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觉得应该先打读者一个招呼，他完全可以跳过这一章，而仍旧能抓着我要讲的故事线索，因为这一章大部分只是记述我和拉里的一次谈话。可是话又要说回来，如果不是由于这次谈话，我也许认为不值得写这部书。
二
那年秋天，在艾略特逝世后两个月，我去英国，中途在巴黎逗留了一个星期。伊莎贝儿和格雷，作了那次艰苦的意大利旅行之后，又回布列塔尼半岛，可是，现在重又在圣纪尧姆街的公寓里住下来了。伊莎贝儿把艾略特遗嘱的详细内容告诉我。他留下一笔钱给他造的那座教堂为他的灵魂做弥撒，另外还捐给教堂一笔维持费。他留给尼斯主教一笔可观的数目作为慈善费用。他留给我他收藏的那批真伪难说的十八世纪淫书，和弗拉戈纳尔的一张美丽的绘画，画的一个山羊神和一个女仙子那背着人干的事。这张画太下流了，没法挂出来，而我又不是那种私下里贪看猥亵图画的人。他留给几个佣人的钱都相当多。他的两个外甥每人各得一万元，其余的财产全归伊莎贝儿。这笔财产究竟值多少，她没有说，我也没问；从她那心满意足的外表看来，该是很大的一笔钱。
好久以来，格雷自从恢复健康之后，就急于想回美国重新工作。尽管伊莎贝儿在巴黎住得相当舒服，格雷定不下心来也影响到她。格雷曾经和自己的那些朋友通过一个时期的信，但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是由他拿出相当大的一笔资本。这笔钱他拿不出。可是，艾略特死后，伊莎贝儿却拥有比格雷需要的数目多得多的钱，所以，在取得伊莎贝儿的同意之后，格雷又开始和人家接洽起来；如果情形真如对方所说，他预备离开巴黎，亲自去看看。但是在成行之前，有不少事情要做。他们必须和法国财政局在遗产税问题上取得一项合理的协议。他们要把昂第布的房子和圣纪尧姆街的公寓处理掉。他们得在德鲁奥旅馆筹备一次拍卖，处理掉艾略特的那些家具、藏画和素描。这些都很名贵，看来最好等到春天那些大收藏家可能在巴黎时拍卖最合算。伊莎贝儿认为在巴黎再过一个冬天井不坏；两个孩子现在法文已经讲得和英文一样流利，所以，伊莎贝儿很愿意让她们在法国学校里再呆几个月。三年来，她们全长高了，长长的腿，瘦瘦的身体，成了生动活泼的小姑娘，目前还没有长得象她们母亲那样美，但是，全懂礼貌，而且有一个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就这么多。
三
我和拉里是无意中碰到的。我曾经向伊莎贝儿问到他；她告诉我，从拉保尔回来之后，他们很少见到他过。她和格雷这时自己认识了一些朋友，都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人，所以常有约会，比我们四个人时常在一起时的那些快乐的日子忙得多。有一天晚上，我去法兰西剧院看《贝蕾尼丝》。这个剧本我当然读过，但从没有看见它上演；由于难得演，所以很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这不是拉辛最好的戏，因为题材太单薄了，顶不了五幕，但是戏写得很感动人，有几段够得上说是脍炙人口。故事是根据塔西佗的短短的一段文字写的：铁图热烈爱上巴勒斯坦的女王贝青尼丝，甚至如人们所设想的，答应和她结婚，但是，为了国家大事在他登基的开始，却违反自己的愿望，也违反贝蕾尼丝的愿望，使她离开罗马。原因是元老院和罗马的人民都反对自己的皇帝和一个外国女王结合。剧本写的是铁图在爱情与义务之间的心理斗争；在他摇摆不定时，最后是贝蕾尼丝拿准了他爱她，赞成他的出发点，永远离开了他。
恐怕只有一个法国人能够充分欣赏拉辛诗句的文采和音调美，但是，即便是一个外国人，一旦习惯于诗句的那种矫揉造作风格之后，也没法不被他的柔情蜜意和高尚情感打动。很少人能象拉辛那样懂得人的语音里面含有那么多的戏剧成分。不管怎样，对我来说，那些流畅的亚历山大体诗句的作用足可以代替情节，而且我发现那些长篇大论，以卓绝的手腕逐渐达到预期的高潮，和电影里任何惊险的镜头一样使人惊心动魄。
第三幕演完时有一场休息。我出去门厅里抽支烟；门上首竖着乌东的伏尔泰雕像，咧着一张没有牙齿的嘴在讽刺地微笑。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可能有点着恼，因为我想要独自享受一下那些铿锵诗句在我心中引起的兴奋；我看见是拉里。和平时一样，我见到他总很高兴。我和他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因此，建议看完戏，一同去喝杯酒。拉里说他肚子饿了，因为没有吃晚饭，提议上蒙马特尔去。到时候，我们碰上头，一同走出剧院。法兰西剧院有一种特殊的霉味。这种气味又和一代代的那些女招待员身上的气味掺合在一起；她们从不洗澡，板着一副脸，把你带领到座位上，硬邦邦等你付小帐。这使人走到外面来时深深透一口气；由于晚上天气很好，所以我们一路走了过去。歌剧院大街的弧光灯傲然炫耀着；天上的星星好象不屑跟它们较量，都把自己的光华隐藏在无完无尽的黑暗里。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刚才看的戏。拉里感到失望。他原来指望演得自然一点，把诗句读得象说话一样，姿势也不要那样太戏剧化。我觉得他的看法错了。这出戏以辞藻胜，而且使用华丽的辞藻，所以，我认为台词读起来应当带有做作气。我喜欢碰到韵脚时那样顿一下；而且那些优美的姿势和身段，由一个悠久传统保留到今天的，好象和这种偏重形式的艺术格调很适合。敢说拉辛当年就愿意他的戏照这样子演呢。过去我对那些演员在重重限制下竭力演得真实、热烈和有人情味，总很佩服。艺术能够利用传统格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艺术的胜利。
我们到了克利希大街，走进布拉西里·格拉夫饭店。时间是夜晚十二点过去不久，馆子里挤满了人，但是，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叫了火腿蛋。我告诉拉里，我见到伊莎贝儿。
“格雷应该高兴能回美国，”他说。“他在这里就象鱼儿失水一样。他非要重新有了工作，是不会快乐的。敢说他会赚到很多钱。”
“他如果赚到很多钱，那都是亏的你。你不但治好他的病，而且治好他的心病。你使他恢复了自信心。”
“我做得很有限。我仅仅指给他看怎样医好自己。”
“这点”有限，你是怎样学会的？“
“碰巧。那是我在印度的时候。我当时患失眠症，刚好向一个我认识的老瑜伽教徒谈起；他说即刻给我治一下。他对我做的就是你看见我给格雷做的那一套；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几个月来都没有睡得这样好过。后来，时间当在一年以后，我和我的一个印度朋友爬喜马拉雅山；他把脚踝跌伤了。当地找不到医生，而他的脚痛得不可开交。我想到照老瑜伽教徒那样试一下，竟然奏效。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总之他完全不痛了。”拉里笑起来。“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比任何人都更加诧异。这里面实在一点神秘也没有；它只是把这种想法灌输到病人的头脑里。”
“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
“如果你的胳臂不由自主地从桌子上抬起来，你会诧异吗？”
“当然非常诧异。”
“它会的。当我们回到文明世界以后，我的印度朋友告诉人们，说我会这项本领，并且带领别的人来看我。我非常之不愿意做，因为我还不完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坚决要我做。不知道什么道理，我总把他们治好了。我发现不但能止痛，而且能驱除恐惧。奇怪的是，许多人都患恐惧病。我说的恐惧并不是指怕被关闭起来或者怕站在高地方，而是怕死亡，或者更糟糕的，怕生命。他们往往看上去好象非常之健康，生活富裕，一点心事也没有，然而却被恐惧折磨着。我有时觉得，这是人性中的最扰人意的一种心理倾向；有一个时候，甚至盘算这是不是植根于某种动物本能，是人类从那个第一次感到生命颤栗的原始物质继承下来的。”
我一面倾听着拉里，一面怀着期望，因为他很少讲话有这样长的。我而且觉察到这一次他总算愿意谈心了。也许我们刚才看的那出戏减轻了某种内心的压抑，那种明快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正如音乐会引起的反应一样，克服了他的天生拘谨。忽然间，我感到自己的手有点不对头。我对拉里刚才说的那个半开玩笑的问题一点没有在意。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手不再搁在台子上，而是不由自主地离开台面有一英寸光景。我吃了一惊，看看手时，发现它微微有点抖。我感到自己胳臂的神经有一种古怪的颤动，它震动了一下，手和小臂就自动地抬了起来，我老老实实，既不参与也不抵抗，直到它们离开桌子有好几英寸；接着，感到整个胳臂举过肩头。
“这很古怪，”我说。
拉里笑了。我稍微运用一点意志，手就落回到桌子上。
“这不希罕，”他说。“别当它什么了不起。”
“是不是你刚从印度回来跟我们谈到的那个瑜伽教徒教给你的？”
“不是的，他对这类事情很不耐烦。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自己具有某些瑜伽教徒自命具有的能力，但是，他认为运用这些能力是幼稚无聊的。”
我们要的火腿蛋来了。两人吃得津津有味，喝喝啤酒，谁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则在想着他。吃完之后，我燃起一支纸烟，拉里点上他的烟斗。
“你去印度首先是为了什么？”我蓦然问他。
“碰巧。至少当时是认为如此。现在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在欧洲呆了多年的必然结果。差不多所有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都好象是偶然的遇合，然而，回想起来却象是非碰上他们不可似的。那就象是他们全在那里等待我在需要时找上他们。我去印度是想休息一下，因为工作得太累了，还想把思想清理清理。我找到一个水手的工作，就在那种周游世界的旅游船上。船正开往东方，并且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到纽约。我已经有五年不回美国，很想家。人情绪低落。你知道我们好多年前在芝加哥初次见面时，我是多么的无知。我在欧洲读了许许多多的书，见识了不少事情，但是，比我开始着手寻找我要追求的东西时好不了多少。”
我想问他追求的什么，但是，感到他会笑笑，耸耸肩膀，说这事不值得一谈。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当一名水手呢？你又不是没有钱，”我换了个题目问他。
“我要体验一下。只要我精神上到了饱和点，只要我把暂时能吸收的全都吸收了，我发现做做水手之类的事情有好处。那年冬天，我和伊莎贝儿解除婚约之后，我就在朗斯附近的煤矿做了六个月的工。”
就在这时，他叙述了我在前面讲的他那些遭遇。
“伊莎贝儿把你扔掉时，你难过吗？”
在回答我以前，他有这么半晌眼睛盯着我看，一双深得很特别的眼睛这时好象不向外看，而是在向内看。
“是的。我那时年纪轻，已经打定主意要结婚，并且安排好我们的生活打算。我指望可以生活得很美满。”他淡淡一笑。“但是，结婚要有两个人才行，正如吵架要有两个人才吵得起来一样。我从没有想到，我给伊莎贝儿安排的那种生活使她大失所望。我如果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话，决不会向她提出来。她太年轻，太热爱生活了。我不怪她。但是我没法妥协。”
读者现在可能想起，自从他和农场主的寡媳发生了那次荒唐的关系并且逃出农场之后，他是去波恩的。我急于想听他继续讲下去，但是，知道我必须当心，不要问些不必要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到过波恩，”我说。“小时候在海德尔堡上过一个时候的学。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期，我觉得。”
“我喜欢波恩；在那边呆了一年。我在波恩大学一位教授的家里租了一间房间；教授已经亡故，他的遗孀收容了两个房客；两个女儿都已经达到中年，做饭和家事都由她们担当。她们的另一个房客是法国人，开头我有点失望，因为我只想说德国话，别国话都不想讲；可是他是阿尔萨斯人，德国话即使讲得不比他的法国话更流利，至少吐音比他的法语准确。他穿得象个牧师；几天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个黑衣教士，这使我有点意想不到。他是经修道院批准到大学图书馆来做研究工作的，是一个饱学之士，但是，外表看上去和我心目中的僧侣并没有两样。身材又高又大，赭黄色头发，碧碧蓝的一双眼睛，红红的圆脸。人很怯生拘谨，看上去不大想跟我多搭讪，可是，礼貌相当周到，在餐桌上谈话时始终客客气气；我只在吃饭时见到他；午饭一吃完，他就回图书馆工作；吃完晚饭，我留在客厅里和那个不洗餐具的女儿谈话，练习德语，他总是回自己的屋子。
“有一天下午，那至少已经在我迁来一个月之后，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散一回步。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说他能够指给我看邻近的一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敢说单靠我一个人是不会发见的。我相当能够走路，可是，他随时都能击败我。这第一次散步，我们一定足足走了有十五英里远。他问我来波恩干什么，我说来学德文，井且想熟悉一下德国文学。他很有谈吐，说他愿意尽量帮助我。这次以后，我们每星期总要出去散步两三次。我发现他教哲学已有好些年。在巴黎时，我读过一些哲学，斯宾诺莎啊，柏拉图啊，笛卡尔啊，但是，德国的那些大哲学家都没有读过，听他谈论这些哲学家正是求之不得。有一天，我们作了一次短途旅行，越过莱茵河，坐在一家卖啤酒的园子里喝啤酒，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
“想来是的，”我说。
“他迅速扫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笑意。他开始谈论埃斯库罗斯起来；你知道，我学过希腊文；他对这些伟大的悲剧家之熟悉，我简直无法望其项背。听他谈很给人启发。我不懂得他为什么忽然问我这个问题。我的保护人纳尔逊叔叔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他经常去做礼拜，因为他的病家指望他这样；他送我上主日学校，也是为了同样理由。我们的帮佣玛莎是一个顽固的浸礼会教徒；我做小孩时，她时常告诉我地狱里的烈火，有罪的人将要永远在地狱里受苦，以此来吓唬我。村子里某些人，她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要给他们惩罚，就形容给我听，他们在地狱里将要受的各种苦难，自己觉得十分开心。
“到了冬天，我和恩夏姆神父已经混得很熟了。我觉得，他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着恼过。人平和忠厚，比我可能指望的还要胸襟开阔，而且极其宽容。他学识渊博，而且肯定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但谈起话来，往往把我当作好象和他一样有学问。对待我非常耐心，仿佛除掉帮助我之外，别无所求。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缘故，患了腰痛，我的房东太太葛拉保夫人给了我热水袋，坚决要我睡上床。恩夏姆神父听说我病倒了，晚饭后，来到我的房间。我除掉腰痛得很厉害以外，人还是好好的。你懂得书呆子的为人，他们对书总要弄个明白；我把手里看的书放下时，他就拿了起来看看书名。那是一本讲梅斯特·艾克哈特的书，我在城里一家书铺里买到的。他问我为什么看这种书，我告诉他，我曾经涉猎过相当一部分有关神秘主义的书，并且和他谈到考斯第以及他怎样引起我对神秘主义的兴趣的。他用那双碧碧蓝的眼睛打量着我，眼睛里有一种神情只能形容为爱惜。我感到他觉得我相当可笑，但是，同时对我的钟爱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反正我从来就不在乎人家认为我有点象傻瓜。
“你在这种书里面想寻些什么？”他问我。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答，“至少就会去寻它了”。
“你可记得我曾经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你说想来是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
“我不喜欢人问我这些个人问题，所以首先想到的是告诉他，说这不关他的事。可是，他的脸色非常和善，使我感到没法顶撞他。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不想回答相信，也不想回答不相信。也许是我的腰痛要说话，也许是他对我的某种影响。反正我和他谈了自己的经历。”
拉里迟疑了一下。当他继续说下去时，我知道他讲话的并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那个黑衣教士。他已经把我忘却。我不懂得是什么时间因素抑是地点因素使他违反自己的沉默性格，不经我敦促，就把他长期讳莫如深的事情讲了出来。
“鲍勃·纳尔逊叔叔很民主，他送我进的是麻汾中学。只是因为路易莎·布雷德利伯母跟他唠叨个不停，到了我十四岁时，他才让我进圣保罗中学。我不论功课或者体育都不怎么行，只是还对付得过去。我认为我是个完全正常的男孩子。我对飞行特别迷。那时候，飞行还处在早期，鲍勃叔叔对飞行和我一样兴奋。他认识几个飞行员；当我说想要学飞行时，他就说愿意给我想办法。我年纪虽小，个子却长得高，十六岁就完全可以充十八岁。鲍勃叔叔叮嘱我务必保守秘密，因为他晓得人家知道他让我飞行全都会骂得他臭要死。可是，事实上，就是他帮助我溜到加拿大，并且给我一封介绍信去见他的一位熟人的。结果是，到了十七岁时，我已经在法国当飞行员了。
“当时我们飞的全是非常蹩脚的飞机；你每次上天等于拿性命打赌。飞行的高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荒唐透顶的，但是，我们全不懂得，反而认为了不起。我真爱飞行啊。我没法形容飞行时心里的感受，只觉得自己又得意又快乐。在天上，飞得高高的，觉得自己成了某种伟大而美丽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只知道到了两千英尺以上，我不再是先前那样孤零零的一个人，而是有所属了。这话听上去可能很愚蠢，但是，我实在说不清楚。当我飞到云层以上，看见那些云就象大群绵羊似的在我脚下，我的感受就象和无限合为一体了。”
拉里停了一下，从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窝里盯着我，可是，我说不出他是否看见我。
“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们死去，所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后来我亲眼看见了一个死人。这使我感到惭愧。”
“惭愧？”我不由自主地叫出来。
“惭愧，因为那个孩子只比我大三四岁，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和勇敢，在不久前还是充满生命力，还是那样善良，而现在只剩下一堆烂肉，那样子就象从来没有活过似的。”
我没有说什么。我读医科时曾经见过死人，在战争时看见的还要多。使我倒胃口的是他们看上去非常渺小，一点尊严没有。只是些弃置不用的木偶。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哭了。我并不是为自己担心；我感到忿恨不平；使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是死的丑恶。战争结束了，我回到家里。过去我一直喜欢机械。如果航空没有什么干头的话，我就进一家汽车工厂。我曾经受过伤，只能暂时无所事事一下。后来他们要我就业。我没法做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事情。这好象很无聊。我曾经有过很多时间在思索。我不断问自己，人生是为了什么。归根到底，我能够活着只是靠运气；我要一生有所作为，但是，不知道应当做什么。我从来没有对上帝开动过什么脑筋。现在却想起他来了。我不懂得为什么世界上要有恶。我知道自己很肤浅；我不认识什么可以请教的人，但是，我要学，所以我就胡乱地读起书来。
“当我告诉恩夏姆神父所有这些话时，他就问我：“那么，你已经读了四年书了，是不是？你找到答案没有呢？”
“一点没有，”我说。
“他望着我，一脸的慈祥神气，把我都搞糊涂了。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使他这样感动。他在桌上轻轻敲着指头，就象脑子里在盘算一件事情一样。
“我们大明大智的老教会”，他当时说，“曾经发现，如果你假装信教那样行事，你就会真正信教；如果你带着疑虑祈祷，但是出于真心，你的疑虑将会消除。我们圣餐仪式对精神的力量是为多少世纪以来的人类经验所证明了的；如果你肯使自己接受一下圣餐仪式的美，也许上天会赐给你宁静。我不久就要回修道院。何不跟我们一同去住几个星期呢？你可以和我们的杂役僧人一起在地里做活；晚上在图书馆里看书。这个经验不见得不及在煤矿或者在德国农场上做工。”
“你为什么要建议我这样做呢？，我问。
“我从旁观察你已有三个月了”，他说。“也许我理解你比你理解自己还要多些。你和信仰之间只隔开一层薄纸。”
“我对他这话没有说什么。那就象有人扣着我的心弦，并且拨了一下，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终于我跟他说，让我考虑考虑。他就不再言语。在恩夏姆神父逗留在波恩的余下期间，我们从不再提有关宗教的事，可是，在他离开时，他开了修道院的地址给我，说如果我决定去，只要写个便条给他，他就会替我安排住所。他走后，我比预计的还要想念他。日子过得很快，又是仲夏天气。在波恩过夏天相当不错。我读了歌德、席勒、海涅Z读了荷尔德林和里尔克[注]；但是，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我时常盘算恩夏姆神父讲的那些话，终于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他上车站来接我。修道院在阿尔萨斯，乡间很美。恩夏姆神父介绍我见了院长，然后，领我到指定给我的小房间。房内有一张狭窄铁床，墙上挂了一只耶稣殉难的十字架，陈设简陋，只是些生活必需的东西。午饭铃响时，我向食堂走去。那是一间有穹顶的大厅。院长带领两个僧侣站在门口，一个僧侣端一盆水，另一个手里拿条毛巾，院长在客人两只手上洒几滴水洗洗，然后用僧侣递给他的毛巾将两手擦干。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客人，另有两个过路牧师留下吃午饭的；还有一个年长的满腹牢骚的法国人，到这里来归隐的。
“院长和两个助手，一正一副，在餐厅的上首就座，各自坐一张桌子；神父们在沿墙的两边坐，修道士和勤杂人员以及客人们则坐在餐厅正中。做了感恩祷告之后，大家就吃起来。一个见习修士站在餐厅进口处，以一种单调的声音读一本道书。吃完饭，大家又做感恩祷告。院长、恩夏姆、客人和招待客人的修士走进一间小点的屋子喝咖啡，谈些杂七杂八的话。然后我就回自己的小房间。
“我呆了三个月，人很快乐。那种生活对我完全适合。图书馆很好，我看了不少的书。神父们没有一个企图用任何方法影响我，但是，很高兴和我交谈。他们的学问，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那种不随流俗的派头，都深深打动了我。你不要以为他们过的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一直都不得闲。自己种地，自己打粮食，也高兴我帮助他们做。我喜欢做祈祷的华丽场面，但是，最最喜欢的是晨祷。那是在清晨四点钟。你坐在教堂里，四周围全是黑夜，觉得特别动心；这时候，修士们都神秘地穿上他们的服装，头巾拉上来遮着头，用他们有力的男声唱着礼拜仪式的平易歌曲。这类日以为常的活动给人以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花了偌大的精力，尽管思想从没有停止过活动，你仍然感到一种持久的宁静。”
拉里带有憾意地微笑一下。
“我就象罗拉一样，生得太晚了，没有碰上自己的时代。我应当生在中世纪，那时候，信教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样的话，我就会看清自己的前途，在教会里谋一个职位。现在我没法相信。我想要相信，但是，我相信不了一个比一般上流人士好不了多少的上帝。神父们告诉我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颂扬自己。这在我看来并不是怎么高尚的事儿。贝多芬写他的那些交响乐难道是为了颂扬自己？我不相信是如此。我相信他写那些创作是因为他的灵魂里有一种音乐要表现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些音乐表达得尽善尽美。
“我常听神父们反复念餐前祈祷，心里盘算他们怎么会一直祈祷而不怀疑到他们的天父给他们每日粮食呢。儿童会恳求他们尘世的父亲给他们食物吗？他们指望他这样做，对他这样做既不感谢，也不需要感谢；对于一个生了孩子而养不活或者不愿养活孩子的父亲，我们对他只有责备。我觉得一个万能的造物主如果不准备给他创造的众生以生存的必要物质和精神食粮，他还是不创造的好。”
“亲爱的拉里，”我说，“你还是不生在中世纪的好。否则，你准被判处人刑。”
他笑了。
“你获得不少成就，”他继续说。“你可愿意人当面恭维你吗？”
“这只会弄得我很尴尬。”
“我替你想，也会是这样。我也没法相信上帝要人恭维。在空军里面，一个家伙靠巴结指挥官弄到美差，我们都看不起他。一个人想要靠穷巴结，而从上帝那里得到拯救，我相信上帝也会看不起他。我总认为，上帝最喜欢的崇拜者是那种按照你的知识程度尽力而为的人。”
“可是，使我想不通的首先还不是这个。我没法理解那种原始罪恶的想法，而以我所知，那些神父的头脑里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成见。我参加空军时认识许多人。当然他们只要有机会就喝醉酒，就找女孩子睡觉，而且嘴里不干不净的；我们里面有一两个坏蛋：一个家伙因开空头支票被逮捕，并且判了六个月徒刑；这不完全是他的过错；他从来没有过钱，当他拿到比自己想望更多的钱时，他就忘乎所以了。我在巴黎碰到过环人：回到芝加哥时，碰到过更多的坏人，但是，他们做坏事大都由于遗传，而这是他们无法可想的，或者由于环境，这也是不由他们自己选择的：对于这些罪恶，敢说社会应当比他们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如果是上帝的话，我就设法惩罚他们里面的一个，甚至里面最坏的一个，堕入地狱，水受沉沦之苦。恩夏姆神父思想比较开通；他认为地狱就是失去上帝护持，但是，如果这样就是一种使人忍受不了的惩罚，够得上是地狱，你能想象仁慈的上帝会执行这种惩罚吗？归根到底，是他创造了人类；如果他创造的人类使他们能够犯罪，那就是他要他们犯罪。如果我训练一只狗去咬闯进我后院来的生人的咽喉，它咬了生人的咽喉之后，我再去打它，那是不公平的。
“如果一个至善和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为什么他又创造恶呢？神父们说，这是为了使人克服自己恶的本性，抵拒诱惑，把痛苦和忧患作为上帝用以洗刷自己的考验来接受，使自己终于配得上享受上帝的恩典。这就象派个人送封信到某地去，然后在他必经之路上造一个迷阵，使他不容易通过，又挖一条壕沟，使他要游过去，最后又造一道城墙使他攀缘过去。我不相信全能的上帝会没有常识。我不懂得为什么你们不能设想一个并没有创造世界的上帝，而是尽力而为的上帝，比人类好得多，聪明得多，伟大得多，在和一个不是由他创造的恶斗争，而且说不定最后会战胜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你们应当信仰这样一个上帝。
“那些神父对使我困惑的这些问题，不论在理智上或者在情感上，都没法替我解决。我和他们不在一个道儿上。当我去向恩夏姆神父告别时，他没有问我有没有从他认为满有把握的经验中得到益处。他无限仁慈地把我看看。
“恐怕我辜负了你的美意，神父，”我说。
“不，”他回答。“你是一个有极深宗教观念的不信上帝的人。上帝将会挑选上你。你会回来。是回到这里或者别处，只有上帝说得了。”
四
“那年冬天余下的时间，我都住在巴黎。我对科学一点不懂；觉得现在该是我对科学至少有点人门知识的时候了。我读了不少的书。我不知道自己学到多少，只知道自己极端无知。不过这一点我过去已经晓得了。春天来时，我就去乡间住在小河边一个旅馆里，靠近一个美丽的旧式小镇；这类小镇法国很多，生活在这里好象二百年来就没有变动过。”
我猜想这就是拉里和苏姗·鲁维埃一起度夏的地方，可是，我没有打断他。
“后来，我去西班牙。我要看看贝拉斯克斯和艾尔·格列柯；盘算艺术能不能给我指出宗教所不能指出的一条出路。我游荡了一个时期，然后到了塞维利亚。这地方使我很喜欢，心想我要在这儿过冬。”
塞维利亚我二十三岁时也到过，那地方我也喜欢。我喜欢那些白色的弯弯曲曲的街道，那些教堂，和瓜达尔基维尔河一带广阔的平原；可是我也爱那些安达卢西亚女郎的风韵和欢快，深色的眸子，和佩在她们黑头发上的麝香石竹，把头发衬得更黑，而石竹花也被头发衬得更鲜艳；我喜欢她们浓郁的肤色，她们嘴唇的诱惑性肉感。那时候，确实是，只要年纪轻就等于置身天堂。拉里去塞维利亚时不过比那时候的我稍微大一点，所以，我不由而然盘算他面对这些迷人精的引诱，是否仍旧无动于衷。他回答了我没有说出的问题。
“我碰到一个在巴黎认识的画家，一个叫奥古斯特·科泰的家伙；他一度和苏姗·鲁维埃住在一起过。他来到塞维利亚写生，在那边找到一个女子就同居起来。有天晚上他请我去埃里丹尼亚剧院听一个弗拉门科歌唱家唱歌，并且带了那女子的一个朋友来。你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娇小玲珑的女子；年纪只有十八岁。她跟一个男孩子闯了祸；因为有了身孕，只好离开自己村子。男孩子正在服兵役。她生下孩子之后，把孩子交给乳娘带，自己在烟草工厂里找了一个工作。我把她带回家。她人非常快活可爱；几天之后，我就问她愿不愿意和我同居。她说愿意，所以我们就在有余屋分租的人家租了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起坐间。我跟她说她可以不去做工，可是她不肯，这对我也合适，因为这样白天我就可以自己支配。厨房是公用的，所以，她总是在上工之前给我把早饭烧好，中午时候回来烧午饭，晚上我们上馆子，饭后看电影或者找个地方跳舞。她把我看作是疯子，因为我洗过一次蒸汽浴，而且每天早上非要用海绵蘸冷水淋身不可。她把孩子托在一个村子里，离塞维利亚有几英里，我们常在星期天去看他。她并不瞒我，她跟我同居是为了多赚两个钱，等她的男朋友服兵役期满之后，好和他在大杂院里找个住的地方。她是个很惹疼的小东西，肯定说她会成为她的帕科的好妻子。人兴致好，性情温和，热忱。她把人们讳言的性交看作是身体的自然功能之一，和别的身体功能一样。她从中找到快乐，也高兴给人快乐。她当然象一只小动物，但她是一只很好的，吸引人的，驯化了的动物。
“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告诉我，她收到帕科从西属摩洛哥（他服兵役的地方）寄来一封信，说他就要复员，两天内将抵达加的斯。第二天早上，她把自己东西打了包，把钱塞在长袜子里，让我送她上车站。当我把她送上车厢时，她热烈地吻了我，可是，她大兴奋了，一脑门子只想到和自己的情人重逢，谈不上和我惜别。我有十足的把握，在火车还没有完全开出车站之前，她已经把我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我在塞维利亚继续住下去倒秋天就动身去东方，也就是那一次使我到达印度的。”
五
时间已经很晚了。客人逐渐少下来，只有几张桌子还坐了些人。那些因为无所事事而坐在那里的人都回家了。那些看完了戏或者电影来这里喝杯酒或者吃点东西的人，也已经离开。偶尔会有些晚到的客人，闲闲散散走进来。我看见一个高个子，显然是个英国人，带了一个年轻流氓进来。他有一张英国知识分子长长的疲惫的脸，稀疏的鬈发；他有着和许多人一样的幻觉，总以为只要人到了国外，你在国内认识的人就没法认出是你来。年轻流氓狼吞虎咽地吃一大盘三明治，他的同伴则带着喜悦和仁慈的眼光在一边看着他。真好的胃口！我看见一个脸熟的人，因为我们在尼斯时同在一家理发店理过发。这人个子高大，年纪不小了，花白头发，一张红红的虚胖的脸，眼睛下面两个大大的眼包。他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银行家，经济大崩溃之后，宁可离开自己根生土长的城市，而不愿意对簿公堂。我不知道他究竟犯了罪没有；如果他犯了罪，他在法国当局的眼中恐怕也是个提不上嘴的人物，犯不着引渡他。他派头很大，而且象蹩脚政客那样假装兴高采烈，但是，他眼睛里显出害怕和忧郁。他从来没有完全醉过，也从来没有完全清醒过。他总是带着一个妓女，而这个妓女显然在尽可能地榨取他。而现在他正带着两个满脸脂粉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两个妇女显然在嘲笑他，而且并不打算加以掩饰；他呢，只勉强懂得她们讲话的意思，还在吃吃地傻笑。繁华的生活啊！依我看来，他还是呆在家里吃下那帖苦药的好。有一天，女人会把他榨干，那时候，他就只有投河或者服安眠药自杀的一条路了。
在两点和三点之间，生意好一点起来，大约是因为夜总会关门了。一伙美国青年踱了进来，喝得烂醉而且闹得厉害，不过，不久就走了。离我们不远，两个脸色阴沉的胖女人穿着男人似的紧身装束，并排坐着，一声不响在忧郁地饮着威士忌苏打。来了一群穿晚礼服的人，是法文里叫作gens du monde的人，显然是到各处逛逛，现在要找个地方吃宵夜，作为结束。他们来了又走了。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朴素，坐在那里有一个多钟点，面前放了一杯啤酒，在看报。这人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留了一撮整齐的黑胡子，戴夹鼻眼镜。终于进来了一个女人和他坐在一起。他向女人点一下头，毫不亲热。我猜想，他大约因为女人使他久等，生气了。女人年纪轻，穿得很不象样，但是涂得满脸脂粉，而且看上去很疲倦。过不久，我看见女人从手皮包里拿个东西交给他。钱！他看看，脸色沉下来。他跟女人讲的话我听不见，但是，从女人的样子看来，这些话大约是骂她的，而且她好象在给自己开脱。突然间，他探身过去，给了女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她叫了一声，呜呜咽咽哭起来。经理听见闹声赶来，看是怎么回事。他好象在告诉他们，如果不守规矩，就滚出去。女子转身向着经理，并且为了使别人听见，尖着嗓子用下流话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
“他打我耳光是我自找的，”她大声说。
这些女人！过去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要靠女人卖淫吃饭，一定得身体精壮、面目姣好而且具有性感，随时会动刀子或者拔出手枪；没想到这样一个矮小委琐的家伙，从外表看来，可能只是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小职员，竟而能够在这人满为患的职业里有插足之地。
六
那个伺候我们这张桌子的侍役要下班了；为了拿到小帐，把帐单送过来。我们付了钱，并叫了咖啡。
“怎么样？”我说。
我觉得拉里有心思讲下去，我也知道自己有心思所下去。
“我不使你厌烦吗？”
“不。”
“好吧。我到了孟买。船在孟买要停三天，让那些旅游者借此游览一下，并作短途旅行。第三天，我下午不值班，就上岸去走走。我走了一转，看看来往人群：真是五方杂处！中国人，穆斯林教徒，印度教徒，和你的帽子一样黑的泰米尔人；还有那些拖大车的、长着两只长角的驼背公牛！后来我去石像山逛了那座山洞。一个印度人在亚历山大城搭了我们的船去孟买，那些旅游者都不大看得起他。这人矮而胖，一张棕黄色的圆脸，穿一套黑绿两色格子的厚花呢衣服，围一条牧师的领子。有天晚上，我正在甲板透透空气，他跑上来和我攀谈。刚巧那时候我不想跟任何人谈话，我要单独一个人；他问了我许多问题，恐怕我对他有点不大客气。反正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学生，为了回美国省点路费而在船上干活的。
“你应当在印度逗留一下，”他说。“东方能够教给西方的东西，比西方所想象的要多。”
“是吗？”我说。
“反正，”他继续说，“你一定得去看看石像山的山洞。你决不会后悔。”拉里打断自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到过印度没有？”
“从没有到过。”
“是这样，我正在瞧着那个庞大的三头神像，这是石像山的巨观，而且弄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时，听见身后有人说道：“原来你接受我的劝告了。”我转过身去，一眼就看出是谁在跟我说话。就是那个穿厚花呢衣服，戴牧师领子的矮子，可是，现在，他穿上一件番红色长袍；事后我才知道，这种长袍是罗摩克里希那教会长老着的。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滑稽相的吱吱呱呱小矮子，而是很有派头，很神气了。我们同时都盯着那个庞大的胸像看。
“大梵天，司创造，”他说。“毗湿奴，司护持；湿婆，司破坏。绝对精神的三个表现。”
“我不大懂得你的意思，”我说。
“这并不奇怪，”他回答，唇边露出微笑，眼睛眨了一下，仿佛在嘲笑我。“一个能够被人了解的上帝就算不上上帝。无限岂能形诸语言？”
“他合掌微微躬身，就漫步走去。留下我望着那三个神秘的头像。也许我正处在一种虚心接受状态，自己感到异常激动。你知道，有时候，人在回忆一个名字的情形；那名字就在嘴边，可你就是叫不出来：当时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我从山洞里出来之后，坐在石阶上很久很久，望着大海。我关于婆罗门教的全部知识只是爱默生的那些诗，现在想把那些诗背出来，但是背不出。这使我很恼火。回孟买时，我走进一家书店，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书收进这些诗的。原来在《牛津英诗选》里。你记得吗？
他们刷掉我是他们失算，
他们逃避我，我就是羽翼：
我是怀疑者，我也是怀疑，
我是婆罗门歌唱的圣诗。
“我在一个本地饭馆吃了晚饭，然后到练兵场上走走，眺望大海，因为我可以玩到十点钟上船。我觉得从来没有看见天上有这么多的星星过。一天酷热之后，晚凉便人很受用。我找到一处公园，在长凳上坐下。公园里很黑，沉默的白色人影在我身旁来来去去。这个神奇的一天，朗照的日光，五颜六色的闹吵吵的人群，辛辣而芳香的东方气味，使我心醉了；而那三尊”大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的庞大头像，就象画家用来使他的构图具有完整性的一个物体或者一片颜色似的，赋予这一切以一种神秘的意义。我的心开始疯狂地跳起来，因为我突然间深深体会到印度能给我某种我非有不可的东西。那就象有个机会摆在我面前，我要么立刻拿到手里，要么就永远失之交臂。我很快打定主意，决定不回船。船上我没有留下什么，只有一只旅行袋，装了几样东西。我慢慢走回本地居民区，看有没有旅馆；不久就找到一家，要了一个房间。我有的是身上穿的衣服，一点零钱，护照和取款证明信：我觉得非常自由，大声笑了。
“开船在十一点钟；为了保险起见，我等到十一点才走出房间。我走到码头上，看船开出去，然后去罗摩克里希那教会，访出那位在石像山和我谈话的长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讲明要见那位刚从亚历山大城来的长老。我告诉他，我决定在印度呆下来，并且问他应当看些什么。我们谈了好半天，最后，他说，他当晚要去贝那勒斯，问我可愿意和他一同去。我高兴得跳起来。两个人坐的三等车厢。车厢里满是人，吃东西，喝酒，谈话，而且热得简直吃不消。我一夜没有闭眼；第二天早上，人相当疲倦，可是，那位长老就象一朵雏菊那样精神奕奕。我问他怎么会的，他说：“靠参究混沌；我在绝对中找到休息。”我不懂得该怎么想法，可是，我能够亲眼看出他就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睡了一夜好觉那样神清气爽。
“贝那勒斯总算到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来迎接我的伙伴；长老命他给我找一间房子住。他的名字叫马亨德拉，是大学里的一个教师。人忠厚聪敏，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那天傍晚，他带我坐一条船去游恒河；这对我可说是开眼界，全城的人都拥到水边来，望去很美，简直惊心动魄；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还有更好的指给我看。天没有亮，他就到旅馆来叫我起身，重又把我带到河边。我看见的事情使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水边洗去邪浴和祷告。我看见一个又长又瘦的高个子家伙，蓬发虬髯，只穿一条兜带这着下体，立在那里伸出两只长胳臂，仰起头，高声向着初升的太阳做祈祷。我没法形容给你我所获得的印象。我在贝那勒斯呆了六个月，破晓时，屡次到恒河边去看这种稀有的景象。我永远忘记不了这种奇观。那些人一点不是将信将疑，一点不带有保留，或者疑虑参半。
“人人都对我很好。他们一旦发现我来并不是为了打老虎，或者做买卖，而是求学，就想尽方法帮助我。他们很高兴我想学习兴都斯坦语，并且替我找先生。他们借书给我；回答我的问题从来不感到累。你对印度教可懂得吗？”
“很有限，”我答。
“我以前还当作你会感觉兴趣呢。印度教认为宇宙没有开头，没有结尾，而是永远从成长到平衡，从平衡到衰落，从衰落到解体，从解体到成长，如是以至无穷；可有什么见解比这个更了不起的？”
“印度教徒认为这种无完无尽的周而复始，其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会说这就是绝对的本性。你晓得，他们相信生死是一个阶段，其目的是对灵魂的前世行为给予惩罚或者奖励。”
“这就是主张轮回说。”
“三分之二的人类都相信这个学说。”
“有许许多多人相信并不能保证它就是真理。”
“不能，但至少值得认真对待。基督教吸收了不少的新柏拉图主义，它当初说不定很便当地也吸收了轮回说；事实上，有一个早期基督教派就相信轮回说，但是被宣称为异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基督教徒就会对轮回和对耶稣复活一样深信不疑。”
“轮回是不是指灵魂从一个身体转到另一个身体，并且根据前生的功过没完没了地经历下去？”
“想来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我不但是我的灵魂，也是我的身体。谁说得了我之所以为我，有多少是我的身体碰巧造成的。拜伦不是因为碰巧生了一只畸形的脚会是拜伦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因为碰巧有羊痫风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印度人不愿意说碰巧。他们会说是你前生的所作所为，才使你的灵魂投进一个残缺的身体。”拉里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眼睛空无所瞩地在出神。后来，嘴边露出微笑，眼睛里显出深思的神气，继续说道：“你可曾想到过，轮回既是世间有恶的解释，也是恶的存在理由？如果我们受的恶报是我们前生造孽的结果，我们就会服服帖帖地忍受，并在今生努力行善，使来生少受些苦。但是，自己忍受恶报比较容易，只要硬挣一点就行；使人不能忍受的是看见别人受苦，而这些苦难看起来往往不是应得的。如果你能够说服自己，认为这是前世作的孽，你可以怜悯人家，可以尽力减轻其痛苦，而且应当如此，但是，你没有理由抱怨或者不平。”
“可是，为什么上帝不在一开始就创造一个没有痛苦和不幸的世界，使人决定自己的行动时没有功过可言呢？”
“印度教徒会说开始是没有的。个人灵魂是与天地同存的，从古如斯，它的善恶则由以前的生存决定。”
“那么相信轮回说对人的生活会有实际影响吗？说来说去，考验就在这上面。”
“我认为有影响。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一个相识，轮回说对他的生活肯定产生了很实际的影响。我到印度的最初两三年中，大都住在当地的旅馆里，但是，有时候，也有人请我到他家里去住，而且有一两次在一位生活很阔气的土邦主的家里作客。通过我在贝那勒斯一个朋友的关系，我被邀请到北方的一个小土邦去住住。首府很爱人；”一座桃红色的城市，有时间一半老“。朋友介绍我认识的是一位财政部长；他受过欧洲教育，在牛津读过书。跟他谈话时，你得到的印象是一个有学识的进步开明人士，而且以一个极端能干的部长和精明的政治家知名于时。他穿西装，外表很整洁；相貌相当漂亮，和一般印度人达到中年时一样，身体稍微有点发胖，留了一撮修剪得很整齐的上须。他时常请我到他家里去。家里有座大花园，我们常坐在大树的荫影里聊天。他有一个妻子，两个成年的孩子。你会把他看作只是一般的，相当平常的，英国化的印度人，所以，有一天，我发现他一年之后他五十岁时，就要辞去自己进项很好的职位，把财产交给妻子和孩子，去做托钵僧到处去飘流，不由得大吃一惊。但是，更使人诧异的是，他的朋友们，以及土邦主，都认为事情已成定局，并且把这看作是很自然的事，而不是什么出奇出格的行为。
“有一天，我跟他说：“你这人头脑是很开通的，而且见过世面，读过万卷书，科学，哲学，文学--难道你真心真意相信灵魂转世吗？”
“他的整个表情变了，完全是一副先知的脸。
“我亲爱的朋友，”他说，“如果我不相信灵魂转世，生命对我将会毫无意义。”
“那么你相信吗，拉里？”我问。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我们西方人不可能象东方人那样从心眼里相信。这和他们是血肉相连的；而对我们说来，只能是种见解。我既不相信，又不不相信。”
他停了一下，手托着脸看着桌子；然后向后靠起。
“我想告诉你，我有过一次非常奇怪的经验。那时，我在阿什拉玛；一天晚上，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按照我的印度朋友教给我的方式参掸。我点了一支蜡烛，把注意力集中看着火焰；过了一段时间，我从火焰里很清晰地见到一长串的人物。为首的是一个年事已长的妇女，头上一顶花边帽，戴一对灰色耳环，穿一件黑紧身上衣和一条黑绸撑裙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穿的那一种；她站在那里，正面向着我，态度姻雅谦虚，两臂沿身体下垂，手掌心向着我。一张有皱纹的脸，脸上神情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紧接在她后面是一个瘦长个子的犹太人，偏着身子使我只能看见他的旁相；他长了一只鹰钩鼻子，和两瓣厚嘴唇，穿一件黄色粗布衣服，一顶黄便帽这着浓密的深色头发。他的神态象个好学深思的学者，表情严肃，同时又富于情感。在他身后是一个年轻人，但是脸朝着我，就象我们中间不隔着任何人似的，他面色红润愉快，一眼就看出是一个十六世纪的英国人。他直挺挺地站着，两腿稍稍分开，神情强悍骄横；全身装束都是红色，就象朝服一样华丽；脚上穿的宽头黑丝绒鞋，头戴黑丝绒扁帽。在这三个人后面，还有一长串数不尽的人，就象电影院外面排的长队，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他们的面貌。我只感觉到他们的模糊形状和夏风吹过麦田时的那种起伏动作。没有一会儿工夫，不知道是一分钟，还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他们便慢慢消失在夜晚的黑暗里，只剩下蜡烛的稳定火焰。”
拉里微笑一下。
“当然可能是我睡糊了或者做梦。可能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微弱的火焰上，使我进入一种催眠状态，而我看见的三个象你一样清晰的人只是保留在潜意识里的过去见到的图画。但也可能是前世的我；可能不多年以前我是新英格兰的一位老太太，而在这以前是勒旺岛一带的一个犹太人，而再在这以前的若干年，在塞瓦斯蒂安·卡博特从布里斯托尔启航不久以后，是亨利王太子宫廷的一个风流人物。”
“你那个桃红色城市的朋友结局怎么样？”
“两年后我去南方的一个叫马都拉的地方；一天晚上，在庙里有人碰碰我的胳臂；我转身看时，瞧见一个留了胡须和长头发的人，只在腰间围了一块布，拿一根手杖和圣徒化缘的钵子。直到他开口，我才认出是谁，原来就是我那位朋友。我惊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他问我这两年做些什么，我告诉了他。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特拉凡哥尔；他叫我去见见西里·甘乃夏。”他会传授给你你寻求的东西的。“我请他谈谈这个人，他只是笑笑，说一切见面自知。那时候，我对这些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就问他在马都拉干什么。他说，他正徒步到印度各地朝圣。我问他食宿怎样解决的。他告诉我，有人家肯借宿，他就睡在凉台上，没处借宿就睡在树下，或者在庙里安身；至于吃的，有人施舍就吃，没有就饿肚子。我看看他，说”你瘦了“。他大笑，说他觉得瘦了更好受。接着他就向我告别，听这个腰间只围一块布的人向我说英语”Well so long，old chap“，真是滑稽--后来，他就走进了庙中的内室，那是我进不去的。
“我在马都拉呆了一个时期。这庙恐怕是印度唯一的可以让白人随意走动的庙宇，只有庙中最圣洁的部分不能进去。天黑以后，庙里挤满了人，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男人赤膊穿件围腰布，额上，往往连着胸口和胳臂，都涂上牛粪烧剩的白灰。你看见他们在这个或那个神龛面前膜拜，有时候，整个人匍匐在地上，脸朝下，行五体投地礼。他们祈祷并且朗诵连祷经文；他们相互叫唤，招呼，斗嘴，热烈争辩。一片邪恶的吵闹声，然而，莫明其所以然，上帝好象近在咫尺而且活灵活现。
“你穿过许多长厅堂，厅堂的屋顶都有雕塑的柱子撑住，靠近柱子下面都有一个托钵僧人坐着：每人面前放一只化缘的碗，或者一小块席子，让虔诚的人不时丢一个铜板。他们有些穿着衣服，有些几乎是赤身裸体。有些在你经过时瞠目望着你；有些念着经，或者读出声来，或者默诵，对川流不息的人群仿佛毫不觉察。我想在他们中间寻找我那位朋友，但是，就此见不到他了。想来他已经开始自己预定的行程了。”
“那是什么呢？”
“不再堕入轮回。根据吠陀经义，真我，即他们称作阿特曼而我们称作灵魂的，与身体及其感觉，与心灵及其智力，都不相同；它不是绝对的一部分，因为绝对由于是无限的，就不能有部分而只能是它本身。灵魂不是创造出来的；它亘古以来就有了，而当它终于解脱掉愚昧的七重蒙蔽之后，就会回到它原来的无限去。它就象海里蒸发起来的一滴水，在一场雨后坠进水潭，然后流人溪涧，进入江河，通过险峻的峡谷和广袤的平原，迂回曲折，络石萦林，终于抵达它所由升起的无垠大海。”
“但是，这一小滴可怜的水，当它重又和大海合为一体时，肯定是失去个性了。”
拉里咧开嘴笑。
“你要尝尝糖的味道，你并不要变做糖。个性除掉表现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外，还会是什么？除非灵魂摆脱掉自我中心的最后痕迹，它就不能和绝对合为一体。”
“你谈起绝对来，好象很熟悉，拉里，而且这个名词非常冠冕堂皇。它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实。你没法说它是什么，你也没法说它不是什么。它是无法表达的。印度称它为大梵天。它是无在而无所不在。万物都蕴涵它，仰藉它。它不是人，不是物，不是因。它没有属性。它凌驾在久与变之上，整体与部分之上，有限与无限之上。它是永恒的，因为它的完善与时间无关。它是真理和自由。”
“我的老天！”我肚子里寻思，但是对拉里说道：“不过，一个纯理智的观念怎么能成为受苦人类的慰藉呢？人总是要求一个人化的上帝，俾能在苦难时祈求安慰和鼓励。”
“也许在遥远的将来，通过更大的洞察力，人类有一天将会看出只有在自己的灵魂里面寻找安慰和鼓励。我自己以为崇拜个人化的上帝只是古代祈求残忍神抵的蛮性遗留。我相信上帝只在我心里，此外哪儿都没有。如果是这样，我应当崇拜谁呢？崇拜我自己？人的精神发展是分不同阶段的，因此在印度人的想象中，绝对就表现为大梵天、毗湿奴、湿婆和上百种其他名称。绝对在”自由“（即宇宙大神）里，它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也在那些卑微的神物里，那些在太阳烤得滚烫的田里的农民放一朵花供奉的卑微的神物。印度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只是些用以达到使自我与至高的我合为一体的手段。”
我望着拉里，一面沉思。
“我不懂得是什么使你向往这种严峻的信仰，”我说。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觉得那些宗教的创始人有种使人觉得可悲的地方，因为他们要你信仰他作为得救的条件。看上去好象他们要倚靠你们的信心才能对自己有信心。这使你联想起古代那些异教的神抵，如果没有信徒的祭祀，就会变得日益憔悴。吠坛多的不二论哲学并不要求你凭信仰去接受什么；它只要求你具有认识现实的热烈欲望；它断言你能够象感到快乐或痛苦一样有把握地感觉到上帝。而且今天印度有许多人--以我所知总有成百上千的人--自认已经做到这一点。我对于人可以通过知识达到最高现实这种想法感到非常满意。在后期，印度的圣徒有鉴于人类的软弱性，承认通过爱和通过工作也可以得到解脱，但是，他们从来不否认最高但是最艰难的途径是通过知识，因为知识的工具是人类最宝贵的能力，即他的理智。”
七
这里我得先行交代一下，我并不想在本书里阐述所谓《奥义书》的哲学体系。我懂得太少了，但是，即使懂得很多，这也不是阐述《奥义书》教义的地方。我们的谈话很长；拉里告诉我的比这里写的要多得多，但是，这本书说到头毕竟是部小说，不适宜把拉里讲的话全都记录下来。我想到的只是拉里。下面不久我就要讲到拉里所要采取的行动；我觉得至少要提一下他的那些哲学思考，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稀罕经验，否则就会使人觉得他的那些行径不合乎人情；除掉这个原因，我根本不会涉及这样一个复杂绕人的宗教问题。他的声音非常悦耳，连最最随便的一句话都带有说服力；他的脸部表情经常随着他的思想在变化，从严肃到轻快，从沉吟到嬉戏，就象钢琴在许多小提琴猛然奏起一个协奏曲的几个主题时发出的涟漪一样；而使我感到恼火的是，所有这些我休想用语言形容得了。尽管在谈正经事情，他谈时却很自然，口气就象平时谈话一样，也许有点踟躇，但是丝毫不勉强，犹如在谈天气或者庄稼。如果读者有一个印象好象他在说教，那完全是我的过失。他的谦虚，和他的诚恳，都是一望而知的。
咖啡馆里已经稀稀落落，剩下没有几个人了。那些闹酒的早已离开。两个靠爱情做生意的可怜虫也已经回到他们肮脏的寓所。不时走进来一个满脸倦容的人要一杯啤酒和一块三明治，或者一个好象还没有完全睡醒的人要一杯咖啡。都是些脑力工作者。一个是值完夜班回家睡觉；另一个是被闹钟惊醒，一肚子不愿意去参加冗长的一天劳动。拉里似乎对时间和对周围情况都毫不觉察。我这一生中碰到的离奇事情可多着。我曾经不止一次差一点儿送命；曾经不止一次几乎做下风流勾当而且自己心里明白；曾经骑一匹小马沿着马可波罗当年通往传说中的中国那条路穿过中亚细亚；曾经在彼得堡一间整洁的会客室里一面喝俄国茶，一面听一个穿黑上衣条纹裤子的、和声和气的矮子谈他怎样暗杀一个大公；曾经坐在议会大厦一间客厅里倾听着海顿的恬静温柔的钢琴三重奏，而飞机的投弹则在外面爆炸着；但是，这些遭遇我觉得都不及眼前这样离奇：在一家花花绿绿的咖啡馆里，坐着红丝绒椅子，听拉里一个钟点接一个钟点谈下去，谈上帝和永恒，谈绝对和厌倦的没完没了的轮回。
八
拉里有几分钟没有说话。我不想催他，所以等着。接着，他向我友善地一笑，仿佛突然又觉察到我。
“当我到达特拉凡哥尔时，我发现根本不用打听西里·甘乃夏的下落。人人都知道他。有好多年他都住在深山的一个山洞里，但是，最后被人劝说迁移到平原上来，由一位施主舍出一块土地，给他造了一间土砖墙的房子。这里离首府特里几得琅有很长一段路，我花了整整一天，先是坐火车，然后坐牛车，才到达道观。在院子的进口处，我碰见一个年轻人，问他能不能见到师长。我带了一筐水果，这是通常的觐见礼。几分钟后，年轻人回来，领我到一处长轩，四周围全是窗子。在长轩的一角，西里·甘乃夏坐在一张蒙着虎皮的平台上参禅。”我在等你呢，“他说。这使我感到诧异，但是，猜想大约是我在马都拉的那个朋友跟他谈到我的。可是，当我提起这个朋友的名字时，他摇摇头。我把水果呈上，他叫年轻人把水果拿走。这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看看我，没有说话。我不记得这样的沉默有多久；可能有半小时。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的仪表；但没有告诉你他身上焕发出的那种宁静，那种善良、平和、无我的气息。我一天旅行下来，人又热又疲倦，但是，逐渐感到完全安静下来。在他没有再开口之前，我已经知道他就是我要访求的人了。”
“他说英语吗？”我打断他。
“不。可是，你知道，我学语言相当快。我已经学了不少泰米尔语，使我能在南部和人应对。他终于开口了。
“你来作什么的？”他问。
“我开始告诉他，我是怎样来印度和怎样度过这三年的；怎样根据人家传说某某人多么智慧、多么圣洁，我一个个找上门，但发现他们谁也没能给我满意的答复。他拦着我。
“这我全知道。用不着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
“希望你做我的师傅，”我回答。
“只有大梵才是师傅，”他说。
“他以一种古怪的神情死命盯着我瞧，后来，突然身体变得挺硬，眼睛象是转为内视，看得出他的人进入印度人叫做的人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物我之分开始消失，人成为绝对知识。我盘膝坐在地上，面向着他，心怦怦跳。经过了不知多久时间，他叹口气，我知道他已经恢复正常知觉。他以慈爱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住下吧，”他说。“他们会告诉你住宿的地方。”
“他们拨给我的住处就是西里·甘乃夏初次来到平原时住的那间土砖墙房子。他现在日夜住的长轩是在他的门徒聚集得越来越多，和有更多的人慕名而来之后兴建的。为了不至引人注目，我改穿了舒适的印度服装，而且皮肤晒得黝黑，除非你特别注意到我，否则，很可能把我当作是本地人。我读了许多书：一个人思索；在西里·甘乃夏高兴讲话时，听他讲。他不大讲话，但是，你有问题问他时，他都愿意回答。听他讲话，真使人振奋；听上去就象音乐一样。他自己虽则在年轻时持戒律极严，但并不要求自己的门徒照做，只是劝导他们摆脱私心、情欲、声色的奴役，告诉他们通过静穆、克制、谦虚、退让，通过专心致志，通过对自由的孜孜向往，他们就可以得到解脱。人们常从三四英里外的一个镇市赶来求他；那儿有一座著名的庙宇，每年都有大群的人来赶庙会；人们从特里凡得琅来，从辽远的地方来，把自己的苦难告诉他，向他请教，听他的教导；离开时，全都胸怀舒畅，心定神安。他的教导很简单。他教导说，人都比他自视的为高，而智慧是解脱之道。他教导说，要脱离苦海并不一定要出家，只要去掉一个我字。他教导说，行事不怀私心使心地纯洁，责任为个我并人大我提供机会。但是感人最深的并不是他的那些教导而是他的为人，他的慈祥，他的气度，他的圣洁。只要能见到他的面，就是福气。同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幸福。我感到终于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的。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日子过得想象不到地快。我打算住到他死为止，因为他告诉我们，他不打算在这躯壳里呆多久了，不然就是等我有一朝大彻大悟，那就是终于冲破愚昧的藩篱并且深信不疑自己与绝对合而为一了。”
“那么这下面呢？”
“这下面，如果他们讲的话局实，就没有可说的了。灵魂的尘世旅程就此结束，永不再来。”
“西里·甘乃夏死了吗？”我问。
“以我所知，还没有死。”
他说时看出我问这话的用意，轻微地笑了一声。经过片刻迟疑之后，方才又说下去，可是，说话的派头使我起先以为他想避免回答我在口边上的第二个问题，那当然是指他有没有达到大彻大悟。
“我并没有一直住在道观里。我有幸认识当地一个森林管理员，他的住处就在山脚下一个村子边上。这人最笃信西里·甘乃夏，在公务之暇，总要来跟我们盘桓两三天。人非常之好，和我们一谈半天。他喜欢找我练习英语。和我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告诉我森林管理所在山上有间小屋子，哪一天我想一个人上山去住住，他就把钥匙交给我。我有时候去那里。路上要走两天；先坐长途汽车到森林管理员的村子，下面只好步行，可是，到达之后，那种庄严，那种幽静，真是壮丽。我把所能携带的东西装在一只背袋里，雇了个脚夫替我扛食物，一直呆到粮食吃完为止。那只是一所用树桩钉成的小屋，后面有一间烧饭的地方；家具除掉一只可以放一张席子的支起架床，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外，别无长物。山上很风凉，有时候，晚上升个火，倒也受用。想到二十英里之内渺无人烟，不禁感到惊心。晚上常常听见虎啸或者象群穿过丛莽的嘈杂声。我常在森林中走得很远。有一个地方是我最喜欢坐的，因为坐在那里全山景色都映人眼帘，还可以俯眺下面的湖水。在黄昏时刻，许多野兽，如鹿、豕、水牛、象、豹都来饮水。
“我呆在阿什拉玛刚满两年之后，就到我山上那个隐居的地方去住；我去的理由，你听了也许会好笑，我要在那边过我的生日。我在生日的前一天到达那里。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就醒来，想去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个地方看日出。那地方我闭着眼睛也摸得到。我坐在一棵树下等着。当时还是黑夜，但是，星儿淡了，说明白天就要到来。我怀着一种古怪的期望心情。光线开始一点一点地，几乎使人觉察不到，缓缓透过黑暗，就象一个神秘的身形蹑足穿过树丛。我感到心跳，就象碰到危险似的。太阳升了起来。”
拉里停了一下，嘴边露出苦笑。
“我不会形容，那些写景的字眼我全不会使用，我讲不来，不能使你亲眼看见破晓时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片壮丽景色。那些满布茂密林莽的群山，晓雾仍旧笼罩在树顶上，和远在我脚下的那座深不可测的大湖。太阳从山峦的一条裂缝中透进来，照耀得湖水象灿银一样。世界的美使我陶醉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快意，这样超然物外的欢乐。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一种震颤从脚下起一直升到头顶，人好象突然摆脱掉身体，象纯精灵一样分享着一种我从来没有意想到的快感。我感到一种超越人性的知识掌握着我，使得一切过去认为混乱的变得澄清了，一切使我迷惑不解的都有了解释。我快乐得痛苦起来；我挣扎着想摆脱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人就会立刻死掉；然而，我是那样陶醉，又宁可死去而不愿放弃这种欢乐。我有什么法子告诉你我那时的感觉呢？没有言语能够形容我当时的幸福心情。等我恢复到原来的我时，人变得精疲力竭，而且在发抖。我睡着了。
“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走回我的小屋时，人是那样的轻松愉快，好象脚不沾地一样。我给自己弄点吃的，我真的饿了，并且点上烟斗。”
拉里这时也点上烟斗。
“我不敢认为这是我，伊利诺斯州麻汾镇的拉里·达雷尔所得到的启示，而别人穷年累月苦行苦修到今天还没有到手的。”
“你为什么不认为这只是一种催眠状态，是你当时的心情，加上你的孤寂，破晓时的神秘气氛和你脚下那片灿银的湖水，造成的呢？”
“那是由于它的极端真实感。说实在话，它就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的神秘主义者所获得的那类经验。印度的婆罗门，波斯的苏非，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只要他们想要形容那无法形容的境界，使用的语言都差不多。这种境界的存在是无从否认的；唯一的困难在于解释。是不是我一时间和绝对合为一体，还是潜意识里的一种亲力（我们全都有这种潜在亲力）流进普遍精神所致，我也说不了。”
拉里停了一下，向我嘲弄地看了一眼。
“还有，你能用拇指碰到你小指头吗？”他问。
“当然能，”我笑着说，并且当场做给他看。
“你可知道这只有人和灵长目动物能够做到？由于拇指能够和别的指头相对，手才成为现在这样可爱的工具。这种能够和别的指头碰到的拇指，当它还在雏型时，会不会只在个别的人类祖先和大猩猩中才有；它之成为人类的共同特征只是经过无数世代发展的结果，会不会呢？而这类和绝对合为一体的经验，过去为许多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会不会指向人类意识的一个第六感觉的发展方向，即在遥远遥远的将来，它将成为人类共同的感觉。人类将如现在感到感官事物一样，直接感到绝对呢？这至少是可能的。”
“如果那样，你指望会对人类有什么影响呢？”我问。
“我无法告诉你，就如同那第一个能将拇指碰到小指的人，无法告诉你这点细微动作将蕴涵多少重大后果一样。我只能告诉你，那片刻陶醉时抓住我的浓郁的宁静、欢乐和安泰感仍旧留在我心里，那种第一次使我眼花缭乱的宇宙美丽境界，现在仍旧同样鲜明生动。”
“可是，拉里，你关于绝对的见解肯定会逼使你认为世界和世界的美只是幻觉--是玛雅一手造成的。”
“认为印度人把世界看作是幻觉，这是错的；印度人并不如此；他们只说世界的真实和绝对的真实不能同日而语。玛雅只是那些热衷的思想家编出来的，借此解释无穷怎样创造有穷。沙姆卡拉，他们里面最聪明的一个，断言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谜团。你知道，困难在于解释为什么婆罗门要创造世界。婆罗门是存在、福泽和智慧；它是不可改变的；它一直在这里，而且永远保持静止，它什么都不缺，它什么都不需要，因此既不知道变易，也不知道争夺，它是十全十美的；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呢？你假如问这个问题，你得到的一般解答是，绝对创造世界是闹着玩的，并不带有什么目的。可是，当你想到洪水和饥谨，地震和飓风，想到折磨人体的一切疾病，你的正义感就会爆发出来，认为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东西当初怎么会这样随随便便就创造出来。西里·甘乃夏心地太忠厚了，所以不相信这种学说；他把世界看作是绝对的表现，而且是它的完善的泛滥。他教导说，神没法子不创造，而世界则是神性的表现。我问他，既然世界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主宰的本性表现，为什么它是这样的可恨，使众生的唯一合理出路就是摆脱它的束缚。西里·甘乃夏回答说，尘世的满足都是暂时的，只有无限能提供持久的快乐和幸福。但是，时间的没完没了并不能使善更加善些，也不能使自更加白些。如果中午的蔷薇失去它在清晨时的娇美，它在清晨时的娇美仍然是真实的。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个完，我们除非是傻子才要求事物永久不变，但是，如果我们不抓着手里的东西及时享受它，肯定说我们就更傻了。如果交易是事物的本性，我们会认为把这一条作为人生哲学的前提，是最合情合理了。我们谁也不能两次濯足于同一的河流，然而，河水流去，继之流来的水仍旧一样清凉沁人。
“往昔雅利安人初次来到印度时，把我们知道的世界看作只是不可知世界的表象；但是，他们欢迎这样一个世界，觉得它窈窕多姿。只是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当征伐的劳累和困人的气候消磨掉他们的活力，使得他们成为异族大举入侵的俎上肉时，他们方才仅仅看见人生的丑恶一面，并且渴望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特别是我们美国人，慑于腐朽、死亡、饥渴、疾病、衰老、愁恨和虚幻呢？我们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当时，我坐在自己的小木房子里抽着烟斗时，觉得自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精神。我觉得体内有种力量急于要扩展出来。要我离开世界，住进一个修道院，我决计不干；相反，我要生活在世界上，爱这世界上的一切，老实说不是为它们本身，而是为了它们里面的无限。如果在那几次的片刻陶醉中，我的确和绝对合为一体，那就如他们告诉我的，什么都不能伤害我，而当我清算了今生的前因后果之后，我就不会再回到世界上来。一想到这里，我不禁充满惶惑。我要投生，投生再投生。我愿意接受形形式式的生活，不管它是怎样忧伤痛苦；我觉得只有生生不息，一个生命接一个生命，才能满足我的企求，我的活力，我的好奇心。
“第二天早上，我动身下山，于次日到达道观。西里·甘乃夏看见我穿上西服感到诧异。那些衣服是我上山时在森林管理员那所小屋子里换上的，因为山上比较冷；下山时也没有想起要换掉。
“师傅，我是来告别的，”我说。“我打算回家乡了。”
“他没有开口。和平时一样，他盘膝坐在铺着虎皮的禅床上，前面火钵里点了一支香，空气里微微闻得见一点香味。跟我第一天看见他时一样，他只是一个人。他凝神盯着我看，好象一直看到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懂得了。
“这样好，”他说。“你离家太久了。”
“我朝他跪下，他为我祈福。当我站起来时，我的眼睛湿了。他是一个高尚圣洁的人。我将永远以认识他为荣。我和院中那些修士一一告别；他们有些已经修道多年，有些是在我之后来的。我把自己的一点衣物和书籍留下，觉得说不定对他们有用，于是把背包扛在肩上，穿着我到达时的旧长裤和褐色上褂，戴一顶破帽子，步行回到镇上。一星期后，在孟买搭上一条船，在马赛上了岸。”
我们两人都沉默下来，各自在思索；可是尽管我已经十分疲倦，有一件事我还是急切地要问个明白，所以最后还是我开口。
“拉里，老弟，”我说，“你这次长时期的探索是从恶的问题开始的。是世界上有恶的存在使你孜孜以求的。可是，谈了这半天，你对这个问题连一个初步答案也没有提到。”
“也许就没有什么答案，也许我不够聪明，因而找不到答案。罗摩克里希那把世界看作是神的一种游戏。他说，”世界就是游戏，在这种游戏里，有乐有忧，有道德亦有堕落，有知识亦有愚昧，有善亦有恶。如果罪恶和痛苦在创世时就被完全排除掉，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吗？“我将以全力否定这种说法。我能提出的最好设想是，当绝对在这世界上表现为善时，恶也自然而然联带着出现。没有地壳灾变的那种无法想象的恐惧，你就决不会见到喜马拉雅山的壮丽景色。中国烧瓷的匠人能够把花瓶烧得象蛋壳一样薄，烧得造形那样优美，点缀上美丽的花饰，着上迷人的色彩，涂上粲然的光泽，但是，由于它的本质是瓷，他就没法改变它的脆弱性。如果失手落在地上，它就会变成许多碎片。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珍视的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事物，只能和丑恶的东西共同存在，你说是不是呢？”
“拉里，这是一个很别致的想法。我觉得并不怎样令人满意。”
“我也不满意，”他微笑说。“顶多只能说，既然得出某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一个人就只能尽力而为。”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有一件工作要在这里做掉，然后回美国去。”
“回去干什么？”
“生活。”
“怎样生活？”
他的回答很冷静，但是，眼睛里闪出一种好笑的神气，因为他料准我会完全意想不到。
“不急躁，对人随和，慈悲为怀，丢掉一个我字，不近女色。”
“高标准！”我说。“那么，为什么要不近女色？你还年轻；女色和吃饭一样是人这个动物最强的本能，你这样抑制它是否明智呢？”
“所幸的是对我说来，接近女色只是寻欢作乐，而不是出于生理需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印度的那些哲人主张不近女色可以大大增强精神的力量，这话说得再确当没有了。”
“我还以为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在肉体需要和精神需要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呢。”
“印度人认为这恰恰是我们西方人所没有做到的；认为我们有了许许多多的发明，许许多多的工厂和机器以及生产出来的商品，总想把幸福建筑在物质上，但是，幸福的取得并不靠这些，而是靠精神。他们而且认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毁灭的道路。”
“你以为美国那种地方对实现你的理想适合吗？”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适合。你们欧洲人一点不理解美国。因为我们积聚了大笔财富，你们以为我们只是要钱。我们一点不要钱；我们一有钱就拿来花掉，有时候花得好，有时候花得不好，但我们总是花掉。钱对我们说是不在话下的，它只是成功的象征。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是认为我们把理想放错了地方，我认为一个人能够追求的最高理想是自我的完善。”
“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拉里。”
“这种理想值不值得人努力去实现呢？”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以你这样一个人，对美国这样一个贸贸匆匆、忙忙碌碌、目无法纪、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族会有什么影响呢？这无异想要赤手空拳阻止密西西比河的河水不流。”
“我可以试试。是一个人发明轮子的；是一个人发现引力的定律的。没有一件事情不会产生影响。你把一粒石子投入池中，宇宙就不完全是它先前那样子。把印度的那些圣者看作生无益于时，是错误的。他们是黑暗中的明灯。他们代表一种理想，这对他们的同类是一帖清凉剂；普通的人可能永远做不到，但是，他们尊重这种理想，而且生活上始终受到它的影响。一个人变得纯洁完善之后，他的性格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使得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很自然地去接近他。如果我过着给自己安排的那种生活，它也可能影响到别人。这种影响也许并不比石子投入池中引起的涟筋影响更大，但是，一道涟漪引起第二道涟漪，而第二道又弓愧第三道涟漪；很可能有少数几个人会看出我的生活方式带来幸福和安适，而他们也会转而把自己所学到的传给别人。”
“我不知道你可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人作对，拉里。要知道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过去用拉肢架和火刑架镇压他们害怕的意见，现在早已放弃不用了；他们现在发明了一种更恶毒的毁灭武器--说俏皮话。”
“我这个人相当顽强，”拉里微笑说。
“好吧，我只能说你有点个人收益总算有你的狗运。”
“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如果不是靠这点钱，我就没法象过去那样天南地北地跑。可是，我的学徒阶段结束了。从现在起，它将成为我的包袱。我要扔掉它了。”
“这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事。你打算过的那种生活之所以可能，唯一靠的就是经济上不仰求别人。”
“相反，经济上不仰求别人，将使我计划的那种生活成为没有意义。”
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来。
“这对印度那些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也许很合适；他可以在树下过夜，而那些虔诚的人，为了结缘，都很愿意把他的讨饭钵子装满吃的。可是，美国的气候对露宿是很不相宜的，而且我虽然不敢自命对美国十分了解，至少有一件事是美国人全都同意的，就是要吃饭就得工作。可怜的拉里，恐怕你还没有起步，就会被人当作流浪汉抓到教养院去了。”
他大笑。
“我懂。人得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我当然要工作。我到达美国之后，将要设法在汽车修配厂找一个工作。我是个相当好的机械工，想来这不大困难。”
“这一来，你不是把本来可以派用场的精力浪费掉？”
“我喜欢体力劳动。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看书看不下去了，我就从事一个时候体力劳动。我觉得这样能使人精神振作起来。记得有一次，我读斯宾诺莎传，读到这位哲学家为了糊口不得不打磨镜片，作者非常愚蠢地认为这对斯宾诺莎是很大的折磨。我敢说这对他的理智活动只会有好处。别的不谈，单单使他暂时不去苦思苦想那些哲学问题，也就够了。当我冲洗车子或者修理汽化器时，我的脑子是不去想什么的，而当我把手里的活做完之后，我会有一种乐滋滋的味儿，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事情。当然，我不会在一个汽车修配厂永远呆下去。我离开美国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得重新熟悉它。我将设法找一个卡车司机的工作。那样的话，日子长了，我就会把美国全都跑到。”
“你大约忘记钱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节省时间。生命太短促了，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那样多，所以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比如说，你从一个地方徒步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不坐公共汽车，又如搭公共汽车而不坐出租汽车，你将浪费多少时间？”
拉里笑了。
“讲得很对，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出租汽车来解决这个困难。”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将在纽约定居下来，别的理由不说，还因为纽约拥有最大的图书馆。我只需要很少一点生活费；我对住宿的地方毫不在乎；一天只要吃一顿饭就够了；等我把美国要返的地方全逛到了，我将会省下一笔钱来买一部出租汽车，自己当司机。”
“你应当关起来，拉里，你疯了。”
“一点不疯。我很懂事，也很实际。当一个出租自己的汽车的司机，我每天开车子的时间只要够我的食宿和车于的折旧就行了。其余的时间可以用来从事别的工作。如果有什么急事要上哪儿去，就可以开自己的出租汽车去。”
“可是，拉里，一部出租汽车和政府公债一样也是财产，”我故意说这话逗他。“而占有一部出租汽车，你就是一个资本家。”
他大笑。
“不然。我的出租汽车只是我的劳动工具，无异于托钵僧的手杖和食钵。”
这样打趣一番之后，我们的谈话中止了。我久已看出，咖啡馆里的客人愈来愈多了。一个穿晚礼服的人离我们不远坐下，叫了一份很丰盛的早餐；他那疲倦而带有满足的面容，说明他过了一夜风流，现在口想起来还有余味。几位老者，由于年纪大睡觉少，都起身很早；他们一面一本正经地喝牛奶咖啡，一面从深度眼镜里读着晨报。年纪轻一点的人，有的衣冠楚楚，有的穿得破烂，匆匆走进来，三口两口吞下一只面包，喝掉一杯咖啡，就赶往写字间或者店铺去。一个干瘪老太婆挟了一捆早报进来到处兜售，但是，看上去好象一份也没卖掉。我从大玻璃窗户望出去，看见天色已经大亮。一两分钟后，电灯全都熄掉，只有这家大咖啡馆的后面一半还开着。我看看表，已经七点过了。
“来点早饭怎样？”我说。
我们吃了油炸面包和牛奶咖啡；油炸面包是新出锅的，又热又脆。我人很疲倦，没精打采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但是，拉里却象平时一样精神，眼睛奕奕有神；光滑的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看上去顶多只有二十五岁。咖啡使我振作了一点。
“容许我给你一点忠告，拉里。我是不大给人忠告的。”
“我也不大接受人家的忠告，”拉里回答，咧开嘴一笑。
“在你处理掉你那一点点财产之前，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因为一旦脱手之后，就永远不会回来。说不定有一天你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别人迫切需要钱用，那时你就会后悔莫及，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他回答时，眼睛里带有嘲笑的神气，但是，丝毫不含恶意。
“你比我把钱更加看得重。”
“我很重视，”我直率地回答他。“要知道，你一直有钱，而我并不如此。钱能够给我带来人世上最最宝贵的东西--不求人。一想到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够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真是开心之至，你懂吗？”
“可是，我并不要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而如果我要骂的话，也不会因为银行里没有存款就不骂。你懂吗，钱对你说来意味着自由，对我则是束缚。”
“你是个讲不通的家伙，拉里。”
“我知道。这没有法子。反正时间还早着，我要改变主意，尽来得及。我要等到明年春天才回美国。我的画家朋友奥古斯特·科泰把萨纳里的一所村舍借给我，我打算在那边过冬。”
萨纳里是沿里维埃拉的一个不大出色的海滨休养地，介于班多尔和土伦之间。艺术家和作家不喜欢圣特罗佩那些花花绿绿的宗教仪式的，常到这里来。
“那地方就象一潭死水那样了无生气，你如果不在乎这一点就会喜欢它。”
“我有事情要做。我搜集了一大堆资料，预备写一本书。”
“写的什么呢？”
“写出来后你就会知道，”他微笑说。
“书写成之后，你假如愿意寄给我，也许我可以设法替你出版。”
“你不用费心。我有几个美国朋友在巴黎办了个小小的出版社。我跟他们谈好替我印出来。”
“可是，这样出版一本书很难指望有销路的，而且不会有人给它写书评。”
“我不在乎有人给它写书评，也不指望出售。书的印数很少，只预备寄给我的印度朋友和在法国的少数可能对它感觉兴趣的人。它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写它出来只是为了把搜集到的资料处理掉，而出版它是因为我觉得只有印出来才能弄清楚它是什么货色。”
“这两条理由我都懂得。”
这时我们的早饭已经吃完，我叫侍役开帐。帐单来时，我把它递给拉里。
“你既然打算把你的钱全部送光，老实不客气，这顿早饭要你请了。”
他大笑，把钱付掉。坐了这样久，我人都僵了；走出咖啡馆时，觉得两胁在痛。秋天早晨的空气非常新鲜，人很好受。天是蓝的，德·克利希大街在夜里是那样一条肮脏的通道，现在却显出一点活泼气象，就象一脸脂粉的消瘦妇人走着女孩子的轻快脚步，看去并不讨厌。我向一部过路的出租汽车打一个手势。
“带你一段路怎样？”我问拉里。
“不用。我预备步行到塞纳河边，找一处洗澡的地方游泳一下，以后还得上图书馆去，我有些东西要查。”
我们拉了手。我望着他的两条长腿大踏步走过马路。我这块料可没有他硬挣，所以坐上出租汽车回到旅馆。走进起坐间时一看，已经八点过了。
“一个年纪大的人在这个时候才回家，”我向玻璃罩里的裸体女子不以为然地说；一八一三年以来她一直就横陈在时钟上面，身体的位置在我看来极端不舒服。
她继续望着自己在镀金铜镜里的镀金铜脸，而那座钟的回答只是：滴答、滴答。我放了一盆热洗澡水；一直泡到水不太热时，方才把身体擦干，吞下一片安眠药，把瓦勒里的《海葬》带到床上去看（书刚巧放在床头柜上），一直看到睡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