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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勒伯尔觉得自己仿佛一辈子都没有喝过水似的。他口内发干，舌头贴在上颚上，就像焊住了似的。不光是因为天热他才有这种感觉，而是有点儿慌，许多年来他第一次真正着了慌。他肯定下午会出点事，但是怎么出、什么时候出，他却还没有找到半点儿线索。
这天上午，他去了凯旋门，也去了圣母院和瓦勒里昂山，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天中午，他在部长那里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他感到这些人的紧张情绪已经消失，几乎有点轻松愉快了。只剩一个仪式有待举行了，地点在“六月十八日广场”。他们确信，那里是经过彻底搜索和无缝可入的。
他们这一伙人是在离爱丽舍宫不远的一家饭馆里用午餐的，而这时，戴高乐在宫里进午餐。当他们从饭馆出来时，罗兰上校说：“看来这个人已经走了，已经滚蛋了，其实这是他最聪明的办法。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在什么地方冒出来，那我们的人一定能把他逮住。”
这时，勒伯尔一个人心烦意乱地在离蒙帕纳斯大道200米远处的一群人中间徘徊着。由于距离太远，他看不清广场上有什么事。他一路向站在栏杆边的警察或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提出同样的问题，回答也是一样的：自从12点钟栏杆装起来以后，没有人进去过。
主要的大道上交通已经中断了，小路和胡同里的交通也断绝了，屋顶都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车站本身布满保安人员，因为那里有许许多多可以俯视院子的办公室和顶楼。保安人员还爬上了巨大的机车车库的房顶，居高临下地监视着静悄悄的车站月台，那儿的全部火车已在当天下午转移到了圣拉扎尔车站。
警戒区内的每一幢建筑物都经过搜索，上至顶楼，下至地下室，一处不漏。绝大多数房间都空空如也，住户们已去海滨或山上度假。
一句话，“六月十八日广场”地区是无缝可入的，正如瓦伦丁局长所说的，“比耗子的屁眼还要紧密”。一想起奥弗涅省的那个分局长的这句话，勒伯尔不禁笑了起来。突然间，笑容消失了。瓦伦丁并没有截住豺狼啊，他想。
他穿过小路，凭着他的警察通行证抄近路来到了雷纳街。到处情况都一样，离广场200米以外的道路全部封锁，人群停立在栅栏外面，除了巡逻的保安队员以外，街上空无人迹。
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吗？没有。有人进去吗？没有，先生。他听见车站广场上的乐队正在给乐器调音。他看了看手表，总统在这段时间里随时都会来到的。
他看见广场上人声鼎沸，看见蒙帕纳斯大道上的另一端有一个车队已经闪进“六月十八日广场”，看见他们驶进车站广场时，警察们都在敬礼。所有街这边的人都盯住这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大轿车；站在栏杆外面的人群，都想往前挤。
他又抬头看看屋顶。小伙子们真不错！屋顶上的监视人员根本不理会他们脚底下的场面，他们俯伏在胸墙上，眼光不停地搜索着街对面的屋脊和窗户，不放过每一个窗户里的微小的动静。
他到了雷纳街的西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纹丝不动地站在132号附近的铁栏杆旁边。他把证件显示了一下，这个战士站得更挺直了。
“有人过去吗？”
“没有，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值班的？”
“12点钟，先生，就是开始中断交通的时候。”
“没有人从这个口子进去吗？”
“没有，先生。对了，有一个老年的跛子进去了，他住在那边。”
“什么跛子？”
“一个老头儿，先生，他病得很厉害，他有身份证和残废军人证，住址是雷纳街154号，我只好让他过去。他真的病了，那么热的天气，他还穿着军大衣呢！”
“穿军大衣？”
“是呀，长长的军大衣，像那些老兵穿的一样，这时候穿大衣也太热了。”
“他有什么病？”
“我看他一定是太热了，是不是？先生。”
“你说他是残废军人，他怎么啦？”
“只有一条腿，先生，还拿了根拐棍，一瘸一拐地走路。”
在远远的广场上，歌声已经响起来了。“前进，祖国的健儿们，光荣的日子来到了……”人群中有些人也在跟着唱这大家都熟悉的《马赛进行曲》。
“拐杖？”勒伯尔自言自语地说，他的声音很低，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
那个保安部队战士局促不安地望着他。“是的，先生。一根拐杖，就像一条腿的人常用的那一种，铝制的……”
勒伯尔跳了起来，他大声招呼那个战士跟着他向街里冲去。
车队在阳光下进入广场，一辆辆汽车首尾相接地停在车站门口。就在汽车前面，顺着栏杆站着正准备接受勋章的十位退伍士兵。广场东边是政府官员们和外交界人士，几乎都是深灰色的服装，偶尔有人佩戴着红色的荣誉勋章。广场的西边是戴着闪亮头盔以及有红色羽毛的共和国警卫队，乐队则站在他们前面。在车站门前的一辆汽车周围，聚集着一群文职官员和总统府的人员，军乐队继续演奏着《马塞进行曲》。
豺狼抬起枪，眯着眼睛朝广场看去。他选中离他最近的那个退伍军人，也就是将第一个获得授勋的那个人。他是一个身材矮小、体格健壮的男子，站得笔直。他的脑袋清晰地出现在瞄准器里，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侧像。几分钟后，这个人面前高出大约一英尺的地方，将出现另一张面孔，傲慢、专横，戴一顶咔叽布的法国军帽，上缀两颗金星。
“前进，前进，万众一心……”国歌的最后几个音符消失之后，全场肃静无声。共和国卫队长的吼声在车站广场的上空回荡：“举枪……致敬！”戴白手套的手一齐拍击步枪的枪托和弹夹，脚跟一起相碰，发出三次清脆的僻啪声。围在汽车旁边的人群向两边分开，从中间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形，开始大踏步地走向排成一列的退伍军人。跟在他身后的人群在离那排退伍军人50米远的地方停了步，只有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和另一名官员继续跟着他前行。部长将向总统介绍那些退伍军人，而另一名官员则托着一个丝绒垫，上面摆着十枚勋章和十根级带。除开这两个人之外，就只有夏尔·戴高乐在朝前行进了。
勒伯尔停了步，气喘吁吁地指着一个门口说：“就是这儿？”
“我想就是这里，倒数过来第二个门，他是从这儿进去的。”
勒伯尔走进门去，瓦尔雷跟在后面。他想，在这样紧张的时刻，他还要发脾气，一定是受到上级的申斥了。好吧，如果那些大官儿们要申斥我这个小兵，那么我会说，都是因为我没有让这个小老头儿过来，惹恼他了。
当他进门后，看见小老头正在推动会客间的房门。
“门房到那儿去了？”他叫道。
“我也不知道，先生。”
这时，这个小老头已经用胳膊肘撞碎了门上的毛玻璃，伸手进去，把门打开。他冲了进去，叫道：“跟我来！”
“好吧，来就来，”瓦尔雷想，“你一定是发了疯了。”
他看见那个矮小的侦探正在检查水槽下面，越过他的肩膀，看见地板上躺着一个老太太，手脚被捆住，不省人事。
“见鬼！”突然间他意识到那个小老头并不是在瞎胡闹。他可能是一位警察局长，他们是在追捕一个罪犯。这本来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事到临头，他却感到不如安稳地待在营房里了。
“上顶层！”小老头大喊了一声，飞步上了楼梯，其速度之快，让瓦尔雷吃了一惊。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跟在后面，一面取下了肩上的冲锋枪。
法国总统走到站在排头的那一个退伍军人面前，稍稍弯下身子听部长介绍他的名字和他在十九年前的那一天所立下的功勋。部长介绍完毕后，总统低头看看那个退伍军人，然后转向捧着托垫的官员，拿起勋章。当乐队轻快地奏起《马赛进行曲》时，身材高大的总统把勋章别在他面前的老人高高挺起的胸脯上，然后他退后一步，他们相对敬礼。
在六层楼上，130米之外，豺狼紧紧抓住步枪，眯起眼睛凑在瞄准器上。他相当清楚地看见他的五官：隐藏在法国军帽帽檐阴影下的眉毛，眯缝着的眼睛，还有那个鹰钩大鼻子。他看见举起敬礼的手离开了帽檐，瞄准线的交叉点正对着暴露在外的太阳穴时，便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一瞬间他再看着广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子弹出膛的当儿，法国总统的头突然出乎意料地向前探过去，庄重地吻了一下他面前接受勋章的人的面颊。由于总统的身材要高出对方一英尺有余，因此，他必须弯下身去才能用这个通常只在法国风行的礼节去亲吻那个老兵。可这完全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惯。
后来才知道，这粒子弹是在离总统帽后一英寸远的地方飞过去的。至于总统是否听见子弹的呼啸声，则不得而知了。陪伴着总统的部长和外交官员都说没听见，50米以外的人就更听不见了。弹头钻进广场上被太阳晒软了的柏油马路上，在一英寸多深的地方炸开，没有造成任何损害。
乐队还在继续奏乐。总统在祝贺了第一个人以后，直起身来走到第二个人面前。
豺狼在他的枪后面轻声地咒骂着。在他毕生的经历中，向150米以内的目标射击，还从未失误过。好在时间还来得及。他慢慢地平静下来，打开枪栓，把弹壳退出来，又从桌上拿起了第二枚子弹装了进去。
克劳德·勒伯尔一口气跑上六楼，只觉得他的心就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面向大街的有两扇门，他正在犹豫着究竟是在那个房间里，从一扇门里传出轻轻的但又是如此清晰的“扑”的一声。勒伯尔急忙用手指着这扇门命令道：“开枪打掉它。”然后他往后退了一步。
瓦尔雷双脚站稳，对准门开始扫射。只见木头和金属的碎块连同子弹头飞散开来，门板变了形，向里打开了。瓦尔雷首先冲了进去，勒伯尔跟在后面。
瓦尔雷还能认出那一簇簇灰色的短发，但仅此而已。这个男人有两条腿，长大衣已经不知去向，抓着步枪的那条胳膊是长在一个强壮的年轻人身上的。那个枪手没有给他一点时间，他从桌子后边的坐位上站起来，轻快地转过身子，半蹲着猛然开火，那颗单发的子弹悄无声息地飞过来。瓦尔雷的枪击声还在他耳边余响未息呢，从豺狼的步枪里飞出的子弹就钻进了他的胸膛，打在胸骨上，爆裂开来，先是一种撕裂的感觉和一阵突如其来的刺痛，然后这些感觉都消失了。光亮逐渐消退，夏天好像变成了冬天，一块地毯飞了起来，啪地一声打在他的脸上——其实是他的脸撞到了地毯上。知觉迅速消失，先是大腿和肚子，然后是胸部和脖子。他最后的感觉是嘴里涌起一股咸味，就跟他当年在海边游泳时尝到的海水滋味差不多，他似乎看见一只独腿老海鸥停在一根竿子上，然后只剩下一片漆黑。
勒伯尔的目光越过他的尸体直勾勾地瞪着那个男人的眼睛。他的心脏已经平安无事——它似乎不再跳动了。
“豺狼！”他说。
那个男人说了一声：“勒伯尔。”他在慌乱地摆弄着枪，拉开了枪栓。勒伯尔看见一枚闪亮的弹壳掉落在地板上，然后那个男人飞快地从桌子上拿起一样什么东西，把它塞进了枪膛。他的灰色的眼睛仍然死盯着勒伯尔。
“他要开枪，他想干掉我。”勒伯尔想到。他眼睛的余光转向地板，保安部队战士的冲锋枪正横在他的脚下。他不假思索地跪了下去，一把抓起，用一只手抡了起来，另一只手就摸向板机。就在他听到豺狼啪地一声拉上枪栓时，他已经扣动了扳机。
冲锋枪的怒吼声充斥着这个小房间，就连广场上的人也都听到了。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作解释时，只说是有个毛手毛脚的莽撞家伙在后街上发动一辆消音器有毛病的摩托车。
半梭子9毫米的冲锋枪子弹射入了豺狼的胸膛，把他打得飞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倒在房间的角落里，变成乱七八糟的一堆血肉。当他从空中落地时，把一盏吊灯也带了下来。
这时在广场上，军乐队正奏起《我的军队和我的祖国》。
当晚6点钟，托马斯侦探长接到巴黎来的一个电话。通话完毕后，他把他的那位探员组长叫了进来。
“他们抓住他了，”他说，“在巴黎抓住的。问题解决了，不过你最好还是到他的住所去一次，把东西清理清理。”
8点钟时，正当那位探员在对格尔索普的东西进行最后一次清点的时候，他听见有人走进了外面的门廊。他转过身去，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站在那里怒气冲冲地瞪着他。
“你来干什么？”探员问道。
“我倒想问你这个问题。你到底在这里搞什么名堂？”
“废话少说，”探员说，“你叫什么名字？”
“格尔索普，”那人说，“查尔斯·格尔索普。这是我的住所。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
探员后悔忘了带支枪在身上。“好吧，”他保持着警惕，慢条斯理地说，“我看你最好跟我到警察局去谈谈话。”
“太好啦，”格尔索普说，“你非得把事情讲清楚不可。”
警方把这个男人扣留了24个小时，直到巴黎方面分别有三个部门证实豺狼确实已经死亡，而且苏格兰的萨塞兰郡的五家互无联系的旅店的店主证明，格尔索普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的确一直住在他们的旅店里，把时间全部花在爬山和钓鱼上，这个男人才获得了释放。
“如果豺狼不是格尔索普，”托马斯在格尔索普离开之后说，“那么他到底又是谁呢？”
第二天，8月26日，英国都市警察局局长对特警处迪克松副长官和托马斯侦探长说：“当然啦，女王陛下的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叫豺狼的家伙是英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多可以这么说，在一个时期内，曾有一个英国公民涉嫌，现在已经全都搞清楚了。我们也知道，这个豺狼在法国执行……任务的时候曾经冒充过丹麦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用了两张偷来的护照和一套伪造的法国证件，当然，也用一张假造的护照冒充我们英国人。我们的调查证实，这个豺狼使用的假英国护照上的名字是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法国警方根据这个名字追踪到……一个叫嘉普镇的地方。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案子了结啦！”
8月26日，法国。
一个男人的尸体被葬在了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墓穴上方没有任何标志。这个男人的死亡证上写明：这是一个无名的外国游客的尸体，死于车祸，死亡时间是1961年8月25日，星期天。
送葬的人员很简单，只有一个神父、一个警察、一个登记员和两名掘墓人在场。当毫无装饰的白木棺材落到墓底时，在场的人中除了一人之外都无动于衷。这一个人在葬事结束后转身就走，不肯透露他的姓名。他——一个孤独的小矮个——在墓地的小径上踽踽而行，回到他的妻子和孩子的身边去。
豺狼的日子结束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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