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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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厅中渐渐涌入人潮,有许多法国昆虫学家,也有几位外国的,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捷克人,听说是新体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许是一位部长或是科学院院长,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纯然好奇的观点,他是与会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产主义黑暗时代结束后一个历史新时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刚才好一阵子,大家抢着来和他握手,问他几个问题,但谈话总是比他们预期的停顿得早,交换了几句寒暄之后,他们便不知该和他说什么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通的话题。法国人总三句不离他们自己的问题,他试着注意聆听,偶尔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们国家”,随即他明白没有人对他的“相反地,我们国家”感兴趣,他走离人群,脸上罩着一层既非苦涩亦非愁苦,却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伤。

  当其他人熙攘地挤满附设有吧台的大厅时,他走进空荡荡的会场,会场中四张长桌摆成正方形,等待研讨会开幕。门旁有张小桌子摆着与会名单,以及一位看起来像他一样孤单的小姐。他倾身向她报了姓名。她要求他重复了两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乱地在名单上找与她听到的发音相近的名字。

  充满父执辈感情地,捷克学者弯下腰在名单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着:CECHORIPSKY。

  “啊!是谢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说。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难念!”

  “此外,也写错了,”学者说。他拿起桌上的笔,在C和R两个字母上加了像长音符号颠倒过来的符号。

  秘书看这些符号,看看学者后叹了口气说:“真复杂。”

  “正好相反,非常简单。”

  “简单?”

  “你知道强·禹斯(Jean Hus)吗?”

  秘书快速地将眼光投向与会名单,捷克学者急着解释:“诚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纪教会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驱。同时也是夏尔勒(Charles)大学的教授,此大学,如你所知,是圣罗马帝国时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学。你所不知的,是强·禹斯同时也是字汇拼写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将字汇拼法简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这个音,必须用三个字母拼出,t,C,ho德文还需四个字母:t,S,C,h。但拜强·禹斯之赐,我们只需一个字母,C,加上头一个小小的符号。”

  学者又倾身在秘书桌上名单空白处,写下一个大大的C,

  V加上长音符颠倒过来的符号:C然后他看着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发音:“契(Tch)!”

  秘书也望着他的眼睛。跟着念:“契(Tch)。”

  “对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没在我们国家流传。”

  “强·禹斯的改革……”学者假装没听到秘书犯的错,继续说:“……并非全然被漠视。在另一个国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吗?”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书一边重复,一边试图想出这个国家到底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在拉脱维亚也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捷克人如此为这个字上的小符号自豪了吧。(带着微笑地说:)我们可以背叛一切。但为了捍卫这个小符号,我们不惜流干最后一滴血。”

  他向秘书点头示意后,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张椅子前面都有一张写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许久,随后拿起来,带着悲伤但谅解的微笑,拿去给秘书小姐看。

  此时另外一位昆虫学家,正站在入口处的桌前,等着秘书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个小记号。她看见捷克学者,便对他说:“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个宽容的手势表示:别担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并带着感人的谦虚,他在桌旁等着,(又有两位昆虫学家到来),当秘书终于闹下来时,他把小卡片递给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吗?”

  她并没看出个所以然:“谢尼比塞(Chenipiqui)先生,你要的符号标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寻常的长音符号!他们忘了将它颠倒过来!再看看符号标在哪里!在E和O两个字母上!变成了

  谢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对,你说得对!”秘书也愤慨起来。

  “我觉得奇怪,”愈来愈悲伤的捷克学者说,“为什么人们总会忘记这些符号。它们如此诗意,这些倒过来的长音符号!你不觉得吗?像只飞翔的小鸟!像伸展羽翅的白鸽!(柔声地:)或者,如果你愿意,像蝴蝶。”

  他又倾身拿起桌上的笔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动作如此谦逊,像在道歉似的,之后,他没说一句话地走开了。

  秘书注视着他离开,高大且怪异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颠倒的长音符号,换化成一只蝴蝶,在学者身畔飞舞,最后落在白发上。

  走向座位时,捷克学者转头看见秘书感动的微笑,便也回了一个微笑,抵达座位的途中,他又回头对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伤却又骄傲的微笑。一种悲伤的骄傲:我们不妨如此定义这位捷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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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为看见名字上摆错位置的符号而悲伤,大家都能了解。然而他的骄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军入侵后的一年,他被赶出昆虫研究院,被迫从事建筑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军占领结束,前后约二十年。

  然而,数百数千,在美国、法国、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们为此受苦却一点也不感到骄傲。为什么捷克学者感到骄傲而那些人却不呢?

  因为他被赶离工作岗位,不是因为经济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因经济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较不严重,比较不值得敬佩呢?一个因不讨上司欢心的职员被辞退就该觉得丢脸,而因政治理念丢掉工作的人却有权利以此为傲?为什么?

  因为因经济原因而遭解雇,被解雇的人是被动的,在他的行为中,并没有任何值得赞赏的勇气。

  这状似明显,事实不然。因为一九六八年后被解雇的这位捷克学者,当俄军在他的国家成立极其令人厌恶的政体之时,他也并没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动。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组的主任,专门研究苍蝇。有一日,突如其来地,十多个众所周知的反动派涌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拨一个研究室让他们举办半地下化的集会。他们以道德柔道的规则行事:突然地到来,组成一群观察者。这出其不意的对质使捷克学者非常困窘。说个“好”字会立即招来不幸的危险:他将会丢掉工作,三个小孩将来也无法人大学。但要对这群嘲笑他胆小的人说个“不”字,他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最后答应了,并开始鄙视自己,因他的胆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摆布的无能。因此,正确说来,是因为他的懦弱,才使他后来丢了工作,小孩也被学校开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么可觉得骄傲的呢?

  随着时光,他逐渐淡忘他对反动派原存的憎恶,愈来愈习惯将自己答的“好”字视为一种自愿、自由的表示,视为他个人对令人厌恶的政权的反叛。因此他相信自己属于登上历史大舞台的一份子,自这种确信之中,他汲取了他的骄傲。

  但是,长久以来,数不清的人扯进数不清的政治冲突之中,他们也都能因晋升历史大舞台而觉得自豪吗?

  我必须表明我的论点:捷克学者的骄傲来自于他并非在随便一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而是正好在舞台上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历史舞台灯光亮起的那一刻,称为全球历史性的时刻。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灯的照射及摄影机的注视之下,是全球历史性时刻最体现的一刻,捷克学者至今还自豪彼时的幸宠。

  然而,某个重要的商务协商正在举行,全球各国首脑人物聚集一堂,这也是件重要的时事,也被重视、拍摄、评论;为什么那些主角并没有同样被激起骄傲的感人情愫呢?

  我立刻表明最后一点:捷克学者所拜的并非随便一次全球历史性时刻之赐,而是人们称之为崇高的那“次。那个时刻之所以崇高,是因为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后方回荡着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舞台上方且飘荡着死亡天使。

  因此最终的程式如下:捷克学者因参与崇高的全球历史性时刻而感骄傲。他深知这使他不同于厅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麦、法国、英国的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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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所在的桌上有一个空位,供发言者轮流上台发表;他根本没在听。他等着轮到他,不时伸手摸摸口袋中五页准备好的,他自知写得并不好的讲稿:离开科学工作二十年了,他只能把以前年轻时发现并写下关于一种不为人知,他命名为布拉格苍蝇(musca prngensis)的一篇研究做一个简介。当听到主席念出一串他相信是他名字的发音时,他起身走向发言台

  抵达发言台的二十秒钟内,一件不期然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他情绪一阵激动:天啊,经过这么多年后,他又重新回到这些地敬重,也被敬重的人之间,回到这些令他亲切而命运却将他们分散的学者之间;走到发言位他不坐下;这一次他要听任自己的感情,要宣泄,要告诉这些他不相识的同僚们他心中所感。

  “请原谅我,亲爱的女士先生,把我的情绪说出来,它一时袭上我心头。经过二十年的缺席之后,我终于又能在与我思考相同问题,与我有相同热爱的人士的集会中发言。在我来自的国家中,一个人只因大声说出心中所想,便会被剥夺生命的全部意义,因为对一个科学人而言,生命的全部意义便是科学。诚如各位所知,数百万的人,我们国家的知识份子们,于一九六八年悲剧的夏季之后被赶离工作岗位。六个月前,我还做着建筑工的工作。那一点也不可耻,我们可学到许多东西,可赢得一些单纯、亲切的人的友谊,我们同时也了解,从事科学的人是幸运儿,因为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就是幸运,是的,朋友们,这幸运是我那些建筑工人伙伴所没有的,因为人不可能热爱扛水泥。这份幸运二十年来拒绝了我,今日我重新拥有而欣喜若狂。这是之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把此刻视为一份真正的快乐,尽管这份快乐带着些许忧伤。”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他觉得泪水涌上双眼。这让他有点窘,想到他的老父最容易感动且爱哭泣的样子,但他立刻告诉自己,何不放任自己一次:这些人应该因他的感情觉得荣幸,这是他馈赠的来自布拉格的小礼物。

  他没想错。与会者深受感动。他刚说完最后几个字,贝克便站起来鼓掌。摄影机马上移近,拍下他的脸,他鼓掌的双手,也拍下捷克学者。厅中的人都站起身,缓慢或快速,脸色微笑或严肃,所有人都鼓着掌,他们鼓得如此忘形以至于不知何时该停,捷克学者站在他们面前,高大,非常高大,笨拙地高大,这笨拙愈是笼罩着他的身形愈显感人,他自己也愈受感动,因而眼泪不再隐藏眼皮下,庄严地沿着鼻子流至嘴唇、下巴,眼见如此,所有鼓掌的同事尽可能地更加卖力。

  终于,欢呼声停歇,大家重新坐下,捷克学者以颤抖的声音说:“谢谢你们,我的朋友,我衷心地谢谢你们。”他点了个头朝向他的座位走去。他知道此时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刻,光荣的一刻,是的,光荣,为什么不说这字眼呢,他觉得自己伟大俊美,他觉得自己出名了,希望走回座位的这段路长得走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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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朝向座位走去时,沉默笼罩整个会场。或许说许多种的沉默笼罩更正确。捷克学者却只辨认出其中一种:被感动的沉默。他并没察觉,逐渐地,如同难以察觉的转调将奏鸣曲的调子变了,被感动的沉默转变为尴尬的沉默。大家都了解这位有个不知如何发音的名字的先生,被自己感动地忘了念他该向大家揭示他新发现的苍蝇的讲稿。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提醒他是很不礼貌的。好长的一阵迟疑之后,会议主席咳了一声说:“感谢契诃西比河(Tchecochipi)先生……(他停顿好一会儿,给与会者最后一次机会提醒讲稿的事)……那我就请下一位发言人。”此话一说,会场后方一阵窃笑短暂地打破了沉默。

  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捷克学者既没听到笑声也没听到下位同事的发言。其他发言者轮流上台,直至一位也是研究苍蝇的比利时学者发言时,才将他从冥想中惊醒:天啊,他忘了念讲稿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那五页稿纸证实自己不是在梦中。

  他的双颊滚烫。觉得自己好可笑。他还能挽回什么?不,他知道什么也挽回不了了。

  一阵羞惭之后,一种奇怪的想法又使他稍感安慰:他是可笑,但其中并没有什么负面、羞耻或得罪人之处;这种可笑使他生命中既有的忧伤更紧密,使他的命运更令人神伤,却也更伟大悲壮。

  不,骄傲永不离捷克学者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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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集会总会有开小差的人,躲到邻室中饮酒。凡生,听烦了昆虫学家们的演讲,且不觉得捷克学者奇怪的表现如何有趣,便和其他开溜者聚在大厅中,围着吧台旁一张长桌子。

  沉寂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成功地加入那些陌生人的谈话:“我有个女朋友要我举止粗暴一点。”

  因为彭德凡说完这句话时停顿了一下,使听众陷入一片专心聆听的沉寂。凡生有样学样地停顿了一下,的确,他听到笑声扬起,一声大笑,这使他信心大增,眼睛发亮,他作了一个手势让听众安静下来,但在此时,他察觉大家转朝向桌子另一端,兴致盎然地看着两位先生用精话互相叫骂。

  一、两分钟后,他终于又把注意力吸引回来:“我刚才说到我的女朋友要我举止粗暴一些。”这会儿大家都听他说话,凡生不再犯相同停顿的错误;他愈说愈快,好像要逃避什么人追在身后要打断他的话:“可是我做不到,我太细致了,不是吗?”为了回应这句话,他自己笑了起来。察觉他的笑并无人应和,他赶紧继续,加速他的叙述:“我家中常有一位年轻的打字小姐,我说什么她就打什么……”

  “她用电脑打吗?”一位先生突然产生了兴趣。

  凡生回答:“是的。”

  “什么厂牌的电脑?”

  凡生说了一个厂牌名称。那位先生的电脑是另一个厂牌的,他开始叙述他那台电脑每次都出状况搞得他如何地火冒三丈。大家纷纷开起玩笑,哈哈大笑了几回。

  凡生,悲伤地,又勾起他原有的想法:人们总以为一个人的运道多少取决于他的外表,脸蛋的美丑,身材好坏或头发多寡。错了。是声音决定一切。凡生的声音又弱又尖;当他说话时没人会注意,当他一大声时,大家又觉得他在喊叫。彭德凡则正好相反,说话既缓且柔,低沉的噪音回荡,悦耳,美丽,有魄力,使所有人只听到他的声音。

  啊,好个彭德凡。他答应要和那票人一起来参加研讨会的,之后又丧失了兴趣,吻合他光说不练的本性。一方面,凡生很失望,另一方面他觉得更不能违背主人的命令了,出发前夕,彭德凡对他说:“你得代表我们。我赋予你以我们之名的全权,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努力。”当然,这是个滑稽可笑的命令,但加斯科咖啡厅这票人确信在我们存活的这无意义的世界中,只有滑稽可笑的命令才值得去执行。在记忆中,彭德凡机灵的头旁边,凡生看见马修巨大的脸上带着同意的微笑。这个指示和这个微笑支持着凡生,他决定开始行动;他张望四周,看见吧台旁一群人中,有一个不错的年轻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