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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何感受？”拉穆斯医生说。
“生气，”珍妮特·罗斯说，“气死了。我是说那个护士就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一切。她假装并不理解发生的事情，可她心里很清楚。”
“你生气，为了……”拉穆斯医生的说话声低了下来。
“为手术，为本森。他们自作主张就动了手术。我从一开始——从该死的一开始——就告诉他们那是个馊主意，可埃利斯、莫里斯和麦克弗森都想进行手术。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扬，特别是莫里斯。当我在康复房里看见他两眼紧盯着本森——本森扎着绷带，脸色如土——我简直快要疯了。”
“为什么？”
“因为他那样苍白，因为他，哦——”
她停止讲话，思索答案，但并没有想出符合逻辑的回答。
“我猜想手术是成功的，”拉穆斯医生说，“大多数人手术后都会脸色苍白，有什么使你如此恼火？”
她一语不发。最后她说：“我不知道。”
她听见拉穆斯医生在椅子里挪了挪身体，她看不见他，因为她躺在长沙发上而拉穆斯医生则坐在她头顶后面。房间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她凝望着天花板，不知说什么好。她心乱如麻，根本理不出个头绪。最后拉穆斯医生说：“那个护士在场似乎对你很重要。”
“是吗？”
“行了，你自己说的。”
“我没注意。”
“你说护士站在那里，心里明白发生的一切……到底发生什么啦？”
“我简直快要疯了。”
“可你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我知道，”她说，“是莫里斯。他实在是大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拉穆斯重复道。
“大自信了。”
“你说自以为是。”
“听着，我别无其它的意思，只是——”她突然停了下来。她很生气，她自己都从她的讲话声里感受到了这一点。
“你现在还很生气，”拉穆斯说。
“非常生气。”
“为什么？”
她过了好久说：“他们不听我的话。”
“谁不听你的话？”
“一个也不听。麦克弗森，埃利斯，莫里斯，谁也不听我的话。”
“你对埃利斯医生或麦克弗森医生说过你生气了吗？”
“没有。”
“但你对莫里斯医生表明了这一点。”
“是的。”他想让她明白什么道理，可她又看不出来。通常到这时候她会恍然大悟，但这次——
“莫里斯医生有多大年纪？”
“我不知道。和我差不多大。三十，三十一左右吧。”
“和你差不多大。”
他的这种重复习惯令她暴跳如雷。“是的，真见鬼，和我差不多大。”
“并且是个外科医生。”
“没错……”
“对你视为同年龄的人是不是更容易生气？”
“或许吧。我没有想过。”
“你父亲也是一名外科医生，但他不是你的同龄人。”
“这不用你来解释，”她说。
“你还在生气。”
她叹了口气。“我们换个话题吧。”
“行啊，”他轻松他说，这种轻松的口气她有时候喜欢，有时候憎恨。
莫里斯讨厌进行“初诊接待”——“初诊接待”的工作人员大多是门诊心理学家，这种谈话冗长而又烦人。最近的一项统计表明，进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四十个新病人中只有一个接受了进一步的治疗，八十三个病人中只有一个是因为行为特征被作为器质性脑病患者而接收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初诊接待”是浪费时间。
对那些足不出户的病人来说尤其是这样。一年前，麦克弗森出于政治原因而作出决定，任何一个听说研究室后就径直找来的人都将受到接待。大多数病人当然还是转诊病人，但麦克弗森感到研究室的形象也取决于对自我转诊者的及时治疗。
麦克弗森也感到研究人员应该经常参加“初诊接待”。莫里斯一个月要在这间装有单向玻璃的小接待室里工作两天。今天就是其中的一天，但他心里并不想来。早上做完手术后，他激动的心情尚未平息，他怨恨回到这种平凡的日常工作中来。
他闷闷不下乐地抬头看了一眼新走进来的一个病人。这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身穿粗布工作服和圆领长袖运动衫，长长的头发，莫里斯起身和他打招呼。
“我是莫里斯医生。”
“克雷格·贝克曼。”两人勉强地轻握了一下手。
“请坐。”他挥手示意贝克曼在椅子上坐下来，这张椅子面朝莫里斯的办公桌和他身后的一块单向玻璃。“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哦……我好奇。我在杂志上看到了你的情况，”贝克曼说，“你是这里脑外科的。”
“没错。”
“那好，我……我对它感到好奇。”
“哪方面？”
“嗯，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我能抽烟吗？”
“当然，”莫里斯说。他把桌上的一只烟灰缸推到贝克曼面前；贝克曼掏出一包“骆驼牌”香烟，在桌上轻轻敲出一支，接着点燃香烟。
“杂志上的文章……”
“对了，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说你们把金属线装到大脑里。这是真的吗？”
“是的，我们有时候动这种手术。…
贝克曼点点头，他吸着香烟，“那就对了。你们把金属线装进去就感到快乐，这是真的吗？强烈的快乐？”
“是的，”莫里斯说。他试着用了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莫里斯说完抖抖笔以示墨水已经用完，他打开办公桌抽屉去取另一支钢笔，就在把手伸进抽屉的时候，他按动了几只藏在里边的电钮。他的电话铃顿时响了起来。
“莫里斯医生。”
电话线另一头的秘书说：“你按的铃？”
“是的。请你不要挂断电话，替我转发展部。”
“立即就办，”秘书说。
“谢谢你。”莫里斯挂断电话。他知道发展部的人很快就会到达，他们会隔着单向玻璃观察这边的情景。“对不起，我打断了谈话。你刚才说……”
“说脑子里装金属线。”
“对。我们做那种手术，贝克曼先生，那是在特殊情况下，但手术仍是试验性的。”
“这没有关系。”贝克曼说完吸了口烟。“这我并不在意。”
“如果你想要有关资料，我们可以安排给你一些解释我们这项工作的书刊复印资料。”
贝克曼笑着摇摇头。“不，不，”他说，“我不想要资料。我想要动手术，我这是自愿的。”
莫里斯假装吃了一惊。他停了片刻说：“我明白。”
“听着，”贝克曼说，“文章上说一次电击就像十几次性高潮。这听上去真的很棒。”
“你想接受这种手术？”
“是的，”贝克曼边说边使劲点头。“没错。”
“为什么？”
“你是开玩笑吧？难道别的人不想吗？那样的快乐？”
“或许吧，”莫里斯说，“可你是第一个要求手术的。”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贝克曼说，“手术费用很高还是怎么啦？”
“不。但我们不为轻浮的理由施行大脑手术。”
“哦，哇！”贝克曼说，“你们这里原来是这样的。天哪！”
他站起身，摇着头离开了接待室。
三个发展部的家伙望着眼前的情景，目瞪口呆。他们坐在隔壁房间，透过单向玻璃注视着接待室。贝克曼早已离去。
“精彩，”莫里斯说。
发展部的几个家伙没有答话，最后，其中一个清了清嗓子说：“这还用说？”
莫里斯知道他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这些年里，他们一直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潜在应用性研究。细节研究、行业操作研究、输入输出研究。他们总是从未来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而现在他们却突然面对着现实。
“那人是个恋电癖。”其中一个说着叹了口气。
恋电癣这个概念曾引起广泛的兴趣和一些不偏不倚的学术界的关注。恋电癖——就像有些人需要吃药，他需要电击——这个概念似乎是想象出来的理论。可现在他们有了一个病人，他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恋电癖。
“电是最大的刺激。”其中一个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但这笑声里带着紧张与不安。
莫里斯纳闷麦克弗森会说什么，或许是一些富有哲理的话，麦克弗森这些日子对哲学特感兴趣。
恋电癖这个观点是詹姆斯·奥尔兹在五十年代的一次惊人发现中预言的。奥尔兹发现，电刺激可在大脑的有些部位产生强烈的快感——他把这些大脑组织带称为“报答河”。如果一个电极被摆在这样一个部位，一只老鼠会不停地按动自我刺激杆，接受多达每小时五千次的电击。为了寻求刺激带来的快感，老鼠还会废食忘水。它在精疲力尽之前是不会停止按动杠杆的。
这一了不起的实验还在金鱼、豚鼠、海豚。猫和羊身上施行过。大脑的快感端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一点已不容置疑。人的大脑也不例外。
这些因素产生了嗜电者这个概念，即那些需要电击带来快感的人。乍一看，一个人恋电成痛似乎是不可能的，可事实并非如此。
例如，工艺上的硬件现在很贵，但电极却不必很贵。人们可以期望聪明的日本公司来制造电极，期望他们出口只需两三美元一个的电极。
非法手术这个观点不再少见多怪。曾经每年有一百万美国妇女做人流手术。大脑内部的移植手术多少要复杂一些，但并不复杂得叫人望而怯步。外科技术在未来将更加标准化。想象这种诊所将在墨西哥和巴哈马不断涌现出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寻找做这种手术的外科医生也已不成问题。一个忙忙碌碌、有条不紊的神经外科医生一天可做十到十五个手术。每个手术他完全可以开一千美元的价——有这种金钱刺激就能找到要钱不要德的外科医生。每星期十万美元的现钞是违法的强大诱因，如果外科手术真的有法可依的话。
这似乎不大可能。一年前，医院就“生物医学技术与法律”组织了一次有法学学者参加的讨论会。恋电癖也在议题之列，但法学工作者反应冷淡。恋电癖这个概念和现存的决定恋药癖的法律条文不太一致。所有那些法律认为，一个人可以自愿地或非自愿地恋药成癖——这和一个人冷静地寻求一种能制造瘾的外科手术大相径庭。大多数与会的律师感到，公众不会寻求这种手术，因为没有公众的要求，也就不存在法律问题。现在贝克曼为这种要求提供了证据。
“我真该死，”发展部的另一个人说。
莫里斯发现这句评论几乎是不够的。他自己又感受到了他进入研究室后曾有过一两次的感受。这感受就是事情正突然失控地向前发展，大快了，这一切可能会毫无警告地在瞬息之间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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