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我刚从克朗西的办公室出来。克朗西是公司的总经理,对上司和对下属,他都一样称为“先生”。

  我对他根本谈不上什么尊敬。虽然我们之间有个约定,每隔一个月左右我就要去拜访他,和他聊上一会儿,但我六个月都躲着不去见他。今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他很失望,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我辜负了他。

  这可怜的笨蛋!如果我不是这么讨厌他的话,我也许真会为他感到难过。我看得出他遇到麻烦了,但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的报应,是自作自受。

  克朗西干什么都颇有军人风度。必要的时候他既可以发号施令,也可以接受别人的调遣。绝对服从是他的人生信条。我显然不是一个好军人,如果放手让我去干,我肯定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但既然他对我严加管束,他就会懊恼地发现,即使是他这位总经理都得让三分的人,我照样把他们的话当耳旁风。听说我冒犯了曲里格先生的一个亲信,他简直气急败坏了。曲里格是公司副总裁,这个人心狠手辣,和克朗西本人一样,也是靠这点手段爬到现在这一位置的。跟上司的简短会谈,耳朵里灌进好多废话,真让人倒胃口。这次交谈不欢而散。其实,自从我被通知说要和斯皮瓦克先生合作,我的日子就没好受过,现在看来,这人明显是曲里格先生的走狗。

  你怎么能和一只老鼠共事呢?特别是和一只存心想找你茬子的老鼠呆在一起?我走进酒吧想喝一杯,脑子里在回想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现在我知道了,是斯皮瓦克的出现才造成我今天的处境。正当我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时,曲里格把斯皮瓦克从另一个城市派来,任命他为效率专家。于是,斯皮瓦克掌握大权,并指出原先的工作效率太低。

  从那时起他们就把我像棋子一样挪来挪去。他们先是把我调到总部。好像是要给我来个下马威,曲里格自己就在这栋楼里办公,他的办公室在我上面十五层。我就像被关在了一间令人窒息的笼子里,四周堆满了可恶的摆设。每次客户打来传呼电话,就一闪一闪地、嗡嗡叽叽地乱叫。巴掌大的地方放上两张办公桌后,两头只够再摆两张椅子供客户们坐。我得扯着嗓子,满头大汗地嚷嚷才能让客户听见我说话。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有三次失声。每次我都去找楼上公司的大夫看病,每次他都是茫然不解地摇头。

  “说‘啊’!”

  “啊--”

  “说‘哦!’”“哦--”

  他用一个扁平的小木棒压着我的舌头,“嘴巴张大点。”

  我尽可能地把嘴巴张得大大的。他朝我嘴里喷了点药水。

  “觉得好点吗?”

  我尽量想说“是”,可没发出声音,只吐出一口痰。

  “看不出你嗓子有什么毛病,”他总这么说,“过几天再来看看。可能是天气的缘故。”

  他从来不问这些天我都用嗓子干什么了。不过,当我想到失声就可以休几天病假,我便觉得他不知道我的病因倒也不坏。

  但斯皮瓦克却怀疑我是托病逃差。在我嗓子好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喜欢故意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沙哑声音跟他说话。

  “你说什么?”他粗言厉声地问。

  而我总是低声地重复毫不重要的话。

  “哦,是那事!”他火冒三丈,训斥我该扯开嗓门说话。

  “你觉得你的嗓子什么时候能恢复好?”

  “我不知道。”我直盯着他的眼睛低声说。

  然后他就叮嘱他的接线员,让他探听出我是否在装病。他一出去我就恢复正常音量说话,但如果有电话,我就让我的助手去接:“米勒先生不能接电话,他的嗓子坏了。”我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斯皮瓦克的阴谋得逞。他很可能离开我的办公室,从前门出去,马上就找一间电话亭给我打电话,要是能把我的把戏戳穿,他肯定会欣喜若狂。

  但这种小孩玩的把戏实在无聊之极,每家大公司都有这种事。这可以说是人的本能的一种发泄,也算是一种文明吧。

  我又喝了一杯,迅速瞟了一眼市政大楼的大钟。说来好笑,那口大钟曾给过我灵感,我还为此写过惟一一首诗歌。那是他们把我从住宅区调到总部不久的事。我透过窗口朝街上一望就能看见这栋大楼。瓦莱斯佳就坐在我前面,就是因为她我才写那首诗的。我记得那个周六的上午我开始写诗时的激动心情。简直难以置信--那是一首诗。我给瓦莱斯佳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几个月之后她就死了。

  不过,就那一次柯里没跟她在一起,这事我是最近才知道的。他好像过去常带她去海边。上帝知道,在水里站着他就干了那事。那是第一次,随后无论是在汽车里,在浴室,在水边,还是在游览汽艇上,他们都毫无顾忌地做爱。

  我正回忆这些美好的往事呢,就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高大身影从窗前经过。我跑过去跟他打招呼。

  “米勒先生,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进去。你知道我正在上班呢。”

  “没关系,进来坐会儿,一块喝一杯吧!见到你真高兴。”

  这人是谢利登中校,斯皮瓦克组织的警卫队的头目。谢利登是亚利桑那州人。他来找我谋职,我便安排他晚上值勤。我喜欢他,每个人都喜欢他,甚至连那个禽兽不如的曲里格也赏识他。

  谢利登为人一点儿也不狡诈。他受的教育不多,除了本分做人以外,他单纯朴实,毫无野心。他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少数几个正派人之一。

  我问他军事操练进展如何。他说情况非常糟糕,令人泄气。他对那些男孩子感到很失望,他们没有斗志,对军事操练提不起兴趣。

  “米勒先生,”他痛苦地说,“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家伙。他们没有廉耻……”

  我不禁笑了,没有廉耻,天哪!

  “谢利登,”我说,“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和一些社会渣滓打交道吗?而且男孩子天生就不知道什么是廉耻,尤其是城里的男孩。这些男孩就是小流氓。你去过市长办公室吗?你见过在那儿值勤的人吗?那些人是成年勤务兵。如果你把他们也关进监狱,你就分不清他们和那些真正的罪犯的区别。整个城里除了流氓就是痞子,城市就是这么个地方--一个极好的罪犯滋生地。”

  谢利登迷惑地看了我一眼。

  “但米勒先生,您可不是那种人。”他说完,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

  我也笑了:“我知道,谢利登。我是例外。我正在这儿打发时光呢。总有一天我会去亚利桑那州,或者别的什么宁静悠闲的地方。我没告诉过你吗?几年前我去过亚利桑那,我要是留在那里就好了……告诉我,你怎么会离开那儿的?你不是个牧羊人,对吧?”

  这次是谢利登笑了:“不,米勒先生,我告诉过您,您不记得啦?我是个理发师。”“理发师?”

  “是的,”谢利登说,“我的手艺挺不错的。”

  “但你还会骑马,对吗?我猜你不是一直呆在理发店里,是吧?”

  “对,”他马上回答说,“我想,我的确干过别的。自打七岁开始我就自谋生路。”

  “你怎么来纽约的?”

  “我想看看大城市是什么样。我还去过丹佛、路易斯安娜和芝加哥。每个人都告诉我我得去看看纽约什么样,于是我就决定来纽约了。我跟您说,米勒先生,纽约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我不喜欢这儿的人……我想我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吧。”

  “你是说他们把你推来搡去的样子?”

  “是的,他们说谎骗人。甚至这儿的女人也跟我们那里不同,我好像找不到我喜欢的姑娘。”

  “你太好了,谢利登。你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们。”

  “我清楚这点,米勒先生。”他低下了头,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你知道。”他支支吾吾地说,“我猜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们在背后嘲笑我,每个人都这样,甚至连小孩子都这样。也许是我说的话不对头。”

  “谢利登,你不能对那帮男孩子太客气。”我插嘴说,“我提醒你,你必须对他们严厉点!不时地揍他们一顿,训斥训斥。别让他们觉得你心慈手软。那样的话,他们会欺负到你头上去。”

  他慢慢地抬起头,伸出手:“看这儿。这是前几天一个男孩咬的。您想像得出来吗?”

  “你怎么处罚他的?”

  谢利登又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我打发他回家了。”他说。

  “仅此而已?你只是打发他回家?没狠狠揍他一顿?”

  他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说了,语气很平静而又坚定。

  “我不愿意处罚人,米勒先生。如果有人打了我,我从不会还手。我已经尽量找他谈,找出他的错误所在。您瞧,我像个小孩一样遭人打,真是过得太艰难了……”

  他突然又不吭声了,两只脚挪来挪去。

  “我总想告诉您点事,”他好像鼓足了全身的勇气。他继续说着,“米勒先生,您是惟一我可以告诉您这事的人,您知道我可以信赖您……”

  又是沉默。我认真地等着听下文,很想知道他要说什么。

  “当我来电报公司的时候,”他接着说,“我身无分文。米勒先生,您还记得吗?是您帮了我。我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沉默。

  “刚才我说,我来纽约是想见识一下大城市,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我是在回避某件事。米勒先生,您知道我特别留恋我的家乡,在那儿我有一个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的女人,她理解我,我也理解她,但她嫁给了我哥哥。我不想从我哥哥身边把她偷走,但没有她我又活不下去……”

  “你哥哥知道你爱她吗?”

  “最初不知道,”谢利登说,“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注意到了。您知道,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那间理发店是他的,我帮他干。我们的手艺在那地方是一流的。”

  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有一天出事了。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出去野餐。我和她一直很相爱,但我们从没干什么。我说过,我不想伤害我哥哥,但那事还是发生了。我们都睡在户外,而她睡在我们俩中间。我一觉醒来,发现她的手放在我身上。她完全醒了,一双大眼睛盯着我。她凑过身来,吻我。于是就在那儿,我哥哥就躺在我们身边,我占有了她。”

  “再喝一杯吧。”我劝他。

  “我觉得是得再喝一杯,”谢利登说,“谢谢您。”

  他继续慢条斯理、犹犹豫豫地叙述着事情的经过,他心如乱麻。我喜欢他谈论他哥哥的方式,几乎就像是在谈论他自己。

  “嗯,长话短说吧,米勒先生,一天他醋劲大发,简直都有点疯了。他拿着剃须刀追我。您看见这个伤疤了吗?”他把头轻轻偏向一边,“这是我尽力想躲开,但结果被划的那一刀。如果我没躲开,我想他可能把我半张脸给割下来。”

  谢利登慢慢地啜着酒,若有所思地盯着前方洗手池子上的一面镜子。

  “最后我让他镇定了下来,”他说,“当然,当他看见血顺着我脖子流下来,而且耳朵也差点儿被割掉,他也吓坏了。后来,米勒先生,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就像个孩子似的开始哭了起来,他告诉我是他不好,当然我知道并不是这样。他说他不该娶埃拉,埃拉就是那姑娘的名字。他说他要离婚,要去别的地方,一切要重新开始。他还说我应该娶埃拉,他求我让我说我会娶她。他甚至还要借钱给我,他想马上就走,他说他再也忍受不了。当然我一点儿也不愿听这些,我求他什么都不要对埃拉提。我说我自己会去旅行,让事情淡下去。他说他不愿听这些……但最后,当我告诉他我走是惟一明智的做法时,他才同意让我走……”

  “这就是你为什么来纽约的原因?”

  “是的,但也不全是。您瞧,我已经尽量把事情作对。如果对方是您哥哥的话,您也会这么做的,对吗?我尽了最大努力……”

  “嗯,”我说,“那现在又有什么事让你发愁啦?”

  他两眼发呆地盯着镜子。

  “埃拉,”他沉默了许久才说,“她从他身边跑走了。刚开始她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不时给他们寄明信片,一会儿这个地方,一会儿那个地方,但从不写我的地址。前几天我收到哥哥的来信,上面说她从得克萨斯给他写信,求他说出我的地址。她说如果她不能马上收到我的信,她就自杀。”

  “你给她去信了吗?”

  “没有,”他说,“我还没给她写信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爱她,对吗?而且她也爱你,而你哥哥也不会反对。那你究竟在等什么呀?”

  “我不想偷走我哥哥的妻子。另外,我知道她的确也爱他,她爱我们俩,就是这么回事。”

  这次该轮到我吃惊了。我轻轻吹了声口哨:“问题就出在这儿!”我笑了出来,“这样

  一来就是另一回事了。”

  “是的,”谢利登马上说,“我们两个她都一样喜欢。她从他身边跑走并不是因为她恨他,也不是因为她要我。不错,她是要我,但她跑走是要他采取行动,要他找到我,带我回去。”

  “他知道这点吗?”我问。我有点怀疑谢利登是在凭主观瞎猜。

  “是的,他知道,而且如果那就是她想要的话,他也想那么过下去。我想如果能那样,他也会觉得好受些。”

  “那现在呢?你有什么打算?”我问。

  “我不知道。我想不出来。米勒先生,我把什么都告诉您了,您若处在我的位置,会怎么办呢?”

  然后,好像是在对他自己说的,他自言自语着:“我也知道像那样生活是不对的……但如果我不马上采取行动,也许埃拉真会自杀。我不希望那样。我得做点什么来制止这件事情发生。”

  “你看,谢利登……以前你哥哥嫉妒你,但我猜现在他已经想通了。他和你一样都特别希望她回去,那……你想过自己会不会嫉妒你哥哥吗?万一你吃醋呢?和别人一起分享你所爱的女人,即使是和你哥哥,那也不容易做到呀!你知道这点,是不是?”

  他没有迟疑,马上回答说:“米勒先生,这些我全想过,我知道自己不会吃醋。我也不担心我哥哥,我们互相了解。问题是埃拉。有时我想她是否真的知道自己的想法。您看,我们三个人是在一起长大的,这正是我们能够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的原因。直到……那很自然,对不对?但如果我现在回去,我和哥哥公开占有她一个,她可能就会开始区别对待我们俩了。这种事会破坏我们这个家庭的和谐。很快人们就会觉察到这件事。我们那儿是个小地方,人们不会接受这种事。我不知道过上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事……”

  他又沉默了,用手不停地拨弄杯子。

  “米勒先生,我还想到一点……假设她有了孩子,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俩谁是孩子的父亲。天哪,各种可能性我都考虑过了。思前想后,要做出决定真难哪!”

  “是的,”我表示理解,“的确不容易。谢利登,我一时也拿不出好主意来。让我好好想想。”

  “谢谢!米勒先生。我知道如果你能够的话,你会帮我的。我想我得马上去了。斯皮瓦克先生肯定在找我。再见,米勒先生!”他急匆匆地走了。

  当我回到办公室,有人告诉我说克朗西来过电话。他问起最近我招聘的一个女雇员的情况。

  “怎么啦?”我问,“她干什么啦?”

  没人知道实情。“那她在哪儿工作?”

  我查出她被派到商业区与住宅区之间的办公楼去工作了。她的名字是尼娜·安德鲁斯。希米已经整理出她的全部资料,他给那姑娘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去过电话,但什么也没查出来。那位主任自己也是个年轻姑娘,她对这姑娘各方面的印象都不错。

  我决定最好还是打电话问克朗西,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态度生硬,脾气很坏。显然,曲里格先生训斥过他,他当然要迁怒于我。

  “但她干了什么呀?”我替她抱不平。

  “她干了什么?”克朗西气汹汹地重复我的话,“米勒先生,我提醒过你多少次了?我们只聘用高雅的淑女。”

  “是的,先生。”我只好说道,心里却在诅咒这个蠢货。

  “米勒先生,”他郑重其事地说,“那个自称是尼娜·安德鲁斯的女人纯粹是个妓女。这个情况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客户反映的。他告诉曲里格先生她企图勾引他。曲里格先生打算调查这件事。他怀疑我们还有别的这样下流的女雇员。米勒先生,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件事很麻烦,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我相信你知道怎样应付这种处境,过一两天向我汇报。明白吗?”他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那儿,尽量想回忆起这位闯祸的年轻女子。

  “她现在在哪儿?”我问。

  “她被解雇了。”希米说。

  “给她拍份电报,”我说,“让她给我来个电话,我想和她谈谈。”

  我一直在等她的电话,直到晚上七点。刚好奥洛克进来了,我突然想到,也许我可以问问奥洛克。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尼娜·安德鲁斯。她那好听的声音马上唤起了我对她的同情。

  “很抱歉我没能马上给您打电话,”她说,“我整个下午都出去了。”

  “安德鲁斯小姐,”我说,“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帮我一个忙,过一会儿我想上您家去,和您聊聊。”

  “哦,我不想要那份工作了。”她语气很欢快,“我已经又找了份工作,一份更好的工作。谢谢您……”

  “安德鲁斯小姐,”我坚持说,“我还是想见见您,就一会儿,您介意吗?”

  “不,一点也不。您当然可以来。我只是不想麻烦您……”

  “好,谢谢……我马上就来。”

  我去求奥洛克,简短地向他解释了这件事。“也许你想一块去,”我说,“你知道,我不相信她是妓女。我现在想起她来了。我觉得我知道……”

  我们钻进一辆出租车,来到她住的“七十秒大街”。这是一栋典型的老式住宅。她住在四楼。

  看到奥洛克和我一块来她有点吃惊,但不是惊恐。

  “我不知道您会带朋友来,”说着,她坦诚地看了我一眼,“很抱歉,这儿比较乱。”

  “这没什么,安德鲁斯小姐。”奥洛克说话了,“尼娜是你的名字,对吗?”

  “对,”她问,“怎么啦?”

  “这名字很好听。”他说,“现在不怎么常听见这个名字啦。你不会碰巧是西班牙人的后裔吧?”

  “对,不是西班牙人,”她回答得很快也很机警,一点没有让人产生怀疑,“我是丹麦人,而我父亲是英国人。怎么,我看上去像西班牙人吗?”

  奥洛克笑了:“老实说,安德鲁斯小姐……尼娜小姐,我能这样称呼你吗……不,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西班牙人,但尼娜是个西班牙人名,对吗?”

  “请坐。”说着她把沙发上的靠垫放好,然后以一种很自然的口气说,“我猜你们听说我被解雇了吧?就跟这一样!没什么好解释的,但他们给了我两周的薪水,而且我已经找了份更好的工作。所以不算很糟,对吧?”

  我现在庆幸把奥洛克带来了,如果我一个人来,说不上两句我就会走的。听到这我完全相信这姑娘是无辜的了。

  这姑娘在求职表上填的年龄是25岁,但显然她大不过19岁。她看上去是在农村长大的,迷人的小妞,而且很机灵。

  显然奥洛克也有同样的感觉。他提高了嗓门。看来他在考虑怎样帮她减轻不必要的麻烦。

  “尼娜小姐,”他说,他说话的神态就像是位父亲,“是米勒先生叫我一块过来的,你知道,我是夜巡队队长。现在你能想起他的名字--他是布鲁克斯保险公司的。你记得他的名字吗?尼娜小姐?想想,也许你能帮我们。”“我当然知道他的名字,”她显得很轻松地回答说,“715号房间的哈考特先生,是的,我跟他很熟,我还认识他儿子。”

  奥洛克的耳朵立即竖了起来。

  “你认识他儿子?”他重复了一句。

  “怎么啦?我们是一对恋人。我们是一个镇上的。”她提到一个乡村小镇,“我猜你们不把它叫做镇子。”她轻轻笑了两声。

  “我明白了。”奥洛克一边说一边想着用什么话引她继续说下去。

  “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开除了。”她说,“这个哈考特先生认为我配不上他儿子,可我总觉得他不至于那么恨我呀!”

  当她说话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回想起她第一次来谋职时的情景了。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填写申请表,她特别提出希望被安排在某一栋办公楼里工作。这也不是什么出格的要求,求职的人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喜欢在某一部门工作。我还记得她笑着感谢我帮了她的忙。

  “安德鲁斯小姐,”我说,“你来求职的时候,不是求我派你去赫克歇尔大楼工作的吗?”

  “没错,”她回答说,“我想离约翰近点。我知道他父亲尽量想让我们俩分开,这正是我离开家的原因。”

  “刚开始哈考特先生试图奚落我,”她补充道,“我指的是最初我给他办公室送电报的时候,但我不在乎。约翰也不在乎。”

  “嗯,”奥洛克说,“你不在乎丢掉工作吗?如果你想回去上班的话,我想米勒先生会给你安排的。”他瞅了我一眼。

  “哦,我真的不想回去,”她不假思索地说,“我已经找了份好得多的工作,而且是在同一栋楼里。”

  我们三个都笑了。

  我和奥洛克站起来要走,“你是个音乐家,对吗?”奥洛克问。

  她脸红了:“怎么……你怎么知道的?我是会拉小提琴。当然,这是我决定来纽约的另一个原因。我衷心希望有一天能在这儿举办个人演奏会,也许在市政礼堂。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举办演奏会是不是挺令人激动的?我说的没错吧?”她像个女中学生似的咯咯笑了。

  “生活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很不错,”奥洛克说,他的声音突然显得庄重起来,“我真诚希望你能成功地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他没接着往下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抓住她的手,端正地站在她面前说:“让我给你提个建议,可以吗?”

  “当然可以!”安德鲁斯小姐说,脸微微有点儿红。

  “那么好吧,当你第一次在市政礼堂举办演奏会的时候,让我们这样假设一下吧,我建议你用你的真名:玛乔里·布莱尔。这个名字和尼娜·安德鲁斯一样好听……你不这样认为吗?”他说着,也没停下来看看她对这话的反应,抓起我的手就朝门口走去,“我想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祝你好运,布莱尔小姐,再见!”

  “我都被搞糊涂了。”当我们来到街上时,我说。

  “她是个不错的姑娘,对吗?”奥洛克说着拖着我朝前走,“克朗西今天下午给我来过电话,给我看了她的申请表。我已经搞到了她的全部资料。她这人完全可以--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名字呢?”我问,“她为什么要改名字?”

  “哦,那没什么,”奥洛克说,“有时候年轻人觉得改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庆幸的是她不知道哈考特先生都跟曲里格先生说了什么,是吧?如果这事泄露出去,可就有咱们的好戏看了。”

  “顺便告诉你一声,”他补充道,好像提及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我向曲里格先生汇报时,我会说她快满二十二岁了,你不介意我这样做吧?你知道,他们怀疑她不满十八岁。当然你不能够核实每个人的年龄,但你还是得小心点。当然,你能够明白……”

  “我当然明白,”我说,“你能帮我说话简直是太好了。”

  我们静静地朝前走着,眼睛在寻找着一家饭馆。

  “给曲里格先生编那么个故事,哈考特先生不是也太冒险了吗?”

  奥洛克没有马上回答。

  “这件事太令人气愤了,”我说,“他妈的,你知道吗?他几乎把我的工作都给搞丢了。”

  “哈考特这件案子比较复杂,”奥洛克慢慢说道,“你要知道,我是信任你才告诉你这个的,我们别再说哈考特先生什么啦。在我的报告里我会告诉曲里格先生说这个案子已经圆满解决,我会解释说哈考特先生误会这姑娘的为人了;她立即找了另一份工作,而且建议说让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吧?哈考特先生是曲里格先生的一个好朋友。能肯定那姑娘说的都是实话。她也是一个不错的小姑娘,我喜欢她,但她自然对我们隐瞒了一件事:哈考特先生解雇她是因为他嫉妒他儿子……你想知道我怎么这么快就知道的?我们有自己了解情况的渠道。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许多有关这个哈考特的事。”

  当他突然想改变话题时,我马上说:“是的,我想听。”

  “我知道你最近遇到过一个叫莫纳汉的小伙子。”

  这可让我足足吃了一惊,“是的,莫纳汉,没错。怎么,你哥哥告诉你的吗?”

  “当然是的,你知道,”奥洛克继续慢条斯理地说道,“莫纳汉是干什么的,对吗?我的意思是他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我装作我知道似的,嘟哝了几句,不耐烦地等他说下去。

  “事情是怎样凑巧到一块去的,这很有意思。”他继续说,“当尼娜·安德鲁斯来纽约的时候,她并没有马上去你那里求职。像所有的年轻姑娘一样,她被灯红酒绿的城市给迷住了。她很年轻,也很聪明,她知道怎样照顾好自己。老实说,她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天

  真无邪,但这都不关我的事……简短地说吧,米勒先生,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舞厅当舞女。你也许知道,那地方……”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直盯着前方,“是的,就是莫纳汉当监场的地方,老板是一个希腊人,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当然,我是说跟干他这行的其他人相比较而言。但还有别的人呀,在舞厅里晃荡,总想找点事的那种人。尤其是当尼娜这样的漂亮小妞走了进去,脸上抹得红红的,一看就是从农村来的那副拘谨的样子。”

  当他又转变话题时,我正急着想多听些有关莫纳汉的事。

  “有关哈考特的事怪滑稽的。有一点要告诉你的就是,当你开始调查一件事的时候,你得格外小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不知道他的下文会是什么。

  “嗯,是这样。”奥洛克说着,在考虑他的措辞,“哈考特在纽约有一大歌厅,在别的地方也有。保险公司只是个幌子,所以他让自己儿子去管。他对保险不怎么感兴趣,他的兴趣在年轻姑娘身上--越年轻越好。如果真是他说服安德鲁斯小姐用她的真名玛乔里·布莱尔的话,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如果他们之间出了什么事,安德鲁斯小姐就不能跟别人讲了,对不对?至少不能告诉她所爱的年轻人。现在她只有十九岁,但她看上去也就十六岁。别忘了她是在农村长大的,她们有的很早熟,你知道,我是指很早就会来月经。”

  他没有说下去,好像在打量眼前的一家饭馆,不知不觉他把我领到这家饭馆前面了。

  “这地方还凑合,我们进去吗?哦,等会儿,我们说到哪儿啦?哦,关于哈考特……当然,那姑娘没想到他和舞厅有什么关系。她去那家舞厅纯属偶然,你知道我指哪家,对吧,它正对着……”

  “是的,我知道。”我说,为他提起我的痛处,挖苦我,心里感到一丝不快,“我有个朋友在那儿工作。”我补充说。心想: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

  我在想莫纳汉都跟他透露了多少,我又突然想到莫纳汉是不是早就认识奥洛克了。他们俩都喜欢玩弄这些把戏,一会儿大惊小怪,一会儿又漠然置之。我猜他们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干,就像出纳员在梦里说“谢谢”一样。

  当我等着听他的下文时,脑子里又产生一股疑团。也许莫纳汉扔下的那两张五十美元的钞票是奥洛克的。我几乎都这样肯定了,除非……但我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这太牵强附会了,除非……我又忍不住想到,钱是哈考特的。那天晚上他给我看的是一大叠钞票。一般监场身上是不带那么多钱的。不管怎么说,如果莫纳汉是敲诈哈考特得来的(也许是那个希腊人!),奥洛克是不会知道的。

  我们正要走进饭馆,我突然听他说道:“在那样的舞厅,一个姑娘如果不先和哈考特睡觉,几乎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至少,莫纳汉是这么告诉我的。”

  “当然,这也没什么特别的。”他停了一会儿,打量了一下饭馆里面的环境。

  我们在里边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坐了下来,以便不让人偷听到我们的谈话。我注意到奥洛克以他那习惯的警觉在环顾四周。

  “但玛乔里·布莱尔小姐用另外一个名字找了份工作,这差点暴露了他生活不检点的丑事。”

  “哦,天哪,”我叫道,“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庆幸的是,他先看了看她的照片……”我忍不住打断他说:“你是不是很快就了解到全部真相了?”

  “纯属巧合,”奥洛克坦白说,“我从克朗西的办公室回来的路上碰巧遇到了莫纳汉。”

  “可你又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两件事联想到一块的呢?”我依然疑惑不解,“当你碰到莫纳汉时,你并不知道那姑娘在舞厅干过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搞到那情况的。”

  “我是不知道。”奥洛克说,“我是从哈考特那儿知道的。你看,我跟莫纳汉聊天时,他说起他的工作,还附带提到了你。是的,他说他很喜欢你。顺便告诉你一声,他还想见你……你应该跟他联系……我说过,我曾经给哈考特去过电话,我问了他几个一般的问题,比如说他是否知道那姑娘以前在什么地方工作过,他说她在一家舞厅干过。他的原话好像是:‘她只是个妓女。’我问莫纳汉是否认识一个叫安德鲁斯的姑娘,她在舞厅干过。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是哪家舞厅。然后,使我吃惊的是在我给他解释完这个案子之后,他开始告诉我有关哈考特的事。经过就是这样,很简单,对不对?我跟你说吧,纸里包不住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真见鬼。”我只想说这么一句。

  奥洛克在研究菜谱,我却心不在焉,不知道该吃些什么,满脑子想的都是哈考特。他玩遍了那么多女人!天哪,我气坏了。我真想揍他一顿。也许莫纳汉就是这么想的。

  我随便点了些吃的,坐在那儿,闷闷不乐地看着吃的东西。

  “怎么啦?”奥洛克问,“你看上去垂头丧气的。”

  “是的,”我回答说,“不过没什么,现在好了。”

  整顿饭的过程中我都没怎么认真听奥洛克说话,我一直在想莫娜。我想如果我对她提起哈考特这个名字,她会说什么呢?那个流氓!几乎把我的饭碗给砸了!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

  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才甩掉奥洛克。当他想缠着你的时候,他就能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地讲给你听,故事之间的过渡又会那么自然。跟他在一起呆上一个晚上,我总是被折腾得筋疲力尽。有时,他会让我在电话局等上半小时或半小时还要多。我等得都烦躁不堪了,他还在翻箱倒柜地费力寻找那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而且,在把他的故事接着讲完之前,他总要兜一个大圈子,谈到我们认识的办公室里的职员、经理或报务员。他的记忆力惊人。分布在全市大大小小的百多个分部里职员的名字,他都记得;他们是否变换过工作,更换过办公室,他也知道;连他们家的私事他都清楚。他不仅认识所有在职员工,还认识上一辈人。另外,他还认识警卫,不管是白班的还是夜班的,对那帮老职员他还格外热心,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公司里干的年头几乎和他自己一样长。

  在和奥洛克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许多内幕,而有些我怀疑克朗西自己都未必清楚。我发现不只是少数人有过贪污受贿的事。奥洛克有他自己处理这类事件的方法,凭着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他经常随心所欲地对付这些不幸的人。我敢肯定,有一半案件只有奥洛克一人知道。如果他信任那个人,那他就会允许他慢慢地供出全部经过。当然,这一切都是他俩之间的秘密。有时这种事能有双重效果:通过用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处理这些事件,不仅公司肯定能找回所有被窃取的财物,而且出于对他的感激,那些人从此以后能成为他可靠的线索提供人;一旦出事,总有人向他告密或向他自首并揭发别人。刚开始我还纳闷奥洛克为什么对那些社会渣滓那么感兴趣,许多次我都发现奥洛克已经将他们改造成有用之人了。事实上,从他那神秘的举措中我已经了解到了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那就是,他肯对其花一点点时间和精力的人都是对他有某种用处的人。

  尽管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干起活来风风火火,尽管他经常显得又笨又傻,尽管他好像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都和他手头的工作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而且,从未有过一个案子他是孤立无援地处理的。他有一百多个本人。他从没对一个案子丧失信心而撒手不管,公司也许会将它从记录上划掉,而奥洛克不会。他有着艺术家的无限的忍耐力,他总承认自己有足够的时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像没有他不熟悉的,尽管,提到艺术家,我得承认在艺术领域他不大自信。他也许能站在百货商店的橱窗前天真地看一本叫做《救火梯》的书。他的文学知识几乎是零。他是个侦探是因为他对他的同事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和同情心。他从不会给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总是认定那人是无辜的,不管那人干过什么。他从不记仇,即使他们是最卑鄙的小人,他也尽量去理解他们,去揣摩他们的心理和动机;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完全可以充分信任他。他的话一旦出口,他愿意以一切代价来坚持他的观点。他从不受礼,我实在想不出能用什么引诱他玩忽职守。依我看,他丝毫没有什么野心,他除了本分做人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奢望。他把他的全部身

  心都投入到他的工作之中,尽管他知道,这是一份没人感激的差事;尽管他知道他只是被一个毫无感情的机构利用。但,正如他自己不只一次提到过的,不管公司态度如何,这都与他无关;而等他退休的时候,他们会忘掉他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的功绩。这他都不在乎。他也从来不会不为有求于他的人尽力。

  奥洛克这种人太难得了,有时他深深扰乱了我的心情,我认为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一个坦诚直率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我也从未见过像他这样毫无保留地给别人出主意提意见的人。他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个让我认识到怎样容忍、怎样去尊重别人的人。

  经历了这样一个夜晚之后,当我完全清醒地躺在床上,我总是扪心自问:如果奥洛克处在我这个位置,他会怎么做呢。仔细这么一想,我会不只一次地意识到我对奥洛克的私生活一无所知,什么都不了解。并不是说他总是含糊其辞(不能这样说),但真的是一个空白。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我有一种感觉,他过去经受过一段挫折,也许就是失恋。

  不管是什么,他没有因此而消沉。他挣扎过后已经复原了,但他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把所有这些零碎的细节放在一起,把我所了解到的他的一面和我有时隐约感觉到的另一面(当他追忆往事时)放在一块比较,你不可能否认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面,奥洛克具有的所有那些坚强的优秀品质就像一层保护外衣,它不是穿在外表而是在内心深处。在那个世界里他无所畏惧,他完全存在并属于那个世界,但他却无力违抗上天的安排。

  我合上眼睛,心想这真奇怪,我欠他太多,可他对我将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我只能通过他的行为和他处理事件的态度来了解他。

  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我突然比以往更理解奥洛克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理解得更深刻。我第一次体会到“微妙”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