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米勒自传
我于1891年12月26日生在纽约市的一个美国家庭。我的祖父母是为逃兵役来到美国的。我的祖先都是德国人，他们散居在德国各地。目前，我们家族在全世界都有分支，哪怕是最遥远最偏僻的地方。我的先人大都是航海家、农民、诗人和音乐家。在上学以前，我只会讲德语。尽管我的父母都生在美国，但我成长的环境却是彻头彻尾的德语环境。从五岁到十岁的日子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日；我当时生活在城市的街头，沾上了典型的美国流氓习气。我生长的布鲁克林第十四区对我来讲尤为亲切。这是一个移民区，我的伙伴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七岁那年，西班牙-美国战争爆发，这在我小时候是一件大事。我喜欢自由自在的帮会精神，它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暴力和无法无天是美国的特点。
我的父母较穷，他们工作努力，勤俭持家，不带任何想象的色彩。我的父亲一生中从未读过书。我的家庭对我照顾得很好，生活得快乐健康，后来我自己将一切都改变了。我没有谋生的欲望，没有经济头脑，缺乏对父母兄长、对法律或对缺席的尊敬。自我会说话起，就开始逆着父母和周围的人。我进城立学院没几个月就离开了学校，我讨厌学校的环境，讨厌学业的愚蠢内容。在财经区的一家水泥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很快就反悔了。两年后，父亲给我钱让我去康奈尔大学；我拿了钱和情人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女人的年龄足以当我的母亲。一年后，我回到了家里，不久永远地离开了它去了西部。我在本国的各地都干过活，主要是在西南部，干过各种杂活，一般是当牧场帮手。我曾在阿拉斯加的朱诺当过金矿的矿工，因得热病而弃之。回到纽约后，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什么都干过，什么也没干长。我的体力很好，五年如一日每天锻炼-好像要去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似的。我的健康体魄归功于斯巴达式的生活，归功于我的贫困生活，归功于我的乐天性格。我三十岁之前一直过着没有计划的反叛生活，什么都尝试了；我的倒霉主要是因为我太诚实，太忠肯，太天真，太大方。
我很早的时候就被迫学钢琴，在这方面显露了些天才，后来又认真地学习过，指望成为钢琴乐师，但并未有结果。我完全放弃了当钢琴乐师的打算，总是什么都干又什么都干不出名堂。后来不得不进了我父亲的裁缝店，因为他忙不过来。我并没学到多少裁缝的本事，倒开始写起东西来了。也许我最早的作品是在父亲的店里写的-是一篇论尼采“反基督”的长文。我常给朋友写信，一写就是四五十页，什么东西都写：它们既是幽默信函，也是学术信函。我至今最喜欢写的还是书信。我当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当作家-我几乎害怕想这样的事。
美国参战以后，我去了华盛顿，在作战部当了个小职员-分检信函。在业余时间里，我为华盛顿的一家报纸写些通讯。我用计免掉了服兵役的义务，再次回到纽约；父亲在病中，我又操持起他的生意。我一直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现在仍然是。我相信在愤怒之下杀人是正当的，而世界上的血腥屠杀或政府和法律按某种原则杀人则是不正当的。在战争期间，我结了婚当了父亲。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差事，可我总是没有工作。我干过数不清的活儿，常常只干一天半天。我干过的活儿包括：洗碗、公共汽车售票、卖报、送信、挖墓坑、讨债、卖书、敲钟、酒吧招待、卖酒、打字、开机器、图书管理、统计、慈善事业服务人员、机械师、保险业收款、垃圾清运、看大门、教会秘书、码头工人、出租车司机、运动教练、送牛奶、检票员，等等。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是在加州圣迭哥见到爱玛。哥尔德曼。她向我展示了欧洲文化的整个世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方向。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运动展开时，我此极有兴趣，至今仍怀着崇名之情记得如下人物：吉姆。拉金、伊丽莎白葛莱、弗林乔万尼和卡罗特列斯卡。我从未加入任何俱乐部，无论是宗教、社会还是政治组织。我从小被人带往各种教堂-先是路德派，随后是长老会派，随后是卫理会公派，再后是圣公会派。稍后，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巴哈派的讲座，也听了神学哲学家、新思想派和耶苏再生论者的讲座。我完全站在折衷的立场上，哪派也不追随，贵格教派和摹门教派给我的印象是团结忠诚、自给自足。我认为他们是最模范的美国人。
1920年，在一家公司当了一阵信差和迷保后，我成了纽约市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人事经理。我在此位子上做了大约五年事情，至今仍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富裕的时期。我接触了纽约形形色色的下层人物-大约十万男男女女。1923年，在三个星期的休假中，我写了第一本书--是十二个信差怪人的故事。这本书很长，写得也不好，但它激起了我写作的欲望。我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工作岗位，决心成为一个作家。从此，真正的悲惨生活开始了。从1924年到1928年，我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文章，一篇也未被人接受。最后，我自己印刷了我的作品，在第二任妻子的帮助下，挨家挨户去兜售，还去过餐厅和夜总会推销。结果，我被迫沿街乞讨。
由于得到一笔意外的小财，我得以于1928年来到欧洲呆了一整年，去了欧洲许多地方。1929年我呆在纽约，身无分文，生活悲惨，看不到前途。1930年初，我凑了些钱回到了欧洲，想径奔西班牙，可到了巴黎后再不能继续前行，从此在巴黎留下。
除了我用三周写成的信差故事外，我在美国还完成了两部小说，我把未完成的第三部小说带到了欧洲，写完这本书后我就把它送到了巴黎一个出版商手上；他旋即将手稿遗失，反过来一天问我是否肯定把它交给他了。我身边未留复写本-三年的心血成为泡影。我开始写作《北回归线》，到巴黎一年后，它成了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是随时随地写在各种纸上的，常常写在旧手稿的背面。写它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指望能够出版。这本书是沮丧之作。巴黎奥别列斯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之门。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世界各地无数的朋友和相知。我仍然没有钱，仍然不知如何谋生；但我有许多朋友和希望我成功的人，因此我不再害怕饥饿，尽管饥饿成了忧心忡忡之虑。我现在绝对与命运共存，安于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未来，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在目前生活。
至于影响……真正的影响是生活本身，尤其是我从不厌倦的街头生活。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城市人；我讨厌自然，正如我讨厌“名著”一样。我得益于字典和百科全书很多；我小时候读工具书就象读巴尔扎克一样过瘾。我二十五岁之前几乎没读什么小说，除了俄国人写的以外。我特别留心宗教、哲学、科学、历史、社会学、艺术、考古学、原始文化、神话等学问。我几乎不读报纸，生平也未读过侦探故事。另一方面，我阅读了到手的所有幽默故事--只有一小部分有价值。我喜欢东方民间故事和童话，尤其是日本童话，里边充满力量和阳刚之美。我喜欢的作家有斯宾塞、法布尔、赫夫洛克、弗雷泽、老赫胥黎等人。多亏爱玛哥尔德曼的指点，我广泛阅读了欧洲剧作--我对欧洲剧作家的了解比对英美剧作家的了解要早。我读俄国作家比读英国作家早，我读德国作家比读法国作家早。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和艾丽弗尔。我觉得普鲁斯特和斯宾格勒是极有生命力的作家。对我真正有影响的美国作家只有惠特曼和爱默生。我承认麦尔维尔的天才，但觉得他的作品太乏味。我极不喜欢亨利詹姆斯，绝对讨厌爱伦坡。我不喜欢美国文学的倾向；美国文学太现实、太散，太刻板；美国文学是写给最底层的人看的；在我看来，美国文学只有短篇小说不错。象舍伍德安德森和沙罗杨这样的两极作家才算是大师级的，堪与欧洲作家相比，假如不是胜过的话。英国文学让我热不起来，就象英国人本身一样，它好象是鱼的世界，令我感到陌生。我有幸接触法国文学，总体来讲它虽然单薄有限，但与英国文学相比，它是无穷想象的世界。我受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很深。我喜欢不太法国化的法国作家。我认为法国是西方的中国，虽然在各方面次于真正的中国。我认为法国是西方世界最适于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远不是健康而有活力的世界。
在写作时，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大的现实。我不是现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我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在文学中，似乎只有运用梦幻和象征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从骨子里讲，我是个形而上的作家，我运用戏剧情节只是为了表现更精彩的东西。我喜欢想象、幻觉，我喜欢从未梦见过的自由，它们甚于一切。我创造性地利用毁灭，也许德国式的东西用得太滥了，但我的目标始终朝向真实的内心和谐以及内心的安宁和平静。在艺术中我最喜欢音乐，因为它能充分自持，因为它趋于宁静。我相信，文学若欲变得真正能够交流（目前还不行），必须大量地使用象征和比喻手段，大量运用神话和文献。我们的文学大都象课本，一切都发生在知识的呆板平面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其它艺术作品--应当毁掉。我要让读我作品的人越来越少；我对群众的生活不感兴趣，对世界上现存政府的意图也不感兴趣。我希望并相信在今后一百年里整个文明世界将会消失。我相信没有“文明”，人类可以生存得更好，更丰富多彩。
埃里卡荣格笔下的亨利米勒
“什么是英雄？”亨利米勒在他的一本书中问道。他宣布说：“英雄，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能战胜自己的恐惧的人。”按着这个定义，亨利米勒就是个英雄。他并非一生下来就无所畏惧，但是，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懂得了真正的启示是笑声；而不是愤怒。
亨利米勒一直以“污言秽语大王”而闻名，这一点令他感到可怕（在他活着的时候）。但是对他来说，性只是几种自我解放的手段之一。的确，他的最解放的书《马洛西的大石像》根本没有性方面的内容。
在我第一次遇到亨利米勒时，他还是个刚刚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的青年作家。他给我写了一封内涵丰富的信，我们就开始通信交往了。见面后，我发现我们志趣相投。因为亨利特别喜欢与人为师，所以，他试图把他在漫长的一生中所学到的东西都教给我。当人们批评我的作品时，他说：“你何不把它当成笑谈呢？”我现在仍然努力像亨利一样谈笑风生。在我能够笑对不幸而不是痛哭流涕时，我大概就可以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了。
亨利米勒仍然使人望而生畏。这并不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色情文学家的声望，也不是因为在凯特梅里特于己于人970年发表了《两性关系的政治》以来，“性学家”一词就贴到了他的身上，而是因为他当了一个解放者，因为敢于说我们能够克服恐惧这样的话而引起人们的惧怕和厌恶。
多数人都不自由。事实上，自由把他们吓住了。他们所遵循的生活方式是由他们的父母定下来的，由“他们说了什么？”和“他们会怎么想？”以及他们自己内心不停的对话、对责任和愿望的反复权衡，而终以责任为重等等一些因素制约的。
索洛说这些人是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不过今天的说法是“喧闹的绝望”。偶尔出来个空想家，为接受虚张之勇他好象已经征服了自身的恐惧。人们马上对这种人感到惊恐-也羡慕，或嫉妒。
人们为什么对英雄主义如此嫉妒呢？因为我们往往责怪自己生活得太拘谨，所以，英雄主义常常因为大胆而受到攻击甚至杀害，但是，假如我们能够看到英雄是在体现我们自己的抱负的话，我们就不仅不去摧毁，反倒能仿效和学习他了。
在他那些不大为人所知的作品中，有一部叫《红色笔记本》。在这本书里，亨利引用了佛陀的一句话：“什么都不要相信，不管你是从哪儿读到的，或者是谁说的，哪怕是我说的。除非它符合你自己的推理和你自己的常识。”
他知道就连最伟大的领袖也不是没有过失的。他尽力教导他的崇拜者不要盲目地追随他。在1980年去世前不久，他在写给一位青年画家比尔.皮尔瑞尔的一份评论上说：“在人类最终达到的范围里，只有一种真正的婚姻：每个人都跟自己结婚。”他懂得一个老师只能把门打开，学生得做好准备。
像拜伦、普希金、乔治桑和科莱特一样，米勒也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成了一个倡导者和预言家，一种新的意识的预言家。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交织起来产生出一种更伟大的神话，一种体现人类对自由的向往的神话。米勒的作品瑕癖斑斑，装腔作势，言词夸张，空话泛泛，鬼话连篇。有时，正是这种邋遢使他难以抵挡攻奸，但他自身的纯洁，也就是他的爱心、他的坦诚，使他在作家之中独树一帜。他肯定会把新一代读者吸引过来的。
米勒在很多方面自成一派。有人想寻出一个同代人与他相比，结果是徒劳的。在一个愤世嫉俗、冷言冷语的年代，米勒始终保持浪漫，说明了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里乐观主义可能存在；在一个拜金的世界里安贫乐道可能存在。还有，在《天青石》一书中叶芝描写中国圣贤时说，“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足智多谋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是快活的。”他所指的那种快活可能存在。
现代文明的批判者
我们首先应该把他看作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者。
亨利·米勒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文明发生重大危机的时代。西方社会发展到20世纪初，已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和工商业都达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人类战胜贫困与苦难的那一天似乎为期不远。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候，西方社会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高度的物质文明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但是社会生产力并未达到使每个人的欲望都得到满足的地步，社会的政治制度更是远没有使社会分配趋向合理。于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为争夺世界、分赃不均而爆发了世界大战，社会的两极分化使许多国家爆发了革命。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虽然没有直接爆发革命，但是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尤其是精神危机席卷西方各国，这种精神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信仰危机，西方人对历来信仰的上帝，对资产阶级兴起以来大力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甚至个人和自我都产生了怀疑。如果西方人可以因为现代物质文明而感谢上帝的话，他们却痛苦地发现，上帝无法把他们从灾难和痛苦中拯救出来，上帝的权威地位动摇了。随着上帝地位的动摇，人们比一百多年前因发现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未能真正实现而感到痛苦的浪漫主义者更痛苦地发现，资产阶级当年登上政治舞台时引以自豪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但远未变成事实，反而成为统治者无耻地掩盖尖锐的阶级矛盾、悬殊的贫富差别、野蛮的掠夺与镇压的遮羞布。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冷漠，甚至仇恨，西方社会一贯重视的个人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深感困惑，从而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产生怀疑，甚至无法认识自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一代西方人渴望寻回自己的家园，渴望寻回自我，但是以往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感到窒息，感到绝望，于是他们迷惘彷徨，并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强烈反叛者。亨利·米勒就是这样的反叛者之一。
亨利·米勒1891年12月26日生于纽约一个德裔裁缝的家庭。亨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因为逃避德国的兵役而来到纽约的，尽管像许多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一样，他们很快就被美国社会同化了，但是我们从亨利·米勒的创作与言论中，仍然可以看到德文化的许多影响。在这方面，亨利·米勒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又同欧洲文化，尤其同德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思考，往往显示出德国思想家的某些特点，有人木三分的洞察力与敏锐而丰富的想象力，后来，在1930年至1939年这近十年中，他又长期生活在法国，对欧洲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他对西方文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不仅立足于美国，而且立足于欧洲，有一定的普遍性。
亨利·米勒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裁缝铺老板，后来又嗜酒成性，亨利·米勒出生后不久，全家从曼哈顿搬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居住在工厂和小商小贩中间。成长中的亨利·米勒所处的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都不十分优越，亨利·米勒也没有受过很高的正规教育．他1909年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两个月后即放弃学业，然后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水泥公司的店员、陆军部的办事员兼不拿薪水的《华盛顿邮报》见习记者、他父亲裁缝铺的小老板、电报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以及洗碗工、报室、垃圾清理工、市内电车售票员、旅馆侍者、打字员、酒吧 招待、码头工人、体校教师、广告文字撰稿人、编辑、图书管理员、统计员、机械师、慈善工作者、保险费收费员、煤气费收费员、文字校对员、精神分析学家，等等，有的工作他干了甚至不到一天。
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亨利·米勒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他在这些经历中的深入观察和各种深刻的感受又使他的创作不落俗套，既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又有富于哲理的思想，并以创新的形 式加以表现。亨利·米勒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显然比他的同时代美国作家要境．而且成名也晚。年纪比他轻的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作家，在20年代都已小有名气，或已有了相当的成就，而他那时候却还在为生活奔忙。他发表第一部作品时已经四十三岁．也可谓大器晚成。在文学上成功得晚自有晚的好处，由于作家思想上已比较成熟，又有丰富的阅历，见多识广，所以更容易一上来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中反映的问题也往往更为尖锐，更能一针见血。
亨利·米勒大概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曾自称为“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可以说，这是对他自己创作风格的最好描绘。自从他发表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以来，他就形成了—种独特 的社会批判风格，专写一些与社会格格不人的人物，通过他们来攻击西方社会，并不惜使用污秽的语言。他所写的这些人物大多是他自己在丰富的生活经历中接触过的，他所用的语言也是他所接触的那一阶层人普遍使用的语言。他通过他笔下那个表面粗野的社会来表达他对西方社会深思熟虑的看法。就这方面来讲，他虽然比大多数作家出道晚，但一出道即显示出他的优势，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所混迹的那个社会，他所接触的三教九流，以及他所从事过的各种职业。
亨利·米勒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的批判受到西方现代思想领域内尼采哲学思想和施本格勒关于西方没落等学说的深刻影响。尼采如同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一直在试图确立人的真正价值，但是，他深切地感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伦理道德、宗教及个人主义传统不但没有帮助人真正确立自己的价值，相反，却使人越来越感到正在失去自我，正在受到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无法摆脱的控制，人变得更加无耻、卑微、懦弱。20世纪西方人普遍感到失去自我的痛苦，敏感的尼采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以他提出：“成为你自己！亨利·米勒在同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冲灾中有着同样的感受，所以他那种寻找自我、寻找家园的意识在创作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在《黑色的春天》一书最后说：“今晚我愿意想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姓名、没有祖国的人，一个我所尊敬的人，因为他和你绝无共同之处，——这便是我自己。今晚我将考虑我是什么。”亨利·米勒由于亲身经历了20世纪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冲突，所以他那种失去自我、失去家园的感觉更为强烈。在西方社会里，人可以自己豪华的家，但仍然没有自己精神的家园，因此，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对他有很大影响。施本格勒相信西方已经度过“文化”的创造阶段，进入了反省和物质享受的阶段。未来将是无可挽回的没落。亨利·米勒从西方的物质文明中看到了整个文化的没落趋势．他接受了施本格勒启示性的观点以后，更感到在这种趋向没落的文化氛围中无家可归。
为了找回自我，找回家园，亨利·米勒形成了强烈的反叛精神．他的这种反叛精神所采用的方式，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十分相似。拉伯雷以激烈的口气，粗俗污秽的语言，猛烈攻击当 时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及其支柱巴黎神学院、法院、教会等，这同我们在亨利·米勒作品中君到的那种口气和语言何其相似乃尔，两人甚至在谈论拉屎撤尿的问题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
亨利·米勒似乎是和拉伯雷一样。故意公开谈论人们日常交往中往往避讳的东西，来表示一种精神的反叛。棚·米勒的糟榨反叛尤其表现在反传统方面。他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感到十分压抑，同时他又是在一个一贯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度里长大的，思想上较少束缚，所以饱寻求自由，寻求自我，强烈反对传统的束缚。当年惠特曼通过歌颂民主、自由、自我而宣扬的美国梢神，他试图摆脱西方传统，希望建设一个新型国家而做的美国梦，似乎都在亨利·米勒身上复活了。只是亨利 ·米物没有惠特曼那种豪放的热情，而且他既做着美国梦，又是美国梦的批判者。他在反传统方面要比惠特曼更为彻底。他在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为取什么书名费了一番琢磨，他考虑把这部小说称作“醉酒巴黎”，不久又提出两个书名，请他的好友阿那依斯·宁帮着出主意，一个书名叫“我歌唱赤道”，这是用的惠待曼的口气。另一个书名就是“北回归线”。阿那依斯·宁由于爱好占星术而相中了后者。“北回归线”的英语原文是“Tropic of cancer”。“Cancer”是天文学上的“巨蟹座”的意思。亨利·米勒自己也喜欢这个书名，因为他由此而联想到许多。他在笔记本里摘抄了古罗马讽刺小说《萨蒂利孔》中这样一句话：“我自己出生在巨蟹座下，因此我独立自主，在海上和陆地上都据有大片领地。”蟹可以横行不羁，像征看自由的精神，亨利·米勒以此自喻，表明他要从各个方向自由地批判一种已经开始没落的文明的种种弊病，要从传统的固定轨迹中解脱出来。所以他要比惠特曼向往一种更彻底的美国式自由，要同所有的传统决裂，也包括已在美国形成传统的美国梦。另一方面；“Cancer”一词作为普通名词，又有“癌”的意思，大多数人得了癌症以后必死无疑，亨利·米勒要像死神一样来宣告那个他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国家及其文化的死亡，因为它已经得了“杨梅大疮”。
亨利·米勒在反传统方面同两位法国作家很相似。其中一位是像征主义诗人韩波。韩波—生穷困潦倒，但是他拒绝工作。他到处流浪，酗酒，搞同性恋，生活上无拘天束，所以他反对宗 教、道德及任何传统的束缚，他甚至要摆脱个人人格的束缚和语言的束缚，要成为“水恒”的代言人，要去掉单调的公认含义和逻辑内容，试图创造出能表现诗的意境魅力的新语音形式。同亨 利·米勒相似的另一位作家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人物勃勒东。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对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理想、文化、道德产生强烈怀疑，因为他认为，人的理性已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毒 害，为了摆脱这种毒害，人必须保持内心生活经验的猖性，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不受传统的任何束缚：这样本能改变世界和人性。为了实现这—点，他强调艺术上的绝对自由，这就是消除梦 幻与现实、理性与疯强、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界限，自动写作是勃勒东在艺术上企图彻底打破传统．追求绝对自由的一种尝试。
亨利·米勒和这两位法国作家在反传统方面的彻底要求使他们三人在文学创作所表现的内容和采取的形式上有许多共同点；但是，亨利·米勒认识到．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就在于理性不断迫 使现代人屈从于现代文明所形成的一套传统，所以他甚至比以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们走得更远。他决心要适应现代人的迫切要求，不是像勃勒东那样再现无意识而是提出了意识的必要性。
自我的重建者
我们应该把亨利·米勒看作自我的重建者。
亨利·米勒被人称作是自卢梭以来写出了最好的仟悔作品的人。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作者敢于进行自我解剖的杰作。由于卢棱在作品中公开谈论当时人们羞于公开的那—部分自我，所以他的这部作品很难为池思想保守的同时代人所接受，但是卢梭追求个性解放的勇气却被鼓舞丁他身后的许多作家。
一个人如果老是回避自己的这一部分自我，或那一部分自我，尤其对自己那部分丑陋的自我老是躲躲闪闪，讳莫如深，那么他最终将变得十分虚伪，他真正的自我也将开始异化。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不但不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反而会扭曲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的表里差异越来越增大。卢梭希望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是他“回归自然”的主张在个性解放问题上的体现、也是他重建自我的努力。亨利·米勒虽然自称他尝试了几次都没有能够“啃完”卢棱的《忏悔录》，但是他自己却写了更大规模的《忏悔录》。他的作品大多是自传式的日记体，他向卢梭一祥，通过写自己，尤其通过写自己的过失、不幸、痛苦、迷惘，来揭露和控诉社会对人的腐蚀，文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他要写出自己真正的经历，录下自己真正的真实。他在《北回归线》中引用了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的一段话：“这些小说将渐渐让位给日记或自传——富于感染力的书籍，只要一个人懂得如何在他称之为自已经验的东西中选择真正是他经验的东西．懂得如何真实地记录真实。”
亨利·米勒十分推祟爱默生，他认为爱默生对他有特殊影响。他曾告诉阿那依斯·宁：“我要把瓦尔多·爱默生捧上天去，就是为了向世界证明，曾经有一位伟大的美国人——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曾经受过他很大影响，他同我认为是我更好的一面的一整个侧面的我相联系。”看来，爱默生对亨利·米勒在通过写传记式日记体小说来重建自我方面有很大影响，亨利·米勒在《我一生中的书》中，专门有一段话评论表达个入真实的困难和在不可避免的永恒竞争中揭示各种自我的困难。他说：“爱默生预言的会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重要的自传式小说，已经取代了伟大的仟悔录。这种文学体裁不是一种真实与虚构的混合物，而是真实的扩展与深化。它更可信，更真实。它不是这些自传式小说的作者提供的事实的无价值的真实，而是情感、反思、理解的真实，经过消化与吸收的真实。一个人揭示自我，都是同时在各个层次上进行的。”亨利·米勒深感揭示这种真实之困难，但他仍不懈地努力，通过提示在文明社会里受到压抑或被忽视的自我，来重建他真正的自我。
尽管亨利· 米勒笔下的自我往往显得卑鄙、无耻、下流，但他写这些方面并不是为了宣扬这些事实，而是要表现一种情绪，一种反思，揭示出他在文明社会里所受到的真正正压力和他不得不作出反应的那种强烈性，所以，亨利’米勒的重建自我，不仅注重于更完整的自我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要表现内在的自我，表现渴望回归自然的内在的自我。
亨利·米勒在作品中表现渴望回归自然的内在自我，特别注重两个方面。
其一，他十分怀念他在布鲁克林的儿童时代与青少年时代，他把对儿童时代、青少年时代种种经历和体验的回忆同梦境和幻觉结合在一起。亨利·米勒似乎在儿童的天真烂漫中看到了未受扭曲的人性，所以他笔下的儿童，尤其是他儿童时代的自我。都顽皮、粗野，好奇心强，喜欢探究自然与人生的秘密。身在世界性大都市，却仍然带有许多自然的倾向。纽约是受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病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纽约市及其周围生活，即便是儿童也难免不受影响，但是亨利·米勒把自己在布鲁克林的那段生活看作一种象征、一个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相抗衡的真正自我的基础。他的怀旧代表着对回归自然的向往，他的梦境和幻觉则表现出摆脱文明与理性束缚的倾向。
其二，他突出了性的问题，以大量性描写来表现人性受到文明的压抑而爆发出来的发泄式的反映人性从机器文明中述回自然、逃回原始世界的强烈愿望。
亨利·米勒因为大量性描写的问题曾不断受到指责。当然，他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有津津乐道的地方，但是我们绝不能将他等同于一个色情作家，认为他趣味低级，淫秽下流，而应该联系他的思想倾向和全部创作加以客观全面的分析。
亨利·米勒从小就对异性抱着一种提防的态度，对她们存有戒心。这是他母亲造成的，因为她对他要么过于冷淡．要么过分关心。如果他不严格地照她的话去做．她就一句好话也不会对 他说；但是如果他的表现表明他是妈妈的宝贝儿子，她就把他捧到天上去。她是一个要求尽善尽美的人，要取悦于她极其困难；在他尽了最大努力来取悦于她，而她却还是把他从身边推开的 时候，她就使他对他自己产生怀疑，并躲避她，他也不可能轻易求得父亲的感情，不可能指望父亲成为他的典范。因为他受母亲影响，看不起父亲。他知道，他的父亲和他自己都不能使母亲满意，所以他从小就害怕在女性面前的失败，同时又很想探究女性的秘密。长大以后，便总是想在女性身上试一试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于是他在性的方面采取了竭力想打破拘束的态度，继而发展成在性爱问题上十分随便。他结过五次婚；还同许多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并在作品中作了大量与此有关的性描写。
他试图以自由的性爱观念找回自己从小在女性面前失去的自我，同时，由于他深感人性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受到压抑，他便试图以原始的性爱方式寻回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失去的自由。至少，他认为性爱可以使人的想象力获得自由。“我们可以从爱中期待任何东西……我们内心的贫富是同我们的想象力成比例的。爱将镜子擦洗干净，没有相应的爱的飞跃，就不可能拓展我们的想象力。”
总之，亨利·米勒希望在作品中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善良正直，嫉恶如仇，富于同情心，有追求，有独特见解，但同时也卑鄙无耻，轻率鲁莽，放荡不羁，悲观失望。正像亨利·米勒在一部有关他的电影中所说：“我的书就是我所指的那个人，我所指的那个困惑的人，那个随随便便的人，那个无所顾忌的人，那个精力充沛、污秽下流、爱吵爱闹、细心体贴、一丝不苟、说谎骗人、诚实得可怕的人。”亨利·米勒在作品中重建曾自我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完整地了解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真实的精神面貌和多面性。
文学上的革新者
我们还应该把亨利·米勒视为文学上的革新者。
亨利·米勒在作品中重建自我的努力使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体裁，这就是他的自传式日记体小说。这种自传式日记体小说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因为亨利·米勒不仅像其他作家那样写了外在的自我和内在的自我，他还写了处于理性状态中的自我，即梦境、幻觉、退想等等中的自我；他不仅写了社会关系中的自我，也写了自然状态中的自我；即处于最简单的生命运动中，排除了一切伦理道德、宗教等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自我。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其他作家写自传体小说一般主要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而亨利·米勒 却自由地大量运用了各种代派的手法，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他的自传式日记体小说成为探索综合使用现代派手法来表现作为现代人代表的亨利·米勒的生存状况、重建一个亨利 ·米勒的完整自我的革新尝试。
一位亨利·米勒的研究者指出：“米勒从小就显然是一个废寝忘食而又敏感的读者，他在书本中寻求超越凡俗的体验。因为如他经常承认的那样，他在大大小小的行动中都无甚英雄举动，所以文学形象就成为个人颂扬的代用品。他把大多数文学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宣传。他完全不加区分地从冒险故事、浪漫化的历史。传记推广之，一直到异国情调，神话色彩浓厚的历史（克里特，中国，亚特兰密斯)；到通俗的浪漫传奇（哈格德，显克微支，贝拉米）；到叛逆的美国人（瓦尔特·惠特曼，舍伍德·安德森，爱玛·戈德曼)；最后，到更 极端、更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欧洲现代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斯特林堡)。富有灵感的著作和启示文学作品——尼采以及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30年代初的米勒看来尤其是自我辩解式的——同先锋扼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乔伊斯、桑德拉尔、塞利纳等)相混合，所有这些点点滴滴、不同方式的修辞手法与风格，都混合出现在他的‘自传’中。”
由亨利·来勒开创的这种新型日记体的独特体裁看来，他不仅是一位极力推行先锋派文学主张的革新者，也是各种现代主义手法的集大成者。他有丰厚的文学基础，在对他有深刻影响的作家中，既有巴尔扎克等一大批传统作家，又有韩波、劳伦斯等一大批反传统的现代派作家，他甚至还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虽然是一位反传统的作家，但他既继承了古老的文学传统，又继承了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中反传统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他创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以此影响了诺曼·梅勒等一大批重要作家。正因为如此、他得以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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