，这他有没有想过呢？我问他：“你没听到汽车或船的声音，那么凶手是怎么逃离现场的？”“这个我倒是想过。”
“你怎么看呢？”
“嗯，这儿有很多人都是步行，骑自行车或者跑步的，投入注意别人这些事的。”
“说得不错。”但要是有人头上顶着冰箱跑，谁能不注意呢？很可能埃德加看到尸体的时候凶手就在附近。
我丢下凶杀案的时间和现场不提，换一个角度提问题。我问墨菲太太：“戈登夫妇的朋友多吗？”
她回答说：“挺多。他们常在屋外野餐，总是请一些客人过来。”
贝思问埃德加：“他们常深夜乘船出去吗？”
“有时候。他们出去我们总能听见引擎声。有时候他们回来得很晚。”
“多晚呢？”
“哦，差不多凌晨两三点钟。”他又补充说，“我猜可能是夜出钓鱼。”
开“方程式303”钓鱼当然是可以的，我就和戈登夫妇开“方程式303”钓过几次鱼，但“方程式303”不是专用于钓鱼的游艇，我肯定埃德加知道这一点。不过埃德加是老派的人，总觉得不该说死人的坏话，除非迫不得已。
我们兜着圈子问话，包括戈登夫妻俩的习倔，有没有生人的车子来过等等。我从未和贝思·彭罗斯合作过，但我们很合拍。
过了几分钟，墨菲太太说：“他们真是一对漂亮的夫妻。”
我领会了话中之意，问道：“你觉得汤姆有女朋友吗？”
“嗯……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朱迪有男朋友吗？”
“嗯……”
“汤姆不在家的时候，有男朋友来看她，对不对？”
“嗯，我没说他是男朋友。”
“能跟我们说说吗？”
她说了，但内容并不怎么有用。六月的一天，汤姆在上班，只有未迪在家，一位英俊、衣冠楚楚的大胡子绅士驾着中档白色跑车来访，一小时后离开。蛮有意思，但不足构成导致情杀的惊心动魄的风流韵事的证据。另外，几星期前的一个星期六，汤姆驾船外出，一个男人开着一辆绿吉普停在车道上，在后院，朱迪正穿着窄小的比基尼晒太阳，那男人进了后院，脱掉衬衣，就躺在朱迪身旁也晒了一会儿。墨菲太太说：“她丈夫不在家，我觉得那样不好。我是说，她半裸着，那小伙子脱掉树衫就躺在她旁边，他们闲聊了一会儿，然后那男人起身在她丈夫回来前走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我回答道：“那事绝对清白，是我有事来找汤姆。”
墨菲太太看着我，我能感觉到贝思也正盯着我看。我对墨菲太太说：“我是戈登夫妇的朋友。”
“哦……”
墨菲先生对着天花板吃吃地笑起来：“我老婆总是用小人之心度人。”
“我也是。”我接话道，“你跟戈登夫妻俩交往过吗？”
“两年前他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请他们吃过饭。之后不久他们回请我们参加烤肉野餐，从那以后就没什么交往了。”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问墨菲太太：“你知道他们朋友的名字吗？”
“不知道，我想都是他们在普拉姆岛的同事。他们是一群怪人，我就是这么看的。”
我们继续着类似的谈话，老夫妻俩挺健谈，墨菲太太摇着摇椅，墨菲先生摆弄着活动靠背搞的调节秆，不停换着椅子的上下角度，当他几乎是平躺着时，他问我：“戈登夫妇干了什么？偷了病菌毁灭世界？”
“不，他们偷的是值大钱的疫苗，他们想发财。”
“是吗？他们隔壁的房子还是租的呢，你知道吗？”
“知道。”
“那房子他们租贵了。”
“你怎么知道？”
“我认识房主，一个叫桑德斯的小伙子，是个建筑师。他从我们的朋友霍夫曼家买了这块地方，桑德斯买贵了，房子弄好后就租给了戈登家，房租要得太高了。”
贝恩说：“墨菲先生，冒昧地问一句，有人说戈登夫妇用船偷运毒品，你怎么看？”
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有可能，他们常常深更半夜出去，这不奇怪。”
我问道：“除了我和开跑车的那个大胡子，你们还在他家院子或门口见过什么可疑的人吗？”
“嗯，说实话，我没见过。”
“墨菲太太呢？”
“没有。他们交往的人大多是体面人，酒喝得多了些，垃圾筒里净是酒瓶子。有的酒喝多了还会吵闹，但从不放过分吵的音响，不像你们听的那种噪音。”
“你们有他们家的房门钥匙吗？”
我发现墨菲太太扫了一眼昂头向天的墨菲先生。沉默一阵之后，墨菲先生开口道：“我们有钥匙，我们总待在家，所以帮他们看着点房子。”
“还有呢？”
“嗯……，可能是上星期，我们看见一辆修锁车停在那儿，等那配钥的人走了后，我去试了试钥匙，发现钥匙开不了门。我想汤姆会给我一把新钥匙，但他后来一直就没绘过我。要知道，他有我家的钥匙，所以我给西尔·桑德斯打电话询问，你知道房主是应该有钥匙的，但他说他也搞不清楚换锁的事。这不关我的事，但戈登夫妻俩既然让我帮照看房子，我就应该有钥匙。”他又补充道，“我现在想他们是不是在房里藏了什么东西。”
“墨菲先生，我们请您协助我们破案，除了麦克斯威尔警长，不要将今天的谈话泄露给其他任何人，好吗？如果有自称联邦调查局的、南侯德警察局或纽约州警察局的人来，别睬他们，他们可能是假冒的。有事打电话给麦克斯威尔或彭罗斯警探，好吗？”
“好的。”
贝思问墨菲先生：“你有船吗？”
“现在没有了，既耗力又费钱。”
“有人开船来拜访戈登夫妇吗？”贝思问。
“我有时看见有船停在他们家码头上。”
“你知道是谁的船吗？”
“不知道。有一次有一只快艇挺像他们的船，但肯定不是，船名不同。”
“你看见了船名吗？”我问。
“我有时爱用望远镜看。”
“船名是什么？”
“记不得了，但肯定不是他们的船。”
“船上有人吗？”贝思问。
“没入，我只碰巧看见了船，没看到人上下船。”
“什么时候看见船的？”
“我想想……，大概是六月份，初夏的时候。”
“戈登夫妇在家吗？”
“不知道。”他又补充说，“我用望远镜看会有谁离开屋子，可没看到他们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听到马达声，船开走了。”
“你的远视视力怎么样？”
“不太好，但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
“你呢，墨菲太太？”
“跟他一样。”
我猜除了墨菲夫妇说出的这些他们还用望远镜窥视过戈登家，所以我问他们：“如果我让你们看几个人的照片，你们能认出他们有没有来过戈登家吗？”
“可能吧。”
我点点头，好管邻居闲事的人有时会成为有用的证人，可有时候他们就像个廉价监视录像机一样，注意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甚至会感人耳目的事情。
我们又花了半个小时问话，可收获越来越少。事实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墨菲先生竟然在谈话中睡着了，他的呼噜声让我心神不宁。
我起身伸了个懒腰。
贝思也站起来，递给墨菲太太她的名片，“谢谢你们，打扰了，你们如果记起什么别的事来请给我打电话。”
“好的。”
“记住，”贝思说，“我是调查此案的警探，他是我的搭档，麦克斯威尔警长协助我们破案。不要把与此案有关的事告诉其他任何人。”
她点点头，但我不相信面对像中央情报局的泰德·纳什这种人墨菲夫妻俩能抗住不说。
我问墨菲太太：“我们想在你家附近转转，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们跟墨菲太太道别，我说：“很拖歉让墨菲先生厌烦了。”
“现在是他的午睡时间，所以他才睡着的。”
“明白了。”
她送我们到门口时说：“我很害怕。”
“不要怕，”贝思说，“附近都有警察保护的。”
“我们睡床上都可能被人杀死。”
贝思答道：“我们估计凶手是戈登夫妇认识的人，因积怨杀人。你们不必担心。”
“他们要是再回来呢？”
我又烦不胜烦，有点恼火：“凶手干吗要回来？”口气有点冲。
“他们经常返回犯罪现场的。”
“他们从来不会那样做。”
“如果他们想杀死证人，他们会回来的。”
“你和墨菲先生看到谋杀了吗？”
“没有。”
“那你就可以放心了。”我说。
“凶手会以为我们看见了。”
我看了看贝思。
她说：“我会派一辆巡逻车来监视一切，如果你感到紧张或听到什么声音，拨911。”她又加了一句，“千万不要担心。”
阿格尼丝·墨菲点点头。
我开门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我对贝思说：“她的话有一定道理。”
“我知道，我会处理的。”
我和贝思走过测院，看见那儿树篱的缺口。透过篱笆可以看到戈登家的后面和甲板。穿过篱笆向左看，可以看到港湾，港湾里停着一艘蓝白相配的船，贝思说，“那是港湾警船，我们派了潜水员下水在淤泥和水藻中寻找那两颗小子弹，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凶杀案发现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现场保护要到第二天早晨才撤消，所以我们没有再到戈登家去，不然进去又得签名，我可不想为此又抛头露面。我们沿着墨菲家一例的树篱走向港湾，树篱越靠海越矮，在离水约三十英尺的地方，我就能越过树篱望出去。我们继续走到墨菲家堤岸与港湾持平的地方，只见左边是墨菲家的旧浮坞，右边是戈登家的码头。“螺旋体”号船已不在那儿。
贝思说：“海上警局把船弄走了，法医会对船进行检查。”她又问我，“你觉得墨菲夫妇怎么样？”
“我认为是他们于的。”
“干什么？”
“谋杀戈登夫妇——不是直接谋杀。他们在甲板上拦住汤姆和朱迪，纠缠了半个小时，絮絮四四地说周六报纸上登的超市大减价，戈登夫妇烦得要死，于是举枪自杀，脑袋开了花。”
“有可能，那枪呢？”“埃德加把它们改造成卫生纸架了。”
贝思笑起来：“你真可怕，有一天你自己也会变老的。”
“我不会的。”
接下来的几秒钟里，我们都不说话，而是站在那儿凝望着港湾，水也具有炉火一般的催眠作用。终于，贝思问道：“你和朱迪·戈登有过关系？”
“要是有，一开始我就告诉你和麦克斯了。”
“你会告诉麦克斯，而不会告诉我。”
“好吧，告诉你，我和朱迪·戈登没有关系。”
“可你对她挺着迷。”
“每个男人都对她着迷，她很漂亮。”我没忘加上一句，“还很聪明，”好像我真在意女人聪明不聪明似的。有时候我还是在意的，但有时我就忘了聪明也是女人的一个好处。我又说，“对于这样一对年轻性感的夫妻，也许我们该从性的角度考虑。”
贝思点点头：“我们会考虑的。”
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戈登家院子里的旗扦，上面还飘扬着海盗旗，横梁或杨端上接着两面三角信号旗。我问贝思：“你能把那两面三角旗画下来吗？”
“当然。”她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勾勒出了两面三角旗的草图，“你认为它们与案子有关？某种信号？”
“难道不是吗？它们本来就是信号旗。”
“我觉得它们只是用作装饰，但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好吧，让我们再回到犯罪现场去。”
我们出了墨菲家的地盘，走到戈登家的码头上。我说：“这样，假设我是汤姆，你是朱迪，我们中午离开普拉姆岛，现在大概是五点三十分，我们到家了。我熄了发动机，你先下船去系缆绳，我把箱子抱到码头上，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爬上码头，我们提着箱子的把手开始向前走。”
我们模拟着当时可能的情形，并排走着。我说：“我们抬头看了看屋子，如果有人在甲板上的三层中的任一层，我们都能看见，对不对？”
“对，”贝思表示同意，“假设有人在那儿，但我们认识这个人或这些人，所以继续往前走。”
“好，可你想那个人会走下码头来帮个忙，出于应有的礼貌，于是我们还是朝前走。”
我们继续肩并肩上了第二层甲板，贝思说：“在某个地方，我们发现推拉玻璃门开着，门开着使我们担心，也许会停下来或往回走，因为门不应该开着。”
“除非他们预先知道有人在家等他们。”
“对。”贝思答道，“而那个人肯定有新锁的钥匙。”
我们继续朝房子走去，上了甲板顶层，在距那两个粉笔画出的尸体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来，贝思正对着朱迪的位置，我对着汤姆的。我说：“戈登夫妻俩还向前走了几英尺，一分钟或不到一分钟后才死，这时他们看见什么了？”
贝思凝视着粉笔画的尸体轮廓，接着又看了看前面的房子，玻璃门和她的左边及右边，这才开口道：“他们继续向前面二十英尺的房子走去，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想逃离。他们还是并排走着，除了前面的房子，周围没有隐蔽处，而没有人能从房子那么远的地方开枪射中目标的头部。他们一定认识凶手，或者没有对凶手产生戒备。”
“说得对。我想凶手当时正躺在躺椅上，假装睡着了，所以没下来跟戈登夫妇打招呼。戈登夫妇认识凶手，也许汤姆还冲他或她喊，‘酶，起来帮我们搬埃博拉疫苗箱。’也可能是说炭疽疫苗箱或钱箱。于是，那家伙站起身，打着哈欠，向前走了几步，快到戈登夫妇面前时拔出手枪，射中他们的脑袋。是不是这样？”
贝思答道：“可能。”她绕过尸体位置，站在凶手站过的位置上，离粉笔尸体轮廓的脚不到五英尺。我移到汤姻当时站的位置。贝思举起右手，用左手握住右腕，指着我的脸说，“砰！”
我说：“他们被射中时没拿着箱子，要不汤姆被击中后箱子会从他手中飞落。汤姆和朱迪是先把箱子放下再遭枪击的。”
“我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带着箱子。那是你的推测，不是我的。”
“那船上的箱子呢？”
“谁知道？哪儿都有可能。约翰，看看那两具尸体，靠得那么近，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抢着一个长四英尺的箱子。”
我看着尸体位置，贝思的话不无道理，但我说：“他们可能先放下箱子，再向前走了几英尺，走近躺在躺椅上或站在这儿或从推拉门里出来的凶手。“可能吧。不管怎么说，我想戈登夫妇认识凶手。”
“同意。”我回答道，“凶手和戈登夫妇在这儿的相遇不会是偶然的。凶手在房子里朝戈登夫妇开枪比在外面甲板上容易，但他选中了这儿——他就是在这儿开枪射击的。”
“为什么？”
“我能想到的惟一原因是他的手枪是登记过的，一旦成为嫌疑犯，他可不想子弹被找到去做弹道测试。”
贝思点点头，望着远处的港湾。
我接着说：“如果在屋里，子弹可能会嵌进某个地方，他可能无法抹去弹痕，所以他选择用大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头部，子弹直接从射出口落入港湾。”
贝思又点点头：“像这么回事。”她又说，“这种推测倒是改变了凶手的可能形象。他不是拥有未登记手枪的吸毒鬼或杀手，他没有来历不明的枪，而是个拥有登记过的手枪的好公民。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我答道：“这能解释我在现场的发现。”
“所以你想要当地拥有注册武器的人的名单。”
“是的。”我说，“大口径，登记在册，而不是非法违禁武器，可能是自动手枪而非左轮手枪，因为左轮手枪不可能不发出声音。我们就从这个推断下手吧。”
贝思问：“一个拥有注册手枪的守法公民哪儿去弄到一个非法的消声器呢？”
“问得好。”我把我能想到的凶手可能具有的形象特征又过了一遍，说，“这个案子就是这样，每出现一个合理推断总有个疑点让它卡壳。”
“是啊，”她说，“普拉姆岛有二十校点四五口径自动手枪。”
“不错。”
我们讨论着，想把案情串起来，努力想像自己处于昨天下午五点半而不是今天下午五点半。
透过玻璃门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南侯德镇警察，但他没有看见我们，就走开了。
沉思了五分钟左右，我对贝思说：“小时候，我常跟家人从曼哈顿来这儿，我家是标准美国式的，爸爸、妈妈、吉姆哥哥和林思姐姐。我们在哈里叔叔的维多利亚式豪宅旁租了一间小屋，总在那儿过两个星期，差点给蚊子咬死。我们找到了有毒的常青藤，鱼钩弄到了手指上，还晒坏了皮肤，但我们肯定还是喜欢来这儿，因为每年我们都盼着到这儿来，这就是柯里一家每年的南侯德一曼哈顿之行。”
贝思听着，微笑着。
我接着说：“我十岁那年捡到一粒滑膛枪子弹，我激动得要死，我是说，这可是一百年甚至二百年前某个家伙射出的子弹。呛里的妻子，我的阿姨琼思——愿上帝让她安息——带我到了一个叫做卡茨奥格的小村子，那儿据说曾是卡桥格印第安人村落，她教我怎么找箭头，火堆和骨针，那真是炒极了。”
贝思不说话，看着我，好橡我的话很有意思似的。
我继续说下去：“我记得我整夜睡不着觉，想着滑膛枪弹和箭头，移民和印第安人，英国兵和欧洲大陆士兵，如此等等。在这奇妙的两星期结束的时候，我知道我长大后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我没有能成为考古学家，但这却促使我成为一个侦探。”
我向贝思描绘哈里叔叔家的车道，他们曾将煤灰和蚌壳撤在车道上以减少泥土和灰尘。我说：“一千年后，一个考古学家挖掘到这儿，发现了这些煤灰和蚌壳，于是他判断这儿曾是个烹任用的火坑。实际上，他发现的是一个车道，但他仍可以使他认为是侥饭火坑的发现适用于他的理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
“好，下面是我的讲课稿，你想听吗？”
“快说。”
“好，同学们——你们在谋杀现场看到的景象已凝固在过去那一刻，而不再会变动、发展。对于这个静止的景象你们可以创造好几种情节，但这些都只是主观臆想。一个侦探就像考古学家那样，收集确凿事实和实在的科学证据，但还是会得出错误结论。另外，还得面对一些谎话，似是而非的证词和想帮忙却犯了错的人。有人告诉你你想要的跟你的臆想一致的情况，也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凶手则故意留下了假线索。真相就藏在这团矛盾和谎言里。”我对贝思说，“说到这里，如果我时间算得准，下课铃就该响了，于是说声‘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任务就是了解真相。”
贝思说：“太棒了。”
“谢谢。”
“那么，谁杀了戈登夫妇？”她问道。
“见鬼，我不知道。”我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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