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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斯特科夫在自己家中的办公室桌旁坐着，打量那个走来走去的古罗夫，默不作声。
“毫无疑问，我犯了一次错误，没有正确地估计情势，不过我和从前一样，我还不了解情况。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您的女儿不会有任何危险。”
主人激动地望着还有点文雅的客人，他在地毯上心平气和地走来走去，高谈阔论，似乎并没有绑架任何人，而是发生了一桩无足挂齿的事件。
“为什么您不让我知道在巴黎发生的事故呢？”尤里·卡尔洛维奇情不自禁地模仿侦查员平静的语调。
“您和夫人会感到激动不安，但是您并无法影响事件的发展。”
“我可以叫人挽住尤里雅的手陪同她走到家里来。”主人的话语声变得尖锐了。
“假定说，”古罗夫在打开的酒吧间旁停步了，他决意喝他一杯伏特加酒或者忍住不喝饮料，“假定说眼前您的女儿在家里。我始终无法了解敌情或估计不足。明日或后日尤里雅将会被人家拐走的。但无论这些人是谁，他们做了一件错事，他们会明白操之过急了。我们查清楚了那个和尤里雅一同出走的男人的特征，并且认得那辆小汽车。”
“我说一句蠢话，今天有一个作案的人，明天还有另一个，他们偷走了汽车，用用汽车，之后就会把它扔掉。”
古罗夫也激怒起来，如果上司说出这样的蠢话，密探会指出他的错误，让这个能说会道的人知道自重。但是这个人向他人求援，支付了金钱，要怎样和他谈话，就不知道了。说起来倒也容易，应该挽住姑娘的手，把她送到家里来。而以后怎么办呢？不准她从家里出去，或者挽着她的手走，行吗？敌人已经暴露了一个自己的同伙，根据记述来推测，决不会是一个普通人。他们偷走了汽车，用用汽车，就把它扔掉了？试问，调动了几个人？这些人究竟是谁？偷走的汽车的利用是犯罪行为的典型方式，代表会议厅的穿行是特工机关采取的行动，调查陌生人的外表举止和风度是一种特殊任务，决不是犯罪行为。
“您干嘛不作声呢？”戈尔斯特科夫忍耐不住。
“我想，”古罗夫回答，又开始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不管上帝怎么办，什么都会好起来。敌人追求什么目的呢？今天我们能够推测的只是另一种办法，强迫您做出您不想做的某种行为。当我们确定了目标，就可以弄清敌人的行踪。只是一个人物的排除，决不能消除危险性和罪行重犯的可能性。您女儿的解救……”
“您使问题复杂化了，”主人毅然决然地说，“一个人渴望权力和金钱，这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他们想夺走我的钱财，那么我决意付出这笔款项，并且了结这个问题。”
“而竞选运动在这里毫无关系吗？”
“我未向竞选运动提供过，也决不提供任何款项。我知道会有这样的谣言，但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但是这种巧合更会使人提高警觉，”古罗夫反驳。“您应该明白，与您故对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而是整个组织。他们在最近几天之内会把尤里雅送回来，他们为什么要劫持她呢，我一点也不知道。不熟悉敌情和行动指南便不能作战。”
“谁写警告信？您有初步的看法吗？”
“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个人是你们的盟友，或许他们是你们的敌人的对手中之一员。”
“这都是一样。”
“决不是，”古罗夫冷笑一阵。“你们的敌人的对手也可能是你们的对手。”
“我不说，您知识渊博，而且充满着乐观情绪。”
“我感到遗憾，看来，我的时代过去了，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古罗夫沉默半晌，勉强地继续说话，他再也没有他所固有的敌意了。“您要明白，尤里·卡尔洛维奇，每个人都在给他指定的一段时间之内生活，富有成效地工作。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在刑侦局供职，当时审讯的是另一些罪犯，社会上的气氛迥然不同。一切都变得太快了，也许我太落伍了。我已经着手调查您的意外事件，一定要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但是我不熟悉您的情况，不了解您的生活，您周围的人、您的需求，而您——不是尤里雅——就是犯法行为的对象。您的女儿只是犯法行为的工具，不过，假如不熟悉您的情况，我很难了解犯人的性情和意图。至于金融和政治，我只是以略识门径者的水平来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
戈尔斯特科夫几乎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他拱起强而有力的肩膀，用两只宽阔的手掌支撑在桌上。
“我觉得好像很阴暗，您使一切复杂化。金融和政治只是看起来很复杂。原始的本能——追求权力的欲望，在这个范围推动着人们前进。”
“是的，是的，”古罗夫表示赞同地点点头。“您别感到受委屈，我正是想把这种思维称之为肤浅的思维。您在自己的领域里是个具有高级职业技能的人，但是您不能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我，正像我不能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您一样。为了要到达顶峰，甚至在有天才的条件下人的一辈子还是不够的。而您真愿意作什么解释，就讲吧。您想起来简直痛心，硕士。”
古罗夫忽然哈哈大笑了。
“好吧，让我们着陆吧。我相信，他们很快会把女儿还给您，因为他们所力图获得的不是敌人，而是您这个盟友。我们都玩耍过这样的魔术，不外乎是以武器威胁，卖弄地活动自己丰满的肌肉，我们希望好好地解决一切问题，万一不得已，我们也可以这样办。”
电话铃响了，主人飞快地取下听筒：
“是我！”
“爸爸，你好，这是我！你们想必非常焦急不安？根本用不着，我还活着，身体很健康，我一切都好，明天就要回家了。”
“尤里雅，给我电话号码？你从谢列梅季耶沃跑到哪里去了？”戈尔斯特科夫真想生气地说话，但是他没法控制住自己，高兴极了。“你在哪个地方？立刻回家吧！”
古罗夫一面用电话分机倾听他们谈话，一面点头。
“父亲！我已经有二十四岁了！我在航空站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把我抢去成亲了。我真会发笑！我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幢别墅里。”
古罗夫用手掌遮住听筒并且说：
“请您问她的电话号码。”
“女儿，很好，你总算露面了，谢天谢地，怎样跟你打电话呢？”
“这里的电话机已经坏了，所以没有立刻给你打电话，现在我是在公用电话间跟你通话。吻我母亲，我在明天午饭前回来。”
戈尔斯特科夫奔放地给他自己画十字。
“她仿佛有几分醉意。列夫·伊凡诺维奇，您是个天才和预言家。”
“只是个以侦探为职业的人，”古罗夫拿起一只早就摆在他面前的酒杯，自言自语地补充说：“小姑娘所说的话从头到尾都是谎言。究竟是谁干出这种种可笑的事来，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二月十日，星期六，古罗夫在自己家中召集了他的一小分队人。斯坦尼斯拉夫对这件事表示不满意。
“列夫·伊凡诺维奇，不应当把自己的房子变成秘密住所，”当全体战友都到齐了，他说道：“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会面。不必虚构传奇故事……”
“你别唠叨吧，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打断他的话，“今天是星期六，伙伴们要开通行证。虚构什么传奇，谁相信呢？”
“人人都晓得你的地址，这样的老兵会议是不会不被注意的，”克里亚奇科不满地反驳。
“怎么，一些从前的密探在星期六集会，喝一杯酒就不允许吗？”伊里亚·卡尔采夫问道。
根纳季·维特金、格里戈利·柯托夫、华连廷·聂斯捷伦科、鲍里斯·加弗里洛夫四个人分别坐在客厅里的皮沙发上，他们都是头一次到古罗夫家里来做客，都带着抑制不住的好奇心环顾四周。克里亚奇科和卡尔采夫走进了厨房。主人跨在凳子上，用下巴顶住高高的椅背。
“应当承认，我们开始干的时候相当软弱。”古罗夫说。
“你不要嘴甜手辣，列夫·伊凡诺维奇，”聂斯捷伦科嗫嗫地说了一句。“我们开始干的时候简直不像样，很难想出什么好办法。我和伊里亚在巴黎失败了，在谢列梅季耶沃也失算了。对不起。”他向古罗夫点点头，“我知道，你不喜欢俄罗斯民间语言。”
“很正常，华连廷，你随便说呗。我本人说得够多了。斯坦尼斯拉夫！伊里亚！请到这里来，我们并不是为了吃喝才聚集起来的。”
不管主人提什么意见，克里亚奇科还是端来了一盘夹心面包和一瓶伏特加酒。卡尔采夫摆好了玻璃酒杯。当他们斟了伏特加酒，每个人饮了一口，侦察员们轻蔑地朝那几份食物扫了一眼，谁也没有伸出手去。
“一星期以前尤里雅回家了，我们不知道，她每昼夜待在什么地方，谁把她从航空站接走，是为了什么目的。你们是因循守旧的密探，想想看并且说出任何荒诞的见解，可是不要哑口无言。”
“她害怕父亲来接她，可是来迎接她的是她的情人，他们悄悄地溜走了。”男孩模样的鲍里斯·加弗里洛夫说完这句话便转过身去。
“很好，还有什么吗？”古罗夫拿起一个夹心面包，开始咀嚼。
“我们在巴黎，也在航空站留下脏脚印，”聂斯捷伦科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我们。”
“我赞成，华连廷，所以暂时不要去管她。不过，他们为什么把她带走？带到哪里去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可你不想跟她谈谈吗？”柯托夫问道。
“她父亲反对，但是问题不在他身上，我认为公开谈话没有啥好处，甚至是很危险的。”古罗夫回答。“根纳季，你手上有尤里雅在巴黎认识的那个小伙子的资料吗？”
“维克多尔·维尔丁，二十六岁，单身汉，住在图欣诺的一栋单间住宅中，有一辆‘日古力’牌小轿车，适当地加以利用，时常带着小女孩玩耍，相当朴素地生活，买卖伏特加酒，好像是……必须核查。他有点什么不对头。”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在近处看见尤里雅，你根本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她不是麻醉剂成瘾者吗？想起问一下。”克里亚奇科问道。“要知道，有人在巴黎给少女注射过麻醉剂。”
“并不像，”古罗夫不是很有把握地回答。“我的头脑里出现过这种想法，斯坦尼斯拉夫。她是个具有运动员特征和体型的女郎，看看脸色和眼睛就明了。可以检查，但是宁可不进行。现在这不是主要问题。谁千方百计想把她弄到手，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是个十分好奇的……”
“而且是个普通的……”
“伙伴们，哪有工夫开玩笑，可是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古罗夫站立起来，在房间里走一走。“因为我们都不是最聪明的人，所以有一个我们猜不中的计划。但是我们也无法了解，谁真正与我们为敌？”
“这不是犯罪，正在活动的是特工机关，”聂斯捷伦科坚决地说。“有人说特工机关会亮相，那就会使执政者名誉扫地，所以你的反驳是站不住脚的。今天有许多特工机关，主要是可以假定，拟订计划的发起人也力图这使今日的当局名誉扫地。总之，列瓦，这种工作不合我的心意。”
“你醒悟过来，现在还不迟，华连廷，是吗？”克里亚奇科问道。“火车已经开动了，在办理我们的案子的时候，谁也不能在火车运行中跳下去，溜之大吉。没有这样的规矩。”
“而您，从前的上校先生，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只是从事精神教育方面的活动，是吗？”鲍里斯·加弗里洛夫很感兴趣，他的一只金牙凿闪现出一道微光，窃贼般地咧嘴大笑。
古罗夫默不作声，谈话时不插嘴了。
“你干嘛冲了过来？我为啥要后退呢？”聂斯捷伦科把一只酒杯中的酒倒进另一只酒杯中去，喝完两份酒。“说了，不喜欢，令人憎恶，我从来不去研究政治。而我是密探，把挽索套在自己身上了，我就得拉车。列夫·伊万诺维奇，你在问，我们和谁建立联系呢？我替你回答：和特工机关建立联系。但是它暂时只有通过自己的代理机构来进行活动。所以它不怕在巴黎暴露一个小伙子，在航空站暴露一个男人。而在巴黎的另外两个人是由另一个机关派来的，所以他们彼此都不认识。”
“好样的，华连廷，很相似。只不过是有点儿不协调。”古罗夫说道。
“我知道，我不能回答！”聂斯捷伦科长时间地破口大骂。“两个机关同时靠着一个人。我也不相信这样的巧合。”
“你们，上校先生们真是聪明透顶了，让个傻瓜说话吧，”伊里亚·卡尔采夫用手掌摸摸脸，咳嗽几声清清嗓子，“今天我们俄国出了一个大胡子，所以你们的逻辑不恰当，应该比较简单地思考。”
“说得对，伊里亚，要裁去一部分上级，”克里亚奇科发出了冷笑。“我懂得你的想法，支持你。右手不知道左手正在做什么。约莫出现了三十个总统候选人，这里既没有什么秩序，也没有什么逻辑，所以用不着去寻找他们。”
“假定说，”古罗夫打断朋友的话，“无论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必须了解情势。华连廷是对的：统治上层的金钱绰绰有余，因此统治者们对戈尔斯特科夫不感兴趣。但当人人被收买，人人被出卖的时候，特工机关里就会有一些奉行另外方针的人。”
“在我们的极亲爱的密探组织中告密者就不少于任何场所，我们都必须少管闲事，保持沉默。”根纳季·维特金说，同情地望着朋友们，“我们过着美好的生活，决不能轻信任何人。”
“我有一个人，我可借助他来试试看找到那个从航空站带走小姑娘的活动家，”古罗夫说，他意中指的是反间谍机关的上校库拉根。
他们在一间坐落于通往特维尔大街的小巷中的十分简陋的咖啡馆里会面了。两个上校差不多是同龄人，古罗夫比库拉根大四岁。虽然他们之中有一人在反间谍机关工作，而另一人在地方民警机关工作，但是今天他们实际上都从事着同一种工作——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制止有组织的犯罪现象，如果无法根除，哪怕就是吓唬吓唬贪污受贿的官吏也行。他们不是莫逆之交，但在很早以前便交上朋友了，有时候他们在平行的，甚至是纵横交错的工作上共事。
侦查员们点了一份枯萎的生菜，一片猪肉，矿泉水和咖啡茶，这使女招待感到失望，她对那些贫穷的顾客毫无兴趣。
“你打了电话，即是说，你执白棋，请先走吧，”巴维尔·库拉根说，他极其敬重同事，感激古罗夫在职务上提拔他，只是在不久以前他才开始用“你”这个人称和知名的密探谈话。
“我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会怎样说呢，巴沙，你还没有学会对待人们的正确态度。我打电话，是请你来见面，即是说，我有着某种需要，你应当减轻我的任务。”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不需要什么吗？也许要泄漏一两件国家机密吗？”巴维尔微微一笑。
“你不要抬高自己的身价，你并不知道一至两件机密。”古罗夫交出信封后回答，“你可能认识这个小伙子。”
库拉根略微打开信封，仔细地瞧瞧那个在巴黎认识尤里雅的维克多尔的相片，之后便把它还给古罗夫。
“我的记性变得坏透了，也许见过他，可是并不是在我的走廊里。”
应该明白他所回答的话，维克多尔不在巴维尔那里，而是在“事务所”工作，所以反间谍工作人员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不是这么一回事，”古罗夫点点头，“还想起问一下，看你对这么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也不知道么？”
密探描述了那个在谢列梅季耶沃碰见尤里雅的男人，但没有提到他有一副胡须和肥大笨重的身体，他认为这是迷彩伪装。
“根据这样的特征可以辨别一百万男人。”巴维尔冷冷一笑。
“光从身材和天赋的表演技巧上，可是臆想不到‘吗呀’和‘爷啊’这些话，要会应用这些话。”
“我想想，”巴维尔说，样子变得很严肃。“你和盘托出，你忙着干什么事。”
古罗夫讲了一通，埋怨在谢列梅季耶沃出了差错，并且宣布说，用来劫持尤里雅的“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已经找到了，但是汽车却似乎始终停在车库里，为总统的警卫队服务。
“这里的事和他们毫无关系，”巴维尔说，“戈尔斯特科夫无疑是个政治家，总统周围的人谁也不敢享用那辆小轿车。”
“所以是他们用过这辆小轿车，我相信，这是车房里常有的事，他们决不会把我们领到别的什么地方去看的，他们在暗中利用汽车司机，这是一种非法的运载，只不过如此。”
“好像是这么回事，”库拉根表示赞同。“他们把这个姑娘关在啥地方？要知道他们是不是缠住了她的眼睛？”
“尤里雅在她爸爸妈妈面前撒谎，尤其不肯向我说实话。我给弄糊涂了，无法明了究竟是谁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很清楚，这个行为是反对她父亲的。他是个强而有力的男人，吓唬不倒他，廉价收买不到他。当然这一切和即将举行的选举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要做莫名其妙的游戏？姑娘坐飞机到巴黎去，就算她能飞到特古西加尔巴。戈尔斯特科夫有许多准备为他效劳的伙伴。让他们在旅行中换乘许多次飞机，使用商业机构的警卫队。他们藏起这个美人儿，就连从前的克格勃也找不到她。如果有这种联系，又有数不尽的金钱，那么问题就很荒谬可笑了。”
“他们没有考虑到这种不同的办法吗？”古罗夫问道。“不是傻瓜，甚至是个很聪明的人才能想出计谋来。他们不是在这里下跳棋，以先净手为赢。如果假定说，俄罗斯帝国的王位用抽签的办法来派定，那么在象棋比赛中就应当反对特级象棋大师，而不是在玩‘傻瓜’牌时反对束手就缚的冒险者。”
“你表达得太复杂了。我的思想简单些：当你索取不到姑娘坦白的供词时，你一步也不能离开原来的地方。你要和她周围的人们一同工作，尤里雅有女朋友吗？”巴维尔问道。
“即使她作忏悔，我也不离开原处。难道你认为，一个好流鼻涕的女孩竟会知道什么正经事么？”
“她不会知道，但是你要向前迈进一步。你在几年前向我讲过小童话，甚至万里长征也要从第一步开始启行。”
在女招待还没有拿走肮脏的盘子，摆上咖啡菜碗，离开餐桌以前，古罗夫等了一会儿。
“我不能明白，你为什么要向我讲出心事呢？”巴维尔若有所思地说。“你不需要我的忠告，你反正是不会顺从的。”
“伏尔加”牌小轿车停在咖啡馆对面，两位上校正在咖啡馆里饮咖啡，两名上尉军官则呆在小轿车中，他们抽着香烟，很有兴趣地倾听上司们谈话。
“你不需要我的忠告，是怎么回事？要检验自己的推测吗？你有一位斯坦尼斯拉夫，聪明的首长——将军随时准备倾听你的意见。”
“你不知道怎么来蒙蔽我，列夫·伊凡诺维奇。”
“对不起，”古罗夫叫那个从他旁边走过去的女招待站住，“劳驾，请您给我们每个人送一百克白兰地酒来。”
“您要喝怎样的白兰地酒？”
“普通点的，便宜点的，”古罗夫微微一笑。“今天我付钱，可是我的工资还不够用来买一部儿童推车。”
“给孙子买的。”巴维尔补充说。
“正是，”古罗夫点点头，抽起烟来，“我不是蒙骗你，巴沙，我向你传达一则重要的情报。很早就有人妨碍我去关照戈尔斯特科夫。有人说，我被邀请来检查警卫工作，我的传奇故事只能哄骗愚鲁的人们。目前有个人可能很不喜欢我。我给你的办公室挂过电话，关于我们会面的事大家已经知道了。关于我的工作斯坦尼斯拉夫和彼得中将都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了。就是这些，”古罗夫两手一摊，“你瞧，其实事情简单得很。管他呢，砖头、流弹落下来，石膏剥落了，各种各样的事都会出现。三个人，不同部门的人，一下子都对我的业务感兴趣。这个古罗夫免不了要有许多麻烦事。而你，上校，即使是三言两语，我也要向沃洛金将军汇报我们的谈话内容。”
“你没有向我讲什么具体情况。”
“当侦查员掌握什么具体情况的时候，汇报往往是很晚才动笔来写的，该跳到一边去了。”
库拉根用指头敲敲桌布，疑惑地瞥了一眼。古罗夫耸耸肩以示回答，漫不经心地微微一笑。
“你是个大流氓……”
“大流氓是没有的，你聆听讲话，否则要变成代表了。”古罗夫在桌布上画了一个圈，就是说，我们要压缩内容，结束发言了。巴维尔赞同地点点头并且问道：
“喂，你对这个姑娘打算怎么办？”
“不仅是现在，以后一辈子都要期待和追踪。”古罗夫从口袋中取出那个装有维克多尔近照的信封，摆在桌子上，用自来水笔压住它。
巴维尔责备地摇摇头，写了两个字，古罗夫把信封和自来水笔放进口袋里去，拿起了一只装着白兰地的酒杯：
“巴沙，为友谊干杯！”
“时光流逝吧！让我们干杯，预祝下一季度更快地来临，这个夏季更快地逝去。”
“我是个普通的密探，是不问政治的人，”古罗夫一饮而尽。“有人委托我保卫小姑娘，别的事情都不能动摇我的意志。当然，我也要动动脑筋。我想，谁也不需要尤里雅本身，她快要出嫁，我也要替她父亲负责。”
“但是你真的不希望前执政党回来吗？”库拉根并不知道是否有人听见他们谈话，他提出一个问题，要证明那在谈话开头就喊得很响的政治色彩是正确的。
“老实说，我不知道，”古罗夫回答。“我真的不希望他们回来，那会把我牵连到政治中去。在这个政界中我也没有自己的人，他们的纲领我一点也不明白。像所有正常的人那样，我也希望，车臣快点和俄国媾和，不要钻入印度洋里去涮衣服，不要恢复苏维埃。折断的东西决不能修复，只要一开始重新联合，就会出现血流成河的惨象。”
“可见你既反对前执政党人，也反对自由民主党人。”巴维尔作了归纳。
“而你相信他们的口号吗？不要做一个孩子气的人，巴沙。他们是正常的男人，最想掌握政权，他们根本用不着流血，用不着建立阵营。”
古罗夫十分自然地撒谎，他既不相信前执政党人，也不相信埃尔德别尔信徒，但是密探要说服窃听员们，叫他们相信他是古罗夫上校，普通的密探，他研究刑事案件，对政治不一定感兴趣。
“耶利”党领袖杜波夫·叶夫兰皮·伊巴季耶维奇还没有正式申请参与总统选举。总统已飞抵叶卡捷琳堡，人人都不怀疑，正是在总统开始执政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祖国他将宣布他决定在第二期改选时再次参选。
杜波夫是个知识分子式的人物，杰出的经济学家，很不中用的政治家。他还没有满四十岁，但是他那全秃的头顶上时时闪现出微光，他枉费心机地试图用那一绺绺稀疏的头发把它遮住。他稍微肥胖，长得不匀称，没有皮埃尔·别祖霍夫那副有魅力的强壮的身材，因为他个儿不高，而他的非凡的智慧和无可置疑的端正的品行却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他的名字，而且他的朋友们都把他称为耶利，所以这个党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他没有引人注目的匀称的体态，而且模样长得并不好看：胖乎乎的小面颊，眼睛的颜色不分明，莫如说是褐色的，时常稍微张开一点的口，仿佛他经常想发出“O”音。
在美国，人们真不会选举杜波夫为总统，在俄国，人们似乎也不准备推举他。一个聪明人，品行端正的优秀的经济学家——对他来说，这一切是不会起妨碍作用的，但是还差得很远。知识分子们崇拜杜波夫，要知道俄国还剩下多少知识分子了，而投票选举的却是人民。顺便说一句，知识分子并不喜欢到选民区去，毋宁在电视上倾听杜波夫讲话，而不会从座位上站起来拥护杜波夫。而人民听听这种候选人讲话，挥了挥长满老茧的手，人民用自己的手建设了可以建设的一切，而且打垮了可以打垮的一切，人民要说：“他不是我们的人啊！我们要振兴俄国，而这个人却带着一部未来派的作品，他说的是外国话，主要是他不会作出任何承诺。不是我们的人啊！”
只有当他——乌里扬诺夫在那一周从久加什维尔浏览一切的时候，无产者才是正确的吗？尽管用不着大惊小怪，尽管老百姓微不足道，但是得到了承诺啊！生米煮成了熟饭！土地！和平！
“好吧，谁将回忆到往事……那个星期我们由于疲惫和酒后不适有点儿失误，没关系，现在我们要抓住一个可靠的人啊！主要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让他说出明白易懂的好话啊！”
杜波夫的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是尼古拉·阿连托夫。他也有点儿候选人的怪癖，不过他是自己人，很远都能看得清。他身材高大，五官端正，善于简而明地讲话，使听众容易接受。他哪里是什么可恶的知识分子，阿连托夫擅长于同任何男人达成协议，他在上流社会的隆重的招待晚会上穿着一套晚礼服，仿佛他生来就穿着这套晚礼服似的，如果说经济学家尼古拉不是受之于天的才子，那么他也准是一个聪明人。他的朋友们构成了一部大马力的二轮马车，他们只是在一大帮人中谈论事情，据说有一回他们没有能正确地分派各人担任的角色。应该推举尼古拉·阿连托夫为总统候选人，而叶夫兰皮·杜波夫就会变成一个杰出的总理。无论人们怎样对待杜波夫，人们对他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在政界他享有较大的威望，选举日期临近，在过渡时不宜调换马匹。
在十二月的议会选举中这个政党已经越过了百分之五的阵地，但若推举杜波夫为总统候选人，众所周知，可以指望的只是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的奇迹。
尼古拉喜欢自己的领袖和朋友，而在经济问题中简直是敬若神明，但他深知政治家杜波夫的缺点，企图开导他。
“政治家好像一个演员，他在观众厅前面活动。你的体重多了五公斤，要不就是十公斤。为什么比尔·克林顿每天早晨跑步，而你竟不会强迫自己做做轻微的体操呀？你需要一个导演……我不知道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是由哪些人组成，我甚至看见你有一些必须根除的缺点。”
“对，对，我同意，尼古拉。而你就不能建立一个这样的班子并且率领它吗？”杜彼夫问道。
“不，这里需要具有职业技能的人，我没有这些必要的知识。”
“而我有这样的知识吗？共产党员们、比斯科维梯和将军们都有这种知识。”
“你住口！除我而外，谁也不要听见你说这种话啊！”阿连托夫甚至向四面打量了一下。
朋友们待在党领导人的办公室里，外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走进来。
“在我们之中只有你一人声望很大。党就指的是领袖，人们投票赞成你，而不是投票赞成党。你拥有雄厚的知识潜力，而你缺乏讲得通俗易懂的能力。”
“我听过这种意见，但是我不会简单地、在行地思考问题，而且我不愿意高呼口号。”
“你所愿意说的话，请你就在自己厨房里讲吧！”阿连托夫发怒了。“而在自己的选民面前你一定要用他们的语言说话。”
有人敲了一下门，杜波夫的助手走进来了：
“请你们原谅，我没有妨碍你们吧？”他走到桌子跟前，放下公文夹。
“恰恰相反，你来得很及时，我应该走了。”阿连托夫飞快地说。
“请等一等，尼古拉，”助手说道，“叶夫兰皮·伊巴季耶维奇写了一篇出色的演说，”他指了一下公文夹。“行文巧妙，证据确凿，讽刺得恰如其分，但是你明白么……”
“我明白，”尼古拉打断他的话。“应该把它缩短二分之一，打上句号代替逗号，勾去外国话，删除讽刺语，对不对？”
“我不想这样粗野……”
“两只皮靴才能配成一双！”阿连托夫又打断他的话。
“请你住嘴，”杜波夫突然提高嗓音，几乎要用拳头捶桌子，“你不是我的保姆！既然你这样聪明，又满怀信心，请让我们拼凑一个司令部，推举你当候选人吧！”
“好，杜波夫！只是请你不要在一个句子里把‘住嘴’和‘请’这两个词联结在一起。”
“只可简短地，毫无根据地叙述乘法表，”杜波夫用的是更低的语调，但是相当生硬地说。
“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具有无限力量，是因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尼古拉哈哈大笑了。“您是自己提起乘法表来开始演讲的吧。许多人都熟悉乘法表，观众一下子就会喜欢你！”他挥了挥下，就走出去了。
阿连托夫驱车去和尤里雅相会。姑娘从巴黎回来之后，他们实际上每星期见一次面。他不知道尤里雅在莫斯科失踪一昼夜了，他认为是她在飞机起飞时耽搁了，但是他觉得这个姑娘有些什么话没有说完，同时他相信，她那没有说完的话和另一个男人在尤里雅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这件事毫无关系，不过他认为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现在他乘坐汽车穿过密集的人流：那些骂娘的，不断地发出信号的汽车竞赛运动员。他所想到的不是亲爱的女人，而是自己的男友和政治上的同盟者。尼古拉喜欢杜波夫，杜波夫以其为人坦率和文化修养把他降服了，老一辈，甚至不是父辈而是祖父辈的少数人才保留有这样的文化水平。父辈们多数受到从前的毒害，变成了残废。即使他们十分熟悉斯大林，可是一些朋友们在口中喊着他的名字时相继死去，一些人受到他的思想的熏陶在工地上受了内伤，许多同龄人咒诅领袖，而又虔诚地信仰他的思想。父辈们在这样的时代度过了童年和青年的岁月，他们都不会承认，他们受到了欺骗。今日的祖父辈受到另一些人的教育，尽管也有人诽谤他们，欺骗他们，但在他们身上却保留着祖先的血液，他们知道可以不到教堂里去，可以不信仰上帝，但是也知道，他还存在着。
尼古拉并不知道，杜波夫要怎样保持纯洁和文化水平才得以置身于政界。但他坚信，时机一到，正是这等人才能拯救俄国。阿连托夫尊崇朋友，认为今日的民主党人中杜波夫是个至为优秀的，很有前途的总统候选人。尽管尼古拉也许最明确地知道朋友的缺点，不相信在选举中他能够凯旋。阿连托夫并没有自负的毛病，十分清醒地评价自己，认为自己是个颇为现实的觊觎高位者，但时运不在今日。他名声不足。只有莫斯科、彼得堡两地知道阿连托夫其人，但是俄国幅员广大，在当选为总统之前，必须在上层人士中“投入赌注”，“快速地运作起来”。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选举运动，在电视屏幕上和杜波夫并列，经常抛头露面，使观众非常熟悉。必须使选民将杜波夫和阿连托夫视为统一的整体。
总统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车臣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物价波动、经常不支付工资，在俄国人的意识中，沙皇在各个领域都是有罪的。俄国自古以来就如此。古拉格派和过去年代建设的噩梦，惊奇地自人类的记忆中消失，伟大的胜利和制度仍旧存在。人类不希望明了，人类本身不是归功，而是违背现有秩序，支付出数以百万计的父辈和母辈的性命才赢得这次胜利，甚至在半个世纪以后谁也不知道这种损失的真实数字。而秩序呢？也没有什么，在任何监狱中都制定有理想的制度。违反制度者将要遭受到枪毙的惩罚，或者被调到实行更严厉的规章制度的地区去。监狱——它总是监狱，人们渐渐会习惯，他们看不见别的生活环境。
简单地说，今天，一九九六年春天，共产党的领袖在六月份就要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也获得俄国人的大力支持，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备受宠爱的人；共产党始终保障社会制度，保证每个人——聪明人、蠢人、勤快人、懒汉——有一碗饭吃。
但是要知道，现任总统也就是前任总统。他毕竟是全俄的最高统帅和专制独裁者。电视、报纸和无线电广播批评过总统所犯的错误。但是他的已倒台的前任还宣告，只有无事可做的人才不至于犯错误。总统由全民选举，每个俄国人都参加这次选举，因此，今日每个俄国人都和总统一起承担一部分过失。一个人极难说出：“我犯了错误，智力不足”这句话，而且也极难重新开始生活。
共产党人的领袖和现任总统都是当前争夺政权的主要觊觎者。除开他们而外尚有三十多个争夺王位的候选人。如果这三十个人都不能团结起来，那么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三十分之一的成功机会。
啊，不是什么都像开口说的那样简单，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一定会看见，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将会怎样向前发展，要知道在选举之前还剩下四个月了。
除开总局局长奥尔洛夫和上校古罗夫之外，副部长巴尔金的办公室里还有反间谍局的副局长中将沃洛金。
巴尔金就座于会议桌首席。紧靠办公室主任右手坐着一个反间谍工作人员。奥尔洛夫在沃洛金对面，古罗夫照例在他的主人旁边坐下来，但是没有挨得很近，而让他的邻座空着。
“大家都是认识的，谁也用不着介绍，他们马上会把咖啡送来。”
“工作多极了，因为一个乳臭未干的姑娘闹出了一件风流韵事，所以许多将军们才在这个地方集会，给挤得水泄不通，”沃洛金激动地说，“我不知道，说实在的，我们集合起来要讨论什么呢？巴黎的一则荒谬故事，为什么这个姑娘要从谢列梅季耶沃溜走。已经过了十天了，谁也不对这个小姑娘感兴趣。”
“斯捷潘·西多罗维奇，”巴尔金皱起眉头，“我们是在你们的部门倡议下才集会的。自然，我们正想倾听您讲话，为什么我们要集合。对不起，我老实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两天以前古罗夫和上校库拉根共进午餐时曾把那个在巴黎结识尤里雅的小伙子的相片拿给他看，临别时密探把一个信封和一支自来水笔挪到反间谍工作人员面前。库拉根不想去拒绝，便写道：“维尔丁上尉”，可见他承认了特工机关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古罗夫暂时不把他所获得的情报告诉任何人，甚至不告诉克里亚奇科和奥尔洛夫。
“我已经接到命令，要查明您为什么对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感兴趣。你们是审理案件的倡议者，应该比反间谍机关掌握的情报多得多，因为反间谍机关对这件事毫无兴趣。”
巴尔金耸耸肩膀，惶惑不安地瞥了奥尔洛夫一眼，他正用手掌揩拭面颊，斜着眼看看古罗夫。密探明白，派他打边鼓，所以他说：
“在……条件下我可以查明某些情况。”
“从哪个时候起上校们可以向将军们提出条件来？”沃洛金气愤极了。
“对不起，尼古拉·伊里奇，要我来回答吗？”古罗夫仔细看看巴尔金。
“真客气，列夫·伊凡诺维奇，未免太客气。选举临近了，气氛变得太紧张，各个特工机关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们都必须取得一致，我们不需要内讧。”
“请，”古罗夫欠起身子，行了鞠躬礼，“我在做一点与尤里雅·尤里耶美娜·戈尔斯特科娃有关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件事无关紧要，我认为没有必要向您，尼古拉·伊里奇，甚至向我的顶头上司中将奥尔洛夫汇报这件事。按照尊敬的斯捷潘·西多罗维奇的坚定的看法，当反间谍机关对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事件根本不感兴趣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这样推测，那样推测，反把我自己搞得稀里糊涂了。”
无论是巴尔金，还是奥尔洛夫心里都明白，古罗夫公然拒绝他们参与这件事，因而只有他承担全部责任。副部长满意地微微一笑，总局局长蹙起了额角，而反间谍局的副局长简直不知所措了。他知道上尉维尔丁和有无限权力的戈尔斯特科夫的女儿遇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刑事侦查总局在研究这件事，所以应该在暗中了结。不但如此，而且有理由怀疑，总统警卫处的人们对这个少女很感兴趣。
巴尔金看见，密探怎样巧妙地逼得这个夸口的人无法否认，他还来不及好好地欣赏这个场面，奥尔洛夫就在别人谈话时插嘴了。
“您独揽太多的事情，上校先生，”尽管他虚张声势，但是奥尔洛夫的嗓音听起来怀有恶意，“我不知道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您从事什么活动，而尊敬的斯捷潘·西多罗维奇知道么？天才使人受折磨吗？好吧，我们在您那里讲妥。把您在那里发的牢骚和盘托出来？”
古罗夫试图描述描述屈辱的心情，并用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在类似情景下会有的嗓音来回答：
“将军们一向会欺侮下级。我这里有一些未经核对的情报资料，反间谍局曾经把一名职业军官派到巴黎去。我那几个间谍真的丢脸了，那么让我们从头来细听这个军官的报告吧，干嘛要听爱好者对不良工作的辩护词呢？”
奥尔洛夫认识古罗夫二十多年了，当上校还在东奔西跑当上尉侦探的时候，他对他的智慧和机灵就不表示怀疑，不过，只是有时候像现在这样，他才明了，他这个白发苍苍的将军突然要和小孩一样角力是很困难的。再说，奥尔洛夫完全忘记了，这个“小孩”老早就有五十岁了。
古罗夫不去端详沃洛金，他不喜欢观察受屈辱的人。从一切迹象来推测，将军不晓得维克多尔·维尔丁完全失利，维尔丁没有把他自己头部被击伤和小姑娘被人从客房中无端劫持的情况向领导汇报。这个工作人员十分善良，主要是，他真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关于古罗夫和库拉根共进午餐的事将军也不知道，可见观察他们的不是反间谍局的工作人员，而是总统警卫处的青年人，或者还有什么人，他们真见鬼！
“请您汇报吧，列夫·伊凡诺维奇，不要玩沉默游戏。”巴尔金说。
“随您吩咐，尼古拉·伊里奇，只是我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说。”古罗夫看看奥尔洛夫，可是这个朋友装作有点不明了他提的问题，甚至转过身去。“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大约是十二点钟，一个陌生人给我挂电话，他报告：俄国亿万富翁的女儿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遭受危险。我遇见戈尔斯特科夫，说我查明了，他的女儿正待在巴黎，实业家不准备公开谈话，但是他说，如果有人关照他女儿，那么他是感激不尽的。我把两个代理人送到巴黎去了，父亲提供了金钱和女儿的照片。一月二十五日伙伴们向我汇报，说这个姑娘和一个陌生的俄国小伙子一同消度着几乎全部时光，他在您那儿供职，亲爱的斯捷潘·西多罗维奇。”
“您到底是怎样查明这个事实的呢？”沃洛金大发雷霆。
“我想，这与本案的实质无关，”古罗夫冷冰冰的回答。“维尔丁上尉由您管辖，请您向他提一些问题吧。”
“我希望和您那些在巴黎工作的同事们谈谈。”
“您不明了我的意思，斯捷潘·西多罗维奇，伙伴并不是同事，他们是我的助手，他们无论对什么案件不承担责任。所以同他们会晤是不行的。您什么也捞不到，而我却会失去几个助手。”
沃洛金看看巴尔金，巴尔金点点头证实了他的话没有错。
“很好，”反间谍局副局长叹了口气。“请您讲下去。”
“二月三日，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回到莫斯科，但是我们在谢列梅季耶沃丢失了这个姑娘。她有一昼夜不知去向，到第二天才回家。”
“她怎样说明她暂时离开那个地点呢？她待在哪里？”沃洛金问道。
“我不知道，”古罗夫耸耸肩。“不是民警机关的军官，而是父亲才有权提出这种问题。”
“您见鬼去，您拥有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没有一个明白易懂的答案！她爸爸在说什么呀？”
“他对我们没有什么苛求。”
“他的女儿是在哪儿失踪的呢？”
“请您问一问尤里·卡尔洛维奇，”古罗夫想像到戈尔斯特科夫对这种问题的反应，并忍住微笑。
“他在旧时代能回答我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啊！”沃洛金明白，他讲得太过头了，但是忍不住，还是低声含糊地说了一通：“腐臭的民主党人完全萎靡不振了！”反间谍工作人员想像到，如果戈尔斯特科夫探听到这次谈话的内容，那么他们会对他怎么办。他只要取下听筒，向部长或科尔夏诺夫将军控诉就行了。
关于这一点巴尔金副部长也想了一下。古罗夫知道，他永远不会把沃洛金讲的冒失的话转告金融家，关于这一点奥尔洛夫将军也知道，因此密探们都不去想这种无稽之谈。
“那么，可以认为这个问题是秘而不宣的，您，列夫·伊凡诺维奇，这个案子您再也不用办了，”沃洛金轻声地、文绉绉地说。
“我将来从事什么，由我的领导决定，”古罗夫回答。“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开初这个姑娘所遭受的危险纯粹是一种假设，那么，从今天起这种威胁会变得更加现实。”
“请您解释清楚，列夫·伊凡诺维奇。”巴尔金说。
奥尔洛夫以目示意，命令古罗夫保持沉默，他手臂较短，用一只手掌擦了擦长满疙瘩的前额，不满地说：
“尼古拉·伊里奇，请您允许我问问，”他把沉重的目光移向沃洛金，“您为什么派人去伴随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呢？当您得到关于正在酝酿的罪行的预告的时候，您从哪里得来？又干了什么工作？”
“我没有权利来回答您的问题。我是遵照我的首长的命令到这里来的。”
“您有权提出问题，而回答嘛，就请免了吧？您在这儿深感遗憾地回忆起您的权力比此刻大得多的那个时代。我劝您在六月前要摒弃这种情绪，也许您能够恢复昔日的荣誉，但是今日的形势正是如此。所以我要对您讲，斯捷潘·西多罗维奇，假如您即使向我们隐瞒一小部分现有情报，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我请求您……”
“尼古拉·伊里奇，对不起，这是我求您！”奥尔洛夫打断副部长的话。
“三十年前有一个星期他们把我拘留在他们的地下室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时候我不害怕他们，今天我也不害怕他们，明天我也不害怕他们。”
“亲爱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对我的了解是不正确的。”沃洛金低声含糊地说了这句话。
“这等人只要一开口，我就明白他们想要怎么样。那么，请您听吧，请您记住吧！列瓦是个有文化修养的小伙子，他很讨厌向您发牢骚，而我却是庄稼汉出身，所以我决不会饶恕您啊！是你们，而不是侦探员们自古以来就应该干这种脏活的。现在我从办公室径直地给戈尔斯特科夫挂电话并且告诉他，说有个沃洛金正在妨碍我们做工作，所以我要解除上校古罗夫的职务。我不知道他们要杀害还是再来绑架这个小姑娘，但是说真的，他们准会打扰她的。至于领导对您怎么办，或者他们比较笨拙地行个礼，这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全明白吗？而现在我可不愿意看见您啊！”
奥尔洛夫站立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古罗夫也站立起来。
“尊敬的尼古拉·伊里奇，我向您致以真诚的歉意。我是老年人，觉得自己不舒适，上校在给我作陪。”
古罗夫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朋友和上司这样发狂。颈上的血管鼓胀起来，好像这种状态会使将军出不来气，太阳穴上的很大的硬瘤跳着痛。上校在奥尔洛夫面前打开一扇沉重的门，将军把古罗夫轻轻地推到门口，掉过脸来，补充地说：
“什么都是亲笔写的，要在每页的末尾签个字。”于是走出去。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在将军办公室门边的走廊里踱来踱去，看看上级们，模糊不清地嘟嚷起来：
“不过这事儿没有闹成白刃战，那么，需要的不是碘酒，而是什么别的东西。”
斯坦尼斯拉夫溜走了，古罗夫和奥尔洛夫走进办公室，上校帮助将军脱下那件窄小的制服，解开领带。奥尔洛夫咕咚一声笨重地坐在安乐椅上，按摩一阵后脑勺，说道：
“那个年代，他妈的，在从前那个时代，我真会把这些狗崽仔当早饭大口大口地吃啊！你撒了许多谎吗？”
“我没有撒谎的习惯，你没有教我，”古罗夫回答，他一面打开通风小窗，一面抽烟。“至于某些人企图在旅馆门口把女孩拖上汽车的事，他就默不作声了。那么，就叫他那个引颈送死的小伙子向沃洛丁汇报这件事吧。”
“可是你的小伙子们没有看见那两个乔装旅馆招待员的青年人吗？”
“怎么没有看见呢？”古罗夫感到惊奇。“他们把尤里雅拖进汽车里去呀！华连廷·聂斯捷伦科甚至挨了一记耳光。耶兰丘克报告说，因为没有向警察局递交声明书，所以没有人去寻捕那几个潜藏的人，而检查快要起飞的俄国人真是一桩讨厌的事情。显然他们是凭假证件通过检查的。”
克里亚奇科静悄悄地走进办公室，小心翼翼地把白兰地酒倒进几只玻璃杯里，将其中一杯向奥尔洛夫这边挪一挪。将军点点头，沉默地把它喝了，他并用手势吩咐把所有玻璃杯拿开。斯坦尼斯拉夫拿开了玻璃酒杯，但是飞快地把他自己那一份喝完了。
“列瓦，该怎样办，快点想吧。或者我们立刻不做这件事，把一切过失都推给‘邻人’；或者你躲藏起来，那时候我们就要负一切责任。”
“由工作组长决定。”古罗夫飞快地回答。
“你来决定，请不要绕弯子。全部事实你看得更清楚。”
“我什么都看不清楚，彼得。我甚至不知道，在这次游戏中王牌是什么花色。”
“当一百年侦探，两鬓斑白，而你好像还是个傻瓜啊！如果我们来掌握这个人的自白……”奥尔洛夫开口骂娘了，“没有回头路，只有向前走，勋章也是没有的。我们都必须立刻作出决定。如果我们要拒绝，我就给巴尔定挂个电话，通知他不用准备任何文件。那里有地毯、同事、养老金——谁也不知道。这不取决于我们，也不取决于形势，而是取决于他们与上层人士的关系。在这个时刻谁掐住谁的喉咙。”
“当我在尤里·卡尔洛维奇·戈尔斯特科夫面前还有道义责任的时候，干嘛要作出决定？我不能走访某人并且述说我已经许下诺言，但是今天的情况起了变化，我要收回自己的诺言。”
“可以不去访问他，不说什么话，”克里亚奇科稍微避开古罗夫。“请你相信，他正是这样对待你的。请你相信。”
“我没有兴趣去了解戈尔斯特科夫在不同情势下怎样行事。使我感到兴趣的是父亲、奥尔洛夫、克里亚奇科等人，但主要是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因为我尊敬他，甚至热爱他，”古罗夫说道，严肃地望望朋友们，没有流露出笑意。
“我感到惊奇，我在生活中还有许多东西不了解。我不了解，你有这种性格怎么能够干它三十年的侦探工作，而且还活着。列瓦，告诉我，你为什么在尼古拉的办公室里掩护他和我，拒绝接受情报并且担负一切责任呢？你没有想到这个傻瓜的电话，没有说到那封信吗？”奥尔洛夫问道。
“只有冷静的推测，没有任何高尚的气度。我喜欢把钱借给人家。当别人掐住我的咽喉的时候，巴尔金掩护我，躺到火车头下面去。”
“有必要，可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他是个大官，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谁也不知道债务的概念。”克里亚奇科说道。
“恐惧的概念呢？”古罗夫有点感兴趣，他的蔚蓝色的眼睛仿佛蒙上了一层薄冰。
“是一定有的，只不过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克里亚奇科沉默起来，咳嗽几声清清嗓子，他开始喃喃地说：“戈尔斯特科夫，他毕竟知道，这封信交给谁了……你在匆忙中打错了主意吗？就是这些，列夫·伊凡诺维奇，我再也不同你作游戏了。”
电话铃响了。奥尔洛夫取下听筒。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的证件办好了。”巴尔金说。
“谢谢，尼古拉·伊里奇，几分钟以后我顺便来看您。”奥尔洛夫回答。
“沃洛金要不要等您？”
“用不着，我已经上了年纪，耐性不同了，”奥尔洛夫放下听筒。“就是这些，我们离开了码头，我们本来要朝那个方向转舵，是吗？”
“在这个少女还没有开始讲话以前，我们只有闲待着，就像冰窟窿里的粪土那样。我认为只有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能够借谈话解劝她。”
“不见得，”古罗夫反驳。“由我本人来和尤里雅周旋。”他看见朋友们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态，他微微一笑。“当然，不是我亲自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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